一
那男孩七岁半，已懂得羞耻，走向那个男子，叫他：“爹地。”
孩子的母亲叫阿玲，一米六，纤瘦，长眼，吊梢眉，一笑眼角有几道清浅的皱纹。她像看不见那男人—跑步归来，坐在马路沿上喘息—而只顾跟我聊天。
阿玲搬到这个小区已有六年，房子是租的，每月租金一千块。
“钱都压在股票上啦，再说，还不一定在这边常住呢！”我骇然，心里盘算：是要迁到香港？她兀自笑说：“我对门的，在惠州买房啦，火车站旁，两套打通，有两百平哦。”然而，她也不打算去那里买房。自然“钱都压在股票上”。
她穿着深绿色t恤，中裤，脚上夹着十字拖，浑身披挂，应该不超过两百元。此前在停车站，看到她儿子和我儿子穿着同样的校服，我们便谈了几句关于学校的话题。她儿子每天都回来吃午饭：显然，她并不出门做事。
最初，她的身旁从未出现过任何男人。我猜测她离过婚—已有了儿子；但总要谈恋爱吧—还那么年轻。大概三个月后，第一次见到她的男人，令我惊骇。我骑着自行车进了大门，看到她下了公交车，便想过去打招呼。然而，我终于还是没有停，一拐车把，从侧面闪开。她身后走着个男人，一米八左右，头发稀疏，右肩挎着布包，里面冒出把绿油油的芹菜。她和他虽然没有并肩走，但却像被根无形的绳子牵着，总保持某种恒定的、不远不近的距离。她三十出头，而那个男人的面孔上，已有三四个杏仁大的斑点，像手指蘸上墨，按了上去。
接下来的一周，那男人每天从我窗下跑过，肚腩微挺，大手熊掌般此起彼伏地甩动着。傍晚，他坐在阳台的躺椅上小憩，看男孩拿来的作业，深夜拉起窗帘，关上灯。他的全部活动，都像丈夫或父亲。
那孩子总是背着米老鼠图案的书包。有时，我会冲着这个背影喊我儿子的名字。他们几乎一模一样：统一的蓝白校服，红领巾，蓝绳校牌，小平头，边走边玩的神情。男子跑步累了，坐在马路沿上歇息。孩子穿过花园的石板路，慢腾腾蹭过去，用小胳膊去撞男人汗津津的粗胳膊，轻声蹦出那个词：“爹地。”
孩子的母亲像没听见，继续和我聊天。
我的脸腾地一下红了起来。
我的目光停留在男人身上，他仰着脑袋，暗黑的脸庞泛着光，小腿上肌肉紧绷，稀疏的头发是漂染过的，顶部能看到头皮。这男人身上带着某种陌生的气息，是我此前在北方从未直接面对的。小镇里的人告诉我，他们能一眼认出人群中的香港人。他们比我更熟悉这种气息。而女人原本是张娃娃脸，但两颊的肌肉却已深陷下去，颧骨嶙峋耸起，长眼陷落，像两条峡谷，一头长发，随便一抓。这样一张脸，若再过十年二十年，不知会发生什么变化。
我儿子放学回来了，放下书包，即刻下楼，和阿玲的儿子玩起拍篮球。两个毛茸茸的小平头，随着球奔跑着，一径追到楼后去。
我将如何向孩子解释对面的阿姨，她的“老公”，她的“家”？而阿玲自己，又将如何面对已开始提问的男孩？那孩子的眼神里，总有股胆怯，像从瞳孔背后的某个地方射出。我儿子也会害羞，也会因忸怩而显得慌手慌脚，更多的时候，他会选择大喊“爸爸妈妈”来解决问题。
阿玲说她从未去过香港。
她买了张香港地图，用手指触摸，浏览着那个纸上城市。她似乎已看到拥挤的街市，喧嚣的车水马龙，某一处的拐角，剧院，餐厅，然后是海洋公园。她答应过儿子，带他去海洋公园；而她的“男人”，就住在海洋公园附近。所以，对阿玲来说，海洋公园甚至比整个香港还大，墙壁闪闪发光，池水闪闪发光，地板闪闪发光。
当她这样描述时，我惊讶：“你可以参加旅行团啊！”
并非她不能去，而是她不想去。好像离她越近的东西，她越要回避。
因为有了这个闪闪发光的海洋公园，她看小镇的一切都不顺眼，无论是茅草簇拥的弯曲街道，还是哄抢便宜货的市民，又或没礼貌的打工仔，都让她感觉不舒服。所以她并不打算在这里买房，而一会儿想去香港，一会儿想去周边城市。在她的灵魂深处，一直在期待意外的发生。她总是睁着一双大眼睛，观看着此时此刻，并把希望寄托在明天。
阿玲不大喜欢提她幼年的遭际，因而我只能从她常说的话题里寻得一点线索。
她的家在广东东部蕉岭县的一个小村，窄小的田地，脏污的农院，寒酸的收入，阿玲在那里有什么可干的？她对那里一天到晚的枯燥生活了如指掌。我去过那个县城，主街道有子弹射程那么长，两边是店铺，拥挤着汽车修理、摩托车修理店，到了路的拐弯处，零星的小店便都收了形迹。走在街上，像坐着时光机，陡然回到了20世纪50—60年代。我们找到家饭馆，但饭馆却因生意萧条而歇业。在昏暗中穿过县城，前方陡然开朗，一派灯火通明，像刚从梦里闯出来。
在阿玲的词汇系统里，制鞋厂相当于地狱。她嘻嘻一笑，说村里的女孩初中毕业，考不上高中，便相约来东莞打工。知识对她们来说是个封闭的园地，但她们却要放大胆子去闯世界，做着平步登天的美梦。于是，她们携带着尚未充分发育的身体、小动物般机敏的眼神，来到东莞。
阿玲坐在满是新鞋子和机油混合的味道里，面对正在噼啪作响的机器，拿起鞋面，用可以调整的小夹子夹住，然后推动机器旁边的一根小钢柄。机器发出尖锐的喀喇声，冲下几片圆形的皮，鞋面上就留下将来穿鞋带的洞眼。这活儿看起来轻松，但必须保持平均的速度。这种速度的设定是严苛的：工人根本没时间四周张望，必须集中精力工作，才能不让鞋面堆积起来。
开始只是脖子和肩膀酸痛。后来，两腿发酸，坐不住，阿玲便转动脖颈，歇息片刻。虽然不饿，但浑身发虚，看周围世界，愈发粗糙不堪，像个囚牢，将人幽禁住。到中午时，手腕发疼，整个掌心、手指都疼，到后来，肌肉的疼渐趋麻痹，她总想要呕吐。
一声铃响，所有的女工即刻离开凳子，奔下楼去。转动的拉线停了下来，整个车间陷入死寂。一走上阳光下的街道，血液立刻变得温暖，紧张的神经松弛下来。从快餐店的玻璃窗朝大街望去，熙熙攘攘的人群里，总有几个年轻姑娘，穿着时尚、举止大方，而阿玲身上的工衣是旧的，颜色已褪，松垮下垂。阿玲感觉，在她和那些姑娘之间，不仅仅隔着一道玻璃，更有一条鸿沟。
这街灯、餐厅、商厦、公园，这一切，阿玲也想拥有，可在制鞋厂的时间越长，她越明白，单靠自己，是无力摆脱这困境的，她必要攀附着一根绳，才能从枯井的底部，攀到井口。
她注定要遇到林生。
有个老乡当售楼小姐，说坐车去看房，可以免费旅行、吃午餐，于是，她便和一群人挤上中巴。她的身旁，坐着香港退休警察林生。午餐时，林生自然而然坐在她身旁，为她夹菜。两周后，林生打电话，问她是否买了房。她一时语塞，不知如何回答。林生话题一转，说想约她吃饭，谈谈买房的事，他住在香港，来一次不方便。
“香港”二字，像一盆冷雨，从半空倾泻而下，令阿玲浑身紧绷。她不得不努力思考她的未来：她不美丽，又穷，若继续当女工，找个男工结婚，哪怕生了孩子，租了房子，还得继续将打洞的活儿干下去。想到一辈子要被囚禁在车间，她心疼如割。
她要行动—立即行动起来—不能等年龄更大。
林生在香港是个穷人，年纪又大，把钱看得很重，已偏于吝啬。对世故的中年女人来说，林生未必是理想的恋人，但对阿玲这样的乡下女来说，需要的不仅仅是浪漫的约会，更是固定的零用钱。
自从跟了林生，陡然间，天地变宽，日子也好混了。一晃，九年过去了。林生自然不能夜夜回家。林生不在家，阿玲就放邓丽君的《何日君再来》，一遍又一遍。那歌曲原本轻柔妩媚，一遍遍重复后，却像把一群音符倒入大桶，下死劲搅拌，听着听着，渐渐凄凉揪心。
傍晚孩子快放学时，阿玲必定站在楼下等他。看到男孩背着书包回来，便一把搂住，紧紧地贴在身上。那一瞬间，她是真心爱这个孩子、这个每日都能陪伴她的男性。如果没有这孩子，她就是赤条条无牵挂的一个人。
有一天傍晚，门铃响了。我下楼，看到是阿玲。
除了两个小男孩上同一所小学外，我不知道我和她的生活会有什么交集。
她说她朋友的孩子想上公立小学，因无法出具结婚证，便被卡住了，想请我帮忙。她说起自己也没结婚证，可还是把孩子塞进了学校。她理直气壮：“他们问我要结婚证，我说，没有！问我要出生证，我说，有！”
她问我有无关系帮帮她的朋友。她认识的人调走了，见我摇头，不觉失望，又敷衍了几句闲话，便调转脚跟，讪讪离去。她来找我的理由是她在电视上看到了我。那是个访谈节目，我说了些和文学相关的话题。
传说中的二奶，过着鲜亮招摇的生活，又怎样用心机套住男人的心和身，而阿玲，一身皱衣，口无遮拦，住着租来的屋子，去早市买便宜菜，做一日三餐，又随和，又憨傻。
阿玲到底想要过怎样的生活？
像大多数农村出来的女孩，其实，她并没有太多可以选择的空间。
二
认识雯雯，是从她的狗开始的。
拐弯处，涌出四个毛茸茸的小球，叮叮当当。狗的背后，是个长腿女人，鼻梁挺直，圆领短衫下一截蜜黄脖颈，浑圆的乳，喊着“靠边靠边”；女人身后的男人，中等个儿，健壮，麻白鬓发，一双笑眯眯的眼，像夜猫的瞳孔，射着精光。我为这幅图景愣怔：那男人看女人的眼神和女人看小狗的，一模一样。
他爱她=她爱它！
这种爱的本质是相同的：施舍。
她可以施舍给它，按照人类的界定，她高级于它；而当他以同样的方式来对待她时，她的肉体并非不舒服，但某种更深刻的不安，却如飘荡在半空中的微风，总会吹拂而来。
雯雯出生于1984年，小脸，黑短发，眉毛绣过，格外浓黑，愈发衬托出脸颊白皙。三年前，二十五岁的雯雯在电子厂做文员，给从台湾来开厂的老黄倒了杯水后，便再也没有工作过。那一年，老黄五十五岁。
“我有背痛的毛病，经常痛得很厉害。我到电子厂工作才三个月，后背就开始痛。你知道，我的工作比起拉线上的女孩子算是轻松的。她们一天到晚都要坐在那里，而我的工作只是打字、做记录、记账，有时还可以起身走走，喝点水，休息休息。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背还是会痛，有时候是后背痛，有时候是脖子痛。”
雯雯在家乡初中毕业后，曾经到广州学了一年会计。这一年的经历，让她彻底看清了城乡差别的巨大。她决定通过打工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她先在深圳干了两年，然后来到东莞。
她对自己身体疼痛的理解充满矛盾，有时她觉得疼痛显然是繁重的工作所致，有时又会觉得是因为年纪太大，已没有精力每天埋头苦干十一个小时。但雯雯又不想返回家乡，于是陷入进退两难之境。
成为打工妹是悲剧起因之所在—雯雯绝望地发现，工厂的工作并不是改变生活的灵丹妙药，相反，在中国，结婚生子仍是农村女子的普遍归宿。有些女孩甚至为了逃离工厂劳动而结婚，重返农村后，在家里继续当牛做马。
雯雯做出了另一种选择。
雯雯的家是别墅，三层，装修是自己监工的，复古风格。
一进门，是皮沙发，棕色镶金边，厨房做了玻璃格挡。二楼将原来两个卧室的墙打掉，整个空间敞开，只放了张木沙发，拉开后是折叠床，若有客人来，可用帘子围成封闭空间。但平时都敞开着，窗下有张古筝，靠墙的一面，全是衣柜，柜门外皆嵌着镜子，像舞蹈室。三楼卧室的墙也被打掉，木扶手通向顶部阁楼，一溜白色窄柜，仿古电视柜，转角浴缸，圆头大床，床头柜上的相框里，是她和她母亲的照片。
这个屋子里，刻意隐匿了男人的踪迹。
雯雯知道她处于不公正的待遇中，即便她被这么多华美的东西所环绕—她并不是那种能堂堂正正站在男人身旁的女人！这是一种羞耻，一种侮辱。可她有什么办法？每当她这么想时，便会和台湾老黄闹，闹着闹着，眼泪就涌了出来。
现在，雯雯对我说起那两条狗时，眼圈一红，泪也涌了出来。
她说，我出去旅游时，交代保姆在家里开空调，给狗狗们看电视，没想到，早晨遛狗后保姆走了，到中午再来，惨剧发生了。它们是吃了有毒的东西。可它们平时很少在外面吃东西啊。点点的身体已经硬了，大卫还在挣扎，就送它去了医院，但没抢救过来。它们就埋在院子里。现在家里只剩下点点的爸爸圆圆和艾达。点点最聪明，以前我住公寓时，它会按电梯，知道家住第几层；我和我男朋友吵架后哭了，它就来舔我的眼泪……
“男朋友”这三个字，如火星，落在我的颊上，灼得我生疼。
雯雯说，点点每天早晨起床后，先到我的床头边，看我是否睁眼，然后让我带它去玩。点点不能容忍我出门超过四小时。有一天我出去玩，一整天没回来，它便在我的床上撒了一泡尿，气我为什么还不回来。我除了睡觉，一天中的全部时间，都和狗在一起，我对它们用情太深了，现在我知道这不行，我要多出去走走，否则，我会病，我会疯……
别墅、汽车、衬衫、长裙、桌子、沙发……每一样，都闪着光。这些东西，人人都喜欢。但是，雯雯喜欢的程度，要远远超过常人。每一件单独的东西，对她都有切实的吸引力，没有一件东西，是她不想要的：蕾丝花边、缎带、金鱼、发梳、坤包，一切都牵动着她的欲望，让她非要把它们买下来不可。男人们可能不知道，即便是最迟钝的女人，对别人的穿戴打扮也特别敏感，年轻的女子尤其如此。女人可能不会去听鸟叫、看荷花盛开，但是，在目睹花团锦簇的被单时，她总会伸出手去摸一摸。
雯雯根据一般女性的眼光，用衣服来划分界限：穿着高档的人，有地位，有道德，有声望；车间里穿工装、头发脏污的人，是丑陋的、粗俗的，他们胁肩谄笑，见了老板腰一直哈着，姿势又像鞠躬，又像邀请。而台湾老黄，不仅被挺括西裤、干净衬衫包裹，还有他作为成功人士的那种气概。他靠坚韧、勤勉起家，通过多年努力，到了现在的位置，行为处事精明而机敏，而台湾人特有的礼貌，亦令他显得风度翩翩。
她跟了他。但是爱情，并没有在她内心燃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