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这个厂的位置在收容所旁边。
通向收容所的道路，窄细而颠簸，像条很短的曲线，但又不能一下到头。道路两边的围墙上，扯着红色横幅，写着硕大的“招工”字样。树木一棵一棵，栽在四方的水泥坑中，被奇怪地剪掉枝桠，只剩下粗粝树干，硬生生戳向天空。显然，它们是刚刚被移植过来的，当“收容所”还是个鲜活词语时，这些树根本不存在。
这是条我在南方小镇的任何拐弯都能看到的窄巷：粗陋，潮湿，充满烟火味。在2003年孙志刚事件之前的近二十年里，这个地方，曾令珠三角打工仔闻之胆寒：如果没有边防证、暂住证、身份证，就会被遣送至此；若不能及时缴纳罚金，就会被派去劳动。为逃避半夜检查，胆大的打工仔们，结伴住在墓地里；胆小的，住在烂尾楼。听到有人喊“查暂住证啦”，睡意昏沉的人翻身出门奔跑，一脚踩空，惨叫着，从楼上掉下去。惊怖的呼喊声，很快就被黑夜所淹没，但却长久地响在同伴的噩梦中。
当人们离开家乡，离开土地，到东南沿海寻求打工机会，同时，也就沦为一群身份含混、面容憔悴、贫无立锥之地的异乡人。在打工的城市，打工者并没有形成工人阶级，而只以廉价的方式出售劳动力；同时，紧箍咒般的户籍制度，又试图将他们牢牢吸附于土地。甚而，城市并不感谢打工者，在大众媒体和日常生活中，他们遭受着最为严重的歧视，被想象为粗糙、肮脏、土气、危险的一群。
这是一群怎样的人呢？当他们厌倦了种地的穷日子，希望通过冒险创造出新生活时，那来自大海的潮汐声，便紧紧摄住他们的心跳。而当他们果真来到海边，对长着白牙的波浪却浑然不觉，在他们的眼里没有风景，只有鼓点般的心跳：挣钱、挣钱、挣钱。
不论多少令人毛骨悚然的打工故事在流传，从四面八方涌入珠三角的迁徙之潮，依然在上演。那些最初抵达南方的异乡人，需要办理暂住证，正是这个政策，催生出人人谈之色变的收容所（现在外地人也要办理居住证，但手续简单，价格便宜）。“收容所”这个词，听起来直截了当，似乎很中立，然而，不同的人说出时，会有截然不同的意思。看到或说出“收容所”这个词，会让某些人变得格外敏感，这敏感与性格无关，而与经历有关。
皮带，无数根皮带……
当我定居小镇后，当地人告诉我这个细节，说解下来的皮带，能拉满三辆卡车。
那些携带着主人体温的皮带，最终，被丢到哪里？
现在，“收容所”是个死去的词，那幢建筑物上写的是：“少年儿童救助保护中心”，外墙瓷砖的标语上说，这里正在实施一种“流浪儿童教育新模式”，电动门内，棕榈树矮小，轿车发光，台阶空荡无人。
没有一路哭、一路喊、一路披头散发……
没有铁丝网、探照灯、穿制服的保安……
没有卡车轰隆隆碾过胸腔，无需特别提气也能呼吸……
现在，这里没有任何与“收容所”有关的标记。
当我骑着自行车，路过镇中学、亮马河、烈士桥……来到这里后，莞樟路的喧嚣，似乎被隔离得很遥远，这片不起眼的楼宇，像沉入水底的古城，过去被一笔勾销，不留一丝痕迹。只有安静，复杂的安静，这安静让我感觉心脏在燃烧，浑身飘忽不定。
从收容所前行二十米，就到达工业园。
一条近千米的街道两边，分布着几十家工厂。台球桌前，两个黄发男孩正弓着身子打球；邮政提款机前，簇拥着七八个人；便利店里走出的女孩，胸前挂着厂牌；招工启事写：基本工资1100元，拿到手的总工资1800元至2300元；深绿垃圾桶上贴着纸条：电工、叉车、会计培训考证；芒果树上挂着吊牌：叉车、吊车出租；墙上贴着：看妇科到××；水泥柱a4复印纸上写：58岁肖先生，你的家人在找你……
我站在这条街上，无论从任何角度、怎样转动身体，都能看到它们：那些大的、小的、彩色的、黑白的词语，它们密集地出现，形成魔圈，比单个出现时，更具惊骇效果。这里曾发生过什么？为什么当词语的浪潮从我身旁流淌时，那最关键的东西，却无法被言说？
我抬头，看到云朵沉默地躺在天空，散发着只属于自己的气味。
二
赵兰花是幸运的。
她不仅躲过了查暂住证的年代，还迎来了女工稀缺的年代。
一进电子厂，她就当起了文员！工作很简单：端茶倒水，招呼客人，处理文件，制作工资表。
赵兰花不用从普工做起，不用一天十一个小时坐在拉线旁，不用将手指磨得起泡、发红、结痂……只见她直接穿上套裙，坐在前台，文文静静地起身：“你好。”
赵兰花能当上文员，全靠她有个好母亲：罗春花。
罗春花在这家电子厂干了十六年。十六年是个什么概念？从这个厂出现在工业园招第一拨工人时，她就坐在拉线上，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眼瞅着一拨人来，一拨人走，罗春花还坐在原来的凳子上。于是，这个电子厂对罗春花来说，不仅仅是个厂，还是另一个家。
罗春花往老板办公室一站，便从“那时候”开始说起：那时候，工业园怎样简陋，厂子怎样艰难，老板怎样年轻……她沉浸于记忆的隧道不能自拔，还要继续说下去时，背已驼、脸发瘦、两鬓斑白的老板将胳膊一挥，“你有啥想法，别绕弯子……”
罗春花于是直接说，她干了十六年普工没动窝，并无怨言，只是不想让女儿接着从普工干起。
十六年前，女儿刚满两岁，丈夫在一场意外的车祸中丧生，罗春花将孩子托付给公婆，只身离开湖北老家，到广东打工。女儿的成长史对她来说是一片浩大的空白，到火车站接人时，她被吓了一跳：那个女孩腿又细又长，高出她一个头。女儿的眼神淡淡的，对她既不亲热，也不抗拒。
老板给了普工罗春花这个面子，不为别的，只为十六年“沧海变桑田”。十六年过去了，厂子虽略有盈余，但却错过了辉煌发展的良机，只在勉强维持原状。十六年前，厂门口挤满找工作的人，现在，不仅招工难，招女工难，招年轻的女工，更难。
可赵兰花却不争气。
来了个韩国客户，她端来一杯水，滚烫，茶叶几乎要溢出。客户谈得专注，端起杯子就喝，被烫得大叫。“粗糙啊粗糙！”老板皱眉。
在电脑上整理会议记录，五笔打字没问题，可她打出来的字，不是别字就是错字，老板又一次皱眉，“粗糙啊粗糙！”
制作工资表，该扣的钱没扣，该加钱的不加，一塌糊涂。这一次，老板寒着脸孔，不再说“粗糙”，直接摊牌：“拿回去重算，再错，钱从你工资里扣。”
赵兰花在宿舍里哭鼻子，大吵大嚷，说不干了，要辞工。罗春花面色凝重如铁，摆手道，不行不行，一万个不行。她知道，像赵兰花这样手持一张高中毕业证、刚从内地到珠三角并无一技之长的女孩，找工作，只能从普工干起。普工……罗春花浑身一哆嗦。她是在火车站，从女儿那两条又细又长的腿上发现时光流逝如闪电的。几乎是一眨眼，那个小毛孩便长成大人；也几乎是一眨眼，她这个年轻女子，变成了老女人。罗春花感觉有把刀，把自己一生中最美丽的那截时间，硬生生剁下来，而不管头和尾。
千言万语一句话：“不能辞工……”
那段时间，我在这家电子厂做普工，和罗春花在一条拉线上。她知道我懂电脑，便央求我帮帮女儿。我摆手拒绝，不行不行。下班后，在饭堂，她像是闲聊，又像是存心说给我听：“她爸爸，死得好惨！那开车的人，早逃了！唔，到哪里找？找个鬼哟……”
一团饭哽在喉间，咽不下去。我感觉祥林嫂从另一个世界里，晃悠悠而来。
我带着赵兰花去小街的网吧。黑暗逼仄的空间，烟雾缭绕，浊气冲天，每个人的脸上都晃动着一层光，和日光下的模样完全不同。赵兰花的表情是谦抑的，一双眼深凹、明亮，那不是她的眼，而是罗春花的。
她出生于1994年。这一年，我大学毕业，刚开始工作。我是在如此近距离地注视这张青春面孔时，才陡然发觉，我们是两代人！我将怎么引导她走过这些工作的险滩泥泞？即使我再努力地叙述，所展示的，也不过是都市生活的半截山水，而无法实现全幅写真。
我教她制表，移动横线和竖线，核算数据时，“不怕慢，就怕错”；我用搜索引擎，找出做会议记录时出现频率较高的汉字，让她抄在本子上，叮嘱她背下来；我告诉她，“酒满杯，茶半杯”，“上衣最好有袖”，“胸罩最好肉色”……
“真的吗？”“是这样哦？”“没想到啊！”
她举起手指，犹犹豫豫，点下去，再点下去。
即便赵兰花表面上显得无所谓，但是，某种被轻视后的疼痛，已潜入她身体的内部。每一条横线竖线，每一个字词成语，每一项举止的分寸禁忌，事实上都不像嘴上说说那么简单，要完全消化它们并熟练运用，全靠她的综合分析能力以及实际操作能力。
我开始思索：东莞，中国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虽然也有绿树、山坡、农田，然而，这里的主角却是厂房、烟囱、厢式货车。对赵兰花，这个两岁丧父、母亲离家，过着类同孤儿的生活的女孩来说，她所知的古老中国的乡村常识，在这里被全盘颠覆，她将进入一个扩大的、躁动不安的新世界，她想在短时间内融入工业生活，必须要挺过一个艰涩的对接期。
从网吧出来，罗春花坚决要请客：“不是快餐，而是点菜哦。”她的神情既像乞求，又像强迫。她说，如果我拒绝，那就是看不起她。于是，我们来到附近的川菜馆。
等菜的空隙，我说起电子厂旁的那幢楼，就是以前的收容所。罗春花“哎哟”了一声，说刚来打工时，有一次到深圳老乡的出租屋玩，听到外面有敲门声，是查暂住证的，吓得不敢出声，硬是把一只小狗活活捂死在被子里。那只狗的脊背乌黑，蹄子雪白，眼珠像玻璃球哦。
没想到，赵兰花腾地从凳子上站起来。她本来就高，突然间俯瞰下来，像要审判自己的母亲：“你……你这个刽子手！”
嘈杂的小店突然变得像个大锅，有个锅盖从高处压下来，每个人都憋闷着，喘着粗气。
赵兰花是美丽的。即便如此愤愤然，都难掩迫人的青春。她的皮肤整齐平缓，肌肉紧绷光滑，眼睛明亮如水晶。而她盯视的那个对象，皮弛肉松，头发枯干，颈上缀着一圈圈肉纹，像混乱的黑项链。
那种鄙视的眼神，宛如割肉。
孩子，你不能这样……我想即刻站起来。孩子，你看看你妈，她像甘蔗渣，从她身体里挤出来的汁水，养育了你……然而，我忍了又忍，将舌尖上的话咬碎，吞下喉咙。
罗春花的眼神像得了角膜炎，泪眼婆娑起来：“你妈的命重要，还是狗重要？”
我的心一阵战栗：收容所这三个字，并没有死去，它的阴影，一直笼罩在打工者心头。在这个毗邻原收容所的工业园里，在这间小小的川菜店里，这对母女发生的争执，凭我个人之力，是无法解决的，它必须由这个时代来回答。我的意思是，我并不想知道，母女关系应该如何相处。我想知道的是，在这样的时代，是什么力量，让这对母女变成了“这样的母女”？
女儿不理解母亲的举动，觉得她一定是疯了，居然活生生扼死一条生命；而对身处非常状态的母亲来说，狗叫便意味着进收容所，至于到达收容所后会遭遇什么，老乡们早已口口相传，人所共知，于是慌乱的母亲，选择了拿起被子，捂住小狗。
女儿的嘴角弯着，挂着淡淡的笑，就那么看着母亲。罗春花的眼泪好像不是液体，而是固体，噼噼啪啪砸下，一连串巨大的珠子，震得桌面轻动。
母亲的这种崩溃在女儿看来，是不可理喻的，而这误解，愈发让母亲痛苦。
我站起来，拽着赵兰花坐下，劝她：“那时候情况特殊，你妈也不是存心的……”
赵兰花坐下后，浑身发抖。我知道，她并没有原谅罗春花。这一代“90后”的年轻人，要过十年、二十年，等自己被坚硬的社会磨得遍体鳞伤时，才知道作为“70后”的父母那一代在夹缝中求生存的尴尬与艰辛。
气氛从这个时候开始发生了改变：无论母亲说什么，都会遭到女儿的否定。
母亲：“以前工资多低，现在好了，工资涨了那么多。”女儿：“你怎么不说物价也涨了？”
母亲：“你不要把钱都买成面霜，把脸擦得那么白有什么用，要学会攒钱。”女儿：“你去大街上看看，哪个女孩不化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