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早起，在莞城的街道边等公交车。
道路上疾驰而过的除了小轿车、中巴车，依旧能看到摩托车（东莞实施禁摩）。后座上架着两个竹筐，裸出内里的香蕉，闪过金黄。这个城市正处于农业与工业的交锋状态，各种具有鲜明反差特征的事物、摄人心魄的景象及令人迷惑的产品，在某些地方尽收眼底，而在另一些地方，又戛然而止。
闪过辆k5，车窗内塞满面孔，但我依旧挤了上去。从可园北站到东莞总站，要路过万江桥、江滨花园、华南摩尔。我对面站着的男人，三十岁上下，黑瘦如猿，头发黏成片，下巴铁青，脚下堆着的塑料袋中是被褥，水桶里有拖鞋和衣架，身旁是拉杆箱。那是他的全部家当：他正从一个厂向另一个厂搬家。车身一路向前、向前，窗外的景象总是纷乱混杂。劈面看到大幅广告：“治不孕，到岭南。”而这类广告，又总和“无痛人流”相连，强烈地预示着这里因大规模人口迁移，衍生出众多与生殖相关的问题。
重复出现农民房：一幢挨一幢，这些房子很不规则，有的底部伶仃，顶部变大，有的只是扁扁一页，有的盖了三层，上面裸着红砖，一派即刻就要加盖的模样。有栋楼的黄漆已脱落，拱形阳台上能看到残存的字迹：宏源玻璃。在它侧旁的楼上，扯着横幅：“海迅电子厂大量招收男女作业员、qc”。面对这些场景，用完美和不完美来批判是无效的，它们本身没有美和丑，它们只是平衡着自身，出现在注定的瞬间。
东莞总站。高音喇叭里不断重复防盗、防骗的安全术：不要和陌生人讲话，不要跟陌生人走，不要……不要……靠栏杆站着一位中年妇女，高个儿，长裤，花衫，卷发，面色凝重，孤零零一人，正以冷眼打量行人，像即刻就要走来搭讪，说服你跟她走。这种人在车站是扎眼的，所有的人都在移动，而她却不动，如河流中的顽石。她让我莫名恐惧—简直，就像喇叭里反复告诫要防范的那种人！
我逃开她，朝内里走去，迎面看到位妇女，矮个儿，粗腰，黑脸，站在一排大巴车的车头大喊：“厚街、虎门，厚街、虎门……”喊得声嘶力竭。事实上，每辆车的车头，都有汉字，写着起点和终点，何以还要如此嘶喊？我是在音像带盒厂打工后，才惊讶地知道：很多人是文盲。她现在对象喊话，特别指向那些不识字，刚到达东莞一头雾水的人群。
我面前有三个男生，皆十八九岁，长发染黄，黑夹克，牛仔裤，白色运动鞋，背着黑色双肩包。这群来自乡村的男孩，审美趋向如此一致，根本不懂撞衫的尴尬，兴冲冲攒成一堆，形成某种古怪的张力。上车时，一个男生伸出手指，指甲长而发黄，他用力将硬币丢进箱子，令其发出格外响亮的叮咚声。
公交车朝厚街奔去。窗外重复出现农民房、“江南世家”、南城富民步行街、沐足城、比亚迪汽车、保时捷专卖店、“骏马山庄”……昭示出离莞城越来越远的细节是，不再有专卖店出现，而只是农民房。招牌也不再具有多样性，而只集中于工业产品：木业、机械、叉车、电缆、丝印器材、制鞋设备、鞋机、保护膜、家纺、家具、渔具、防爆膜……广告牌或横或竖，或红或白或黑，令词语拥挤，形成语言丛林。
在新疆，从哈密至吐鲁番的公路上，戈壁边会突然挺立出个土屋，屋顶上丢着些杂乱的轮胎，靠墙的一角，立起个木杆，上面叉起个软塌塌的轮胎，在半空中形成个不规则的椭圆。那土坯屋孤零零，裸着泥土的原色。屋子是修理店，确凿无疑，但却没有任何招牌、任何字，只有那被高高举起的轮胎，显现着西部的荒凉与孤绝。那场景就发生在当下，只不过，偏移了些经纬度。
厚街啊厚街。当农田消失，工厂林立，创业者、打工者一起涌入这里，他们将会过上怎样的一种生活？作为东莞几个标志性的镇区，厚街的名声不可谓不响。据说，站在厚街的某条街上，原地转圈，便能看到连续几个五星级酒店；据说，某五星级酒店的董事长掏出身份证，还是—本地农民！厚街传奇，似乎是东莞、珠三角或南方传奇的浓缩版。
比起东莞的其他镇区，厚街显得更繁华，即便如此，也常能在街道上看到大红横幅：“长期招女工。”
还有那些被强行塞入眼帘的各类广告—
世界鞋业总部基地
全亚洲最大的希尔顿酒店
世界鞋业看亚洲亚洲鞋业看东莞
某个拐角，呈现出建筑学上的混杂：农民房、厂房、别墅（上下三层、椭圆形阳台、白色圆柱、顶部瓦片呈淡紫色）、商厦、电梯房、普通居民楼，它们一同出现，各得其所。我想起在乌鲁木齐的某个地段，能同时看到清真寺、教堂和寺庙。
厚街的人口比例：九万本地人，六十万外地人。据说，大清早走在街上的人，大多是外地人，本地人要么在睡觉，要么在小车里，最差，也在开摩托车。说话间，有个中年男子骑着自行车，汗衫短裤拖鞋，晃悠悠横穿马路。我拿不准他是哪里人，请朋友鉴定。他眯起眼，即刻判断：“本地人。”我说：“怎么看着像打工仔？”他摇头：“哪有这么悠闲的打工仔！”
在厚街，我是失语的，我的判断系统全部失灵。而在新疆，我知道圆眼的女孩多是维吾尔族，而细长眼的，有可能是哈萨克族和蒙古族女孩。哈萨克族女孩更腼腆，通常有些红脸蛋，而蒙古女孩更野气，汉语说得更标准。可那最活泼的，当属维吾尔族姑娘，爱笑，眼里燃着两团火。
到达河田村河田大道皮料一条街。据说这条街可采到皮鞋所用的全部配料，这里的配料被运往世界各地。最早的厂是当地农民办的，现在，已有近五十家外资、民营企业，主营电脑机箱、鞋材、家私。街边小店挂着各类门牌，多以皮革为主，其余有辅料、鞋材、皮塑、超纤、五金。某店专门标注：专业生产销售27英寸10—100短码皮革；另一皮料店玻璃门上贴着一排字，花花绿绿，颜色不同：短信编辑/“花皮”/到12114/可查询我公司/相关信息。窄街上拥挤着小面包、摩托车、三轮车、粤l小型箱式货车；空气浑浊膻腥，是胶布、塑料、机油、木板、超能胶等物质的混合体。
据说，厚街家具业源于莞草，当地人习惯用这种植物编织出各类物品。到20世纪90年代初，这里已出现家具小作坊，随后，开办了家具展览会，及至“亚洲最大”。
家具大道：各类家具、饰品、纺织品集中于此。楼房内，大理石地板闪光，玻璃门明亮，顾客稀疏。各种摆设呈蜂窝状：各类地球仪，1500元—2000元；玉石电话，款式一样，黄、绿、白；地毯、椅子、枕头、欧美家具。各类钟表挂在墙上，或圆或方。金色格外受欢迎：金色钟表、金边茶碗、金马、金色吊灯、金色大船，一人高的白瓶内插着花，花蕊是金色的。
假花—巨大的假花！我惊讶地发现，有整整一层楼，全都在展示假花。各种各样，高大、妖冶、奇幻，让人的个头突然矮下去，变成小人国的居民。这个庞杂的假花世界，是此前我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未曾见过的。据说，国外很多花艺的品牌，在这里都设有经销点。
家具城四周环绕着经营布业、床褥、五金、机械、木工、沙发材料、砂纸、砂带、气动钉、防火板、万能胶、理化板的商店。这里和皮料一条街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原材料+加工+研发+出售。真正的一条龙。所有上、中、下游及侧旁产品，在此都能找到。
任何一个经济学家，即便他游历广泛，精于以发展和变化的眼光考虑问题，面对厚街景象，他也会感觉到若有所失，为他所掌握的原理，与鲜活现实的不配套。现实总是自顾自地溢出理论的外壳，形成火热的生存场。在这里，每天都有新涌入的人口，每日都有不为人所知的事发生，而某种新主张，已在混乱和喧嚣中生成。
二
这家五星级酒店赫然挺立街旁，对面是片农田，团团新绿勾勒出一幅田园牧歌的景象。地埂将田地分割成块，埂边长着芭蕉，叶边焦黄，土路弯曲，农妇戴着斗笠，小孩在泥土中玩耍。
进入酒店大堂，眼前是与刚刚的农田截然不同的景象。顶部坠下水晶灯，如发光的巨大蜗牛，螺旋而下，廊柱上镶嵌着金色横纹，前台宽大，弧线华美，玉石台阶，每一个阶梯，都像膨胀的琴键。在这里，每一个物体，都被空调、灯光、气味牢牢统摄，成为某个巨大整体的零部件，而不再单独属于它们自己。金色，又是金色，从顶部、走廊侧面、琉璃饰品上射出，像魔术，像杂技，让每一束光都发挥到极致，形成角度不同的水晶世界。金色之光将大堂照耀得幽雅华美，那些穿白衬衫、黑短裙、肉色丝袜的服务员，树叶般一模一样：微笑、鞠躬、你好。
让两种对比强烈的情景汇聚一体，这种厚街特点，也许就是当代中国高速发展的缩影。也许，那个传说中的农民，就是这座酒店的老板，他早年当过泥瓦匠，在工地上学了点手艺，乘着改革的东风，开了厂，挣了钱，投资起这酒店。
我居然滞留在这家酒店，甚至来到了七楼。
一出电梯，我便被一片雪白包围：墙壁雪白、门框雪白、灯光雪白。这里安静得怪异，没有半点声息，脚步的回声被地毯吸纳，空气中有股淡香。没有人，除了引领我的服务员，没有任何一个别的人出现，我路过的每一扇门都紧紧关闭，听不到任何响动。她推开一间门，打开灯：液晶电视、衣架、茶几、三张窄床、雪白床单。我选择了中间那张，脱了鞋，半仰着坐上去。她说完技师马上就来后，将门轻掩，退去。
这个房间只剩下我一个人。这里的鸦雀无声让我惊诧。我是从六楼的ktv包厢逃上来的。那里与这里正好相反：幽暗、喧嚣、鼎沸、焦躁、杂乱、猛暴。每一个人都唱得气喘吁吁，像身上有个防护罩，他只在自己的情境里，和别人绝缘，他只需要自顾自握着麦克风，盯着屏幕，字幕一出，立刻将调门拉高到半空，看不到任何旁人。
原本说好了几个人一起唱歌，突然间，包厢的门被推开，先是一个穿套装的中年女出现，接着，七八个吊带裙鱼贯而入，士兵般在电视前站成一排，高高低低，胖胖瘦瘦，画着浓妆，盘着头，挂着笑。
气氛陡然间尴尬起来，某种窒息的压抑，让我感觉不自在，面皮火辣辣的。我知道我的难受只属于我一个人，和她们，和这屋里的所有男人，都无关。无论我怎样说服自己，都感觉无法继续坐下去，于是逃到楼上去沐足。
及至躺到这张雪白的床上时，心跳依旧猛烈。
三
16号到。
她提着箱子进来时，和这层楼的气息很配：一袭中式白衣白裤，立领上缀着圈窄窄的黄色绣花绸，胸是小巧的，紧紧地收缩在绸衣中，银盘大脸，淡妆，厚唇，一米六五，肤白，发黑。见惯了满街的黄发，这头黑发浓密而闪着自然光泽，实属难得。听到我赞扬，她羞涩地一低头，再抬起眼皮时，露出一口糯米牙：“我没烫过头。”
一个从没烫过头发的女孩？
这样的少女，像沙漠中的一块绿洲。
她娴熟地开始一整套程序：先让我泡脚，再捏颈、背。手指深入浅出，既不散落游移，也不艰涩生硬，一切都恰如其分。她虽在工作，却持有一种定力，不急不慌、清凉娴静。而她才二十一岁。1991年出生。那一年，我还在读大学。她说话的语气斯斯文文，普通话还算标准，听不出是哪里人，但她温婉的气质，令我本能地感觉她不是北方人。果然，她是广东清远人。当问及她的名字时，她莞尔一笑，摇头：“我不希望别人叫我的名字，我的名字没人知道。我在电子厂做工时的名字，就不是本名。”
她……在电子厂做过工？
可她盈盈纤纤，像刚从学校毕业。她认真点头：“做了两年！”
我在电子厂的拉线上做工时，知道女工们更喜欢别人叫她们的名字，而非工号。她何以如此不同？她说她家里有父母和弟弟，父母才四十岁出头，母亲在乡下种田守家，父亲在厚街一个屠宰场卖肉，住集体宿舍，弟弟在广州当司机，拉货。原本是一户普通的农家，现在一家四口分别住在四处不同的地方。十六岁初中毕业后，她没考上高中，便拿着老乡的身份证，应聘到电子厂当普工。
这个决定并未遭到父母反对。靠种田，收入只能勉强果腹，而父亲已经成为家里第一个出门打工的人。在她之后，弟弟初中毕业也离开了家。这种情形，在他们那个村，属于普遍现象。侍弄了土地千年的农人，时至今日，若想要过得好些，便不得不离开土地，进城打工。
从2000年到2010年，由于国外农产品大量流入中国市场，超过一亿三千万的农村劳动力，被挤出农业领域。这些农村人口向城市大规模移动，试图改善自己的生活，然而城市并没有感谢他们，反而将他们视为“盲流”。即便这样，来自生存本能的挣扎，依旧让大量农民选择了进城。
16号是幸运的。她进的那个厂有一千多员工，规模大，制度完善。普工的底薪是一千三百元，平时加班一小时九元，周末加班一小时十二元（有些小厂的底薪是一千一百元，平时加班一小时七元，周末加班一小时九元）。宿舍有八张床，住四五个人，配备了空调和洗衣机，卫生间可冲凉。若员工在外住宿，工厂一月补助五十元。宿舍里还设有专门的“夫妻房”。
言语中，她似乎很同情老板。她说老板很希望能留住员工，经常让员工写书面意见书，汇总起来，再调整规章制度；也常到饭堂或宿舍视察，尽量满足员工的要求。然而，对年轻女孩来说，能在一个厂干满一年，已是稀罕事，她们喜欢跳槽到别处，以期获得更多机会，故而电子厂的招工条件一降再降：欢迎二十岁的年轻女子，若三四十岁，也好；即便五十岁，若愿意来，也可当包装工或清洁工。
显然，“90后”的打工环境，已和他们的父辈（“60后”、“70后”）完全不同。16号的父亲总是诉苦，说自己在屠宰场的工作多么难找，为保住这个工作，他如何起早贪黑，生怕被炒鱿鱼。但16号却没有这种心理负担：她年轻，浑身是气力，视力佳，性格沉静，在拉线上总因心灵手巧而获得表扬，每月都能多拿五十元奖励。
从16号的描述中可以听出，除了抱怨厂里饭菜有些难吃外，她似乎很喜欢那个地方。和上学没太大差别，晚上加班，就像上晚自习。这是另一种形式的集体生活，年轻的女孩子无需做出太多判断，只顺着大流朝前走即可。16号在适应厂规的同时，慢慢适应了城市的节奏。周日邀约姐妹们去逛街，则是最开心的时刻。在商场里，细细看那些鞋子、服装、帽子、手袋、化妆品，总像获得了某种许诺：只要认真工作，总有一天，这些东西也将属于自己。逛街后，无论去快餐店、甜品店还是咖啡馆消费，皆aa制。结束一天的购物后，女孩子们会迫不及待地穿上新t恤衫、牛仔裤，到各个宿舍展示一番，掀起阵阵笑浪。渐渐地，大家知道了撞衫，知道了某个品牌最近很潮，而某种款式，已不像以前那么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