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踏上赴黑龙江的火车时，申雨荷在皮箱里塞进新买的绒线帽、厚毛衣、羽绒服、棉手套、羊毛袜……她认为自己已将寒冷想象得十分具体，然而，当她从鸡西外国语学院的澡堂出来，路过操场，一捋头发，发现发梢上结着冰碴儿，不觉愣怔。
这是2012年11月27日。这一天，她十九岁。
身高一米七，肤白，两腿瘦长，长发披肩，五官小巧，虽然不是大美女，却也青春时尚。
这年8月，从广州火车站出发，雨荷渐渐将东莞，将电子厂，将办公室，皆放置脑后，朝中国最寒冷的地方进发。潮腥的海风吹起她的刘海，令她做了个深呼吸。她知道，她一定会再次返回这岭南，这香蕉园，这密密麻麻的厂房……当她成为另一个自己，她要真正回观这个辉煌之地。
二
雨荷的故事，是这样开始的。
2010年9月1日，这个学校开学的日子，高中毕业生申雨荷背着塞满腊肉的双肩包，随着火车的轰隆声，朝父母打工的岭南驶来。
和爷爷奶奶告别时，这个孙女并不感伤，相反，有种投奔新生活的亢奋。她和父母的关系，谈不上亲昵，也谈不上怨憎，算是和平相处，相安无事。但是，如果遇到和父母有冲突的情况，她会下意识地选择撒谎，懒得详细解释。说到底，她和那些在父母身边长大的孩子，还是不同。
她的父母在她两岁时南下打工，每年春节回老家团聚一个月，平时，皆靠电话联系。高一时，女生搬到寄宿制学校，看到同学们的父母在宿舍帮忙搬行李，而独独自己落了单，对父母的怨恨之情，油然而生。这时，再听到爷爷奶奶抱怨自己不听话、常去网吧，父母大吼“狠狠打”，愈发反感。
“既然我做得再好你们也看不到，不如，就做得不好。”
雨荷开始逃课，去网吧、看电影、滑旱冰、逛公园……只不过，这些活动都是和女友一起进行的。她还不敢放纵自己去交男朋友。父亲曾发出严厉警告：“小心我打断你的腿。”
高三毕业，雨荷甚至没有参加高考。“考也考不上。即便考上了，出来还要自己找工作，不如现在就出去……”雨荷早就想“出去”—因为父母已“出去”多年。而在家乡，像她这样的学生，既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也没有本钱和经验去创业。考完试，她收拾好行李，便踏上南下的火车。
十七岁的申雨荷，是中国贫民阶层的典型少女—她并不喜欢书本—那些印刻在纸张上的知识，对她而言那是个封闭王国，但她却很懂向生活本身学习。她虽然一无所有，却又无所不有；虽然混沌懵懂，却又坚定笃信。当火车经过一站又一站，传说中的大城市就要出现在眼前开始和自己有关系时，这一段旅程，在女孩心里，变得非同凡响。
雨荷的旅途在广州终结。走下火车，环顾四周，女孩惊诧地发现，这些长途旅行的人，大多是年轻人，独自拎着包，迫不及待地朝前冲。而她，是幸运的：有人专门来接她。
做父亲的四十出头，大块头，大嗓门，红脸膛，直性子，额头攒聚着深浅皱纹。由于长期从事体力劳动，像一幅油画，模样是原来的，但颜色逐渐衰败，丧失了鲜活。他朝她微笑，喊她的名字，接过双肩包，拽过拉杆箱，领着女儿，朝公交车站走去。那里每过十分钟，就有一趟发往东莞的车。
进入车厢，一股汗腥、脚气与潮热混杂的臭味扑面而来，熏得女孩不得不用手捂住鼻孔。在以后的东莞生活中，这股特殊的味道，一直没有发生改变。去往任何一个镇的任何一辆公交车，那味道都一模一样，无法控制，无法根除，像条湿漉漉的蛇，爬行在鼻尖下。
车窗外闪出各种招牌：车床、塑胶、模具、油漆、玩具、手袋、成衣。一间间毫无特色的楼房，阳台上晾晒着衣服，密密麻麻；一片杂草丛生处，挺立出一幢金碧辉煌的酒店；高速公路之下，是一片片稻田、鱼池、养鸭场。公交车慢慢靠近樟木头镇区，在工业园路口，戛然停止。
对雨荷来说，似乎不是在清点门面，而是在参观一条蜿蜒流淌的工业之河。她恍惚、晕眩、亢奋……从此之后，她将楔入这个城市的深处，再也不拔出来。
东莞宛如搅拌机，埋葬和粉碎无数乡村女孩进城的梦想；又似孵蛋器，催生另一群脱颖而出的新女性。在这里，每一个人的奋斗史，都应和着中国工业化时代惊心动魄的一幕幕。从拉线到酒店，从办公桌到出租屋，东莞，已成为世界上最残酷同时又最现实的地方之一。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东莞的经济增长率，每年都超过15%—这个特殊之地，已成为“世界工厂”的主要车间，牵一发，动全身。
雨荷的父亲在厚街镇珠宝厂做定型技工，月收入四千元；母亲在樟木头镇纸箱厂当普工，月收入两千五。父亲虽老相，但还健壮；而母亲，因长期受精神和物质上的匮乏逼迫，已熬成人干，精瘦枯槁，让女儿看着骇然。好在没有病……好在，终于盼到一家人团圆……母亲的脸上，像木板刷了层清漆，微微放光。
为了迎接女儿的到来，母亲在工厂旁的贫民区里租了套一室一厅的屋子，月租三百元。楼道铺着粗糙瓷砖，昏暗狭窄，屋内设施简单：卧室里一张双人床，窄门衣柜，木凳上放着台电风扇；阳台连着个水池，三种不同颜色的塑料刷牙缸；客厅里拉起一道布帘，在原本摆沙发的地方，塞进了张单人床。
这个温暖的小集体，在珠三角吃的第一顿晚餐是：大米饭、红烧鸡腿、白灼虾、水煮肉片、清炒生菜、蛋花汤。
三
当雨荷在电子厂的女生宿舍公布这个菜谱时，引来唏嘘一片。
除了周六、周日不加班雨荷返回出租屋和父母团聚外，平时在宿舍里，她睡我的上铺。我们都住在女生宿舍。我在这家电子厂打工已三个多月，干的是拉线上的普工，而雨荷进厂后，只干了两个月普工，就被提升为qc。
和第一代打工者完全不同，雨荷的求职经历毫不曲折。同时，这种周末全家聚餐的生活，在珠三角堪称奇迹。她甚至和父母达成协议，每月留下一千元零花钱。
一千元！
身为第一代打工者的父母，反复向女儿诉说当年求职如何艰难。如何在人才市场排队、占位、递简历，未能获得聘用后，在立交桥下的涵洞里凑合一夜，吃一个饼抵挡一天。为保住得来不易的工作，无论多么苛刻的条件，都咬牙忍受；无论多么不堪的嘲讽，都忍辱负重。然而，到底不是自己亲历，再怎么描述，对雨荷来说，也不过是“以前的事”。
雨荷不喜欢父亲所在的珠宝厂（她曾在那里打过暑期工），觉得那里人少，不好玩，而且，“没有更多上升空间”。母亲所在的纸箱厂，她去了一次，总结出一个字：“臭”。她不让父母帮忙（他们也帮不了什么忙），自己出门找工作。看到这家日资电子厂拉着横幅在招女工，便到门卫室，递上身份证。
然而，母亲劝她不要去：这个厂有两千人，虽然发薪准，但制度严格，稍有不慎，便会被罚款。可女儿却下定决心，要进就进大厂，即便从普工干起，机会也比别处多。
“你可以通过女工受雇的年龄，来判断这个厂的工作环境和待遇如何。”
雨荷告诉我，如果那些二十几岁的女孩—打工族的精英分子，大量汇聚在某个厂，就说明这个厂不错。
第二天上午八点来报到，填写简介后，雨荷被面试者问询：会不会二十六个英文字母？又给出一排简单的英文单词，问是什么意思；再拿出各种不同颜色的卡片，让她辨认。诸事毕，她去医院：验血，做视力检查、心电图（共花费一百一十五元）。第三天上午，先去医院拿检查单，下午重返电子厂，被分配至拉线当普工。
女孩如此之快就获得了工作机会，意味着这样一个事实：年轻女孩更受企业欢迎。在东莞的工厂里，70%的工人是女性。她们同时还分布在文员、人力资源部职员、售货员、推销员、保姆等各个职位。在老板眼中，年轻女性既勤劳，又聪明，而且比男性更易管理。
雨荷进厂后第一件不能适应的事，是被本地人称作农民工。
下班后，来不及换下工装，我们便冲进食堂吃饭，挤出时间去逛厂外便利店。几个主妇从市场走出，手里拎着菜兜与我们擦肩而过，雨荷愣住，迈不开步。
她们用白话嘲讽我们：“农民工。”
在父亲上班的厂做暑期工时，这个聪明的女孩跟着一群茂名人，囫囵吞枣地学习过白话。
和父母不同，雨荷直接从学校入厂，根本没有务农经验。她接受了相对完整的初级教育（父母只上到小学三年级），会上网，能识别耐克、阿迪达斯、奥迪、lv，对城市生活并不陌生。如果雨荷父母的梦想是打工攒钱、回乡盖房，那么这个“90后”女孩，从踏上火车的那一刻，便不再打算回老家。
现在，即便女工雨荷还是农村户口，还被称作“农民工”，还无法享受城市人的福利，然而，一旦她离开家，进入东莞工厂，她便投身中国产业工人这个群体，成为经济建设的主力军。而现在她被陌生的本地女人呼为“农民工”，使她心里的气微微一震。
我们的宿舍有四张高低床，空间局促，没有插座（害怕员工用电饭锅做饭），阳台上是卫生间，没有灯（为省电）。食堂的饭菜一成不变，总是米饭、肉丝炒某个青菜、某个全素青菜、淡而无味的汤。为鼓励员工加班，每逢周一、三、五，厂里加餐吃鸡翅和牛奶。
起初，在雨荷看来，工厂和学校没太大差别，加班就像去上晚自习。然而即便是这么年轻的躯体，每天连续上班八小时，再加班三小时，也会累得要崩溃。那种机械的工作，常会伴随强烈的饥饿感。即便中午在饭堂吃了两大碗，只要一拿起产品，就会听到肚子里咕噜噜叫唤。
置身于有毒空气、强噪音、巨大压力中的重复劳作，让我们对车间充满反感。
环顾四周，女工们大多衣冠不整，油垢满面。大多数人脚上穿着塑料拖鞋，有的将袖子卷起来，露着臂膀，有的将领口敞开。因为总是不能大声聊天，女工们对说话有股奇怪的热情。一旦下班，便开始说脏话俚语，肆无忌惮地大笑。
普工雨荷渐渐知道了工厂帝国的阶级之分，认清了自己处在最底层。她年轻，总会分到最脏最累的活儿，还不能表现出丝毫不满。表面上，她勤勉工作，可一下班，她便开始盘算—怎么才能离开这个岗位？这个想法，她从没和父母交流过。她父母来莞十八年，居然还操着一口浓郁地道的四川话。他们没有什么朋友，周末能边看电视边吃饭，已是最大的享受。
我预感到雨荷在这个脏污之地干不长久，可没想到，幸运女神那么快就光顾了她。
有个女孩跳槽，空出了个qc的职位。
雨荷已经上岗了，还不知道这字母组合的意思。很快，她在网上查了出来：这是英文单词“质量”和“检查”的第一个字母的组合。她的工作，就是检查电器连接线的方向、位置、多少，把不良品放进红箱，大货在高台上站着查，小货在低台上坐着查。仅一天，女工雨荷便已全面掌握这项技能。
这个工作显然好得多，底薪和加班费加起来，有两千五百多，而啤工工资的上限，也就一千八百元。雨荷很想介绍我也去干这个活儿，然而我知道，我永远都不可能成为qc。
这个车间的qc有十二个人，年龄全都集中在十七至二十一岁。
雨荷的幸运不在其他，只在她的年龄。
渐渐地，工作的严酷性显现了出来。一整天在车间，人像被囚禁在牢笼中的野兽。每过两个小时，雨荷必定要去上一趟厕所，不为解决生理问题，而是凝立窗口，眺望那亚热带山坡黑绿的树林。
很快，雨荷就明白了，qc这个活儿，真不好干。在晦暗不明的车间里，要从事精致细微的检查，并且习以为常，是件可怕的事。她发现自己逐渐视力模糊、头晕、恶心，不觉陡然一惊：在车间，女工们不断制造着产品，检查着产品，而她们自己本身，也是一个产品。
发薪日是每个月最快乐、也最糟糕的一天。工作了那么久，又那么卖力，女工们发现自己因为迟到、请假、不良品太多而被扣了很多钱。这一天，很多人会挤到邮局，排起长队，赶着把钱寄回老家；或者冲进商场，买唇膏、手袋、高跟鞋；或者一咬牙，干脆买款新式手机。
但雨荷却说：“钱对我没有太大吸引力。”
从车间回到宿舍，雨荷二十分钟就搞掂冲凉和洗衣，爬上高床后，放下蚊帐，戴上耳机，听李孝利的《十分钟》。她不喜欢逛商场乱花钱，睡懒觉、玩手机游戏、绣十字绣、不断打电话……不、不，这些她通通不喜欢。
她报名去学跳街舞。
在集体生活中，女工很容易失去自我，到处都是受教育程度不高、家境贫穷的人，你必须要相信自己更出众，否则，便会很快被湮没成为百万分之一。
在车间，任何人只要看一眼雨荷的工装，便能判断她是做什么的。然而，一旦脱下工装，开始舞蹈，一股暗火便在女孩心里燃烧。她隐隐约约意识到，这个城市为女人提供的一切，将会让她更出色，总有一天，她会变得更美貌，更骄傲，更幸福。
旋转，旋转，旋转……
元旦，厂里搞迎新年文艺晚会，雨荷跳了支现代舞，一举夺得二等奖。几乎所有的人，都认识了那个女孩：黑色长筒靴，黑皮短裤，银色紧身上衣，扭臀，摆手，踢腿，像机器人般，一个步骤一个步骤律动，然而，又像刮台风般，狂暴旋转。
一夜间，雨荷成了电子厂名人。
四
这家电子厂的总部在樟木头，但在东莞其他三个镇还有分厂。2012年初，老板在湖南郴州建起新厂后，似乎拉响了这样一个警报：曾汹涌无比的打工狂潮，在珠三角地区，已呈衰退趋势。
令雨荷大为吃惊的是，有一天她蓦然发现这栋楼的三楼、四楼和五楼，变得空空荡荡，只剩底下两层还亮着灯；另一件事随之发生：这个曾有两千人的大厂，员工缩水至五百人。八人一间的女生宿舍，现在只住两三人。
她向杜经理提出辞职，理由是—“我想回老家”。显然，她撒谎。
杜经理是个平头整脸的男子，四十九岁，脸颊姜黄，穿戴干净，右手上总是拎着个公事皮包。
“你找到另一个工作了吗？”他根本不信。
“没有，”她回答，“家里有些事需要回去处理。”
“你在这里做得好好的，为什么要离开？”他对她这么客气，令她心里一惊。
“你回到老家能做什么？”他的话在女工心里唤起了她所抛弃的家乡那死气沉沉的景象，“东莞是个好地方，在这里，你能找到更多的事情做。”
女工沉默着，目光下视，像捧着一满杯的水，小心不泼出来。
看着那张鲜荔枝般的清水脸，男人的精神活跃起来。她真的很可爱—还携带着乡土世界里的淳朴。同样来自乡间的他，能从她的一举一动中，嗅到那股泥土的味道。她不像一般的女工。她没有那种混沌的傻气。她比别人更具有想象力，有更高的趣味，所以，她更敏感，更能感受到消沉、孤独无依，因为她的头脑比别人更精细。
“你认为我还能干什么？”
“你能干好你想干的任何工作，”他说，“但你要说出你的真实想法。”
杜经理拒绝批准女工的辞职报告，反而，让她说出了自己的打算：辞职后，专门去学门技术。眼瞅着经济不景气，那么多人离厂，而自己并无一技之长，若年龄再大，便会陷入无以谋生的困境。
男人睁大眼睛：她还不到十八岁，已在思考“年龄再大”怎么办！
许多男人的天性是寻欢作乐，推卸责任，他们像蜜蜂一样飞舞在女人身旁，劫掠她们身上的花蜜，为自己取乐。但杜经理并不认为那种乐趣多么值得留恋。某种无形的力量，推着他，让他愿意去亲近这朵小小的米兰花。他闻得到那股柔顺的香味，而她的局促和惊诧，更令那香味变得清新。
他地位稳固，家庭虽不十分令人满意，但也风平浪静。他的个人自由不大受妻子束缚，有自己的私人账户。每年，他带着家人到国外休假。他有一帮清华校友，组成一个坚实的小圈子。这样一个男人，对女人、尤其是年轻女人的态度，一直处于节制状态。他从不对她们表现出过分热忱，但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他会帮助她们，让她们知道自己的价值所在。这会让他获得一定程度的尊敬（那是钦佩和敬畏的混合物），那是他在他的家庭、他的阶层、他的社交圈里无法获得的东西。
现在，他的态度格外诚恳：“如果你有机会去做文员呢？”
他的话像火焰，把金属碎片熔接成一块坚实的固体，过去曾在女孩心头飘过的幻影，正在变成一缕希望。和一切人一样，这个女孩，也有她的虚荣心。只要有上升的机会，她会抓住它，并能努力做好，让大家承认她的能力。
她不由自主地点点头。
杜经理温和地笑了。
申雨荷成为建厂二十年来第一个从车间到办公室的女工。
从生产线到办公室，从用手工作到用脑工作，这几乎是一道阶级鸿沟。回宿舍搬行李的女孩告诉我，这件事情真的很难、很难。“除非你是厂领导的亲戚，除非你做得很好，除非你很出名……”她艰难地诉说着，眼神盯着我，知道我永远不可能鲤鱼跃龙门。
雨荷的工作是“营业”，主要处理接单业务：收到订单后，经过这个部门的规划，将任务下达到各个分厂。经过半个月的磨合，她基本完成了从女工到文员的转变。但是，她却无法让自己在新工作中特别亮丽地凸显出来：她只能做国内项目，无法做国外项目—她不会日语。
跨越阶级分野的界限后，雨荷的世界并非一下子丰富起来，反而更加孤单。在办公室，她没有一个熟人，全靠自己领悟。这里和车间不同。qc的行动很不自由，组长管得很严，如果有事请假，就要求别人帮忙做自己那份活儿；但在办公室，没人盯着你去做事，一切只能靠自己，但却更不自由，那些工作，不能堆在那里。
下班后，同事们不是回家就是找朋友玩，只有她一个人落单。
她和父母的临时之家，已经散伙。父母同时辞职，返回南充老家盖房子。这对夫妻打工十八年，共积攒存款二十三万元，又问亲戚借款七万元，准备盖一座三层小楼。等房子盖好后，他们会再次出门打工，将欠账还完，再返乡养老。
雨荷在办公室附近的农民房里租了个单间，月租一百八。屋里放一张单人床，小矮桌靠在窗下，桌上放着电饭煲，窄小的卫生间，阳台是粗重的阔条水泥栏杆，筑得很高，没有护栏，能一下望到头顶一片天，空空荡荡的灰白色，高高悬挂。屋里没有凳子，只能坐在床沿上。
雨荷也发生了细微的改变。以前她总喜欢穿休闲装，现在学会了用花边和小领饰来增加妩媚。直发经过陶瓷烫，显得格外蓬松。新款圆头皮鞋，带着点坡跟，既舒适又漂亮。
从外表看，这个女孩已不再是女工模样，那一缕现在还保持的局促劲儿，不过是温婉天性的自然流露。她顺应了新环境，对自己进行了适度调整。
当我们俩靠着床沿坐下后，她的手机接收到一条短信，两个字：“加油。”
而她即刻回复：“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