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从乡村来到工厂的年轻人，都会有一段剧烈而难耐的适应期，有些人的这段时间很短暂，很容易被忽略过去，但在敏感的人那里，这个交叠期会持续得很久。然而，渐渐地，乡村生活变得遥远起来，而工厂生活，变得能够忍受，在接受了工装、工号、工作后，于玛丽们，同时接受了工厂的钢铁氛围。
三
电子厂有上千名女工，而男工，只有几十名，像珍稀动物。
男人在这里创造奇迹，不，男人本身就是奇迹。
男人的眼睛是灯塔，话语是音乐，喘息是火焰，脚步是舞蹈……一举一动，都在编织棋盘，勾连蛛网。这一切，皆因幽闭。
电子厂是艘驶离岸边的大船，在浩淼的海中央，这座漂泊的监狱，游荡的小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但是，不能离开船舷，于是，男人和女人在这里遭遇后，会有一场异乎寻常的决斗。
男人！
每当某个单个的男人走过时，在他的周围，总荡漾着一群女人的眼神。
于玛丽是个例外。她不在任何能和男人相遇、滋生出故事的地方出现，而将几乎全部的业余时间，都消耗在厂里的妇女书屋。于玛丽翻动报纸、杂志、书籍时，像进入别人的书房，聆听讲座，她反复地，将最简单、最无知的问题提出，不怕遭到耻笑，并总能有所收获。这种探索之光一旦点亮，便如侦探发现线索般，再也不会消失。
于玛丽对我说，她忘不了那张招工信息表—招女工：年龄17至24岁，身高155cm以上，高中或中专毕业，视力正常，五官端正……她一笔一画，把这些字抄在了笔记本上。看起来，那些汉字很普通，可于玛丽每读一遍，心尖便会被疼痛揪起一次：过了24岁，想进厂都没人要，如果没有学历，没有一技之长，年纪大了怎么办？她满怀疑惑地走进妇女书屋，试图找出答案。
吴生打破了于玛丽的沉静世界。
吴生姓吴，但不叫生（广东将所有的男人都称为“生”）。吴生也是湖北人，家乡与于玛丽的只隔了几十里；吴生有双好看的大眼睛；吴生是技术员。某一天，为查某个数据，吴生来到妇女书屋，坐在凳子上翻报纸时，偶尔一扭头，看到侧旁的女孩。
吴生打听到和于玛丽是老乡时，欣喜若狂，感觉如果示爱，将稳操胜券。
然而，于玛丽回绝了他。
人生四喜中，有一条是“他乡遇故知”，更何况，在珠三角的工厂里，男女比例如此失调。吴生感觉难为情。他作为男性的骄傲遭到动摇，皮肤火辣辣地疼。于是，他告诉同事，说他确实约会过于玛丽，但他已决定不再理她，因为她有病，而且病得不轻，病的名字叫性冷淡。
在暧昧的大笑中，整个电子厂的上空都飞扬着三个字：性！冷！淡！
大多数人都觉得，这个女孩确实有些不正常。
当我问起于玛丽时，她说，她并不是讨厌男人，而是不愿找老乡。
她从钱包里掏出张照片：一对乡村男女，虽然坐得很近，但眼神却向不同方向飘忽，表情沉闷。显然，于玛丽刻录了她父亲的眉眼，但她的手，却和母亲一样充满疤痕。
打小，她就跟着母亲干活：插秧、拔草、烧柴、和面、洗碗。在乡间，尤其是夏天，手会被许许多多锋利的刀刃包围：镰刀、锄头、斧头、菜刀、犁铧。无论乡间的植物多么茂盛，空气多么清新，在于玛丽看来，这里的生活终究是粗野的，其内部，始终存在着某种邪恶的暴虐：到处都是干重活的女人，而那些蹲在墙角聊天的男人（包括她的父亲），能一连几小时，漫无边际而又心安理得地聊下去。
那时的于玛丽，虽然不懂手是女人的第二张脸，但却已暗下决心，一定要离开这里。
于玛丽不愿继续观看乡村男女上演的把戏—那种古老而简单的忏悔—在男人赌钱、酗酒后，女人哭号着，掀翻锅，砸烂碗；之后，一切风平浪静，像什么都不曾发生。男人继续出门，女人继续痛苦。
摆在乡村女人面前的命运，既残酷，又狭隘。若她们向前迈出一步，就会变成出格的女人，遭集体贬斥。生活向乡村女人残暴地施加奴役，而固有的偏见和保守，让她们只能顺从，匮乏反抗。于玛丽曾劝母亲离婚，而母亲除了流泪和摇头外，没有任何法子自救。
和上世纪的那些打工者有所不同，年轻的于玛丽对城市不再抗拒、诅咒，而更愿意介入、融汇。她既已来到异乡，便愿意从这座城市的千变万化和种种刺激中汲取营养，以居住者的目光打量这里，让自己变成楔子，插到更深处。
而老乡这个词，却像乡村生活的某种提示，总会折射出从前，而非现在。
—这，才是于玛丽不能忍受的根结。
某个瞬间，啊，那该死的软弱瞬间，寂寞，这种生发于青春期的病毒，让她的身体呈现一种被麻醉的状态，整个人突然变得恍惚，眼神飘逸，呼吸微弱，像奄奄一息的病人。多少次，当于玛丽觉得自己快要扛不住、即将沉坠下去时，禁不住想，随便找个男人，把脑袋靠到他的肩膀上，于是，整个世界，便从那刻起开始旋转？
不……她告诫自己，不能像母亲那样，受制于男人，牵绊于习俗。
当令她心仪的男子还未出现时，她不能自己先松懈下去。
于是，于玛丽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她不像很多人，想着是在为老板打工，就会偷懒；她认为工作是自己给自己打工，只有通过工作，她才能换取生活成本，积累经验，拓展资源，为未来铺路。于玛丽的观念如此简单，又如此实用，她不耽溺于幻想，被抱怨、焦虑、怨恨包裹，而更愿意以积极的方式，面对当下。
慢慢地，于玛丽找到了一种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在车间，她干活积极，不管有没有人盯着，都一样卖力；空闲时间，她去妇女书屋，阅读报纸、杂志、基层管理学。返回宿舍的路上，她会对着那些路灯的阴影，一个个数过去。
于玛丽被提升为拉长，大家并不感觉诧异，倒是另一件事，让所有人侧目：于玛丽花了两千元，买了台二手电脑，搬进宿舍，说是为了练打字。
从那一天起，于玛丽便不再去食堂排队吃饭，下班后，直奔宿舍，争分夺秒地练习。饿了，就泡包方便面。看起来，于玛丽练得有模有样：坐在椅子上，向前倾身，挪移手指，嘴里念念叨叨，说着“王旁青头，土士二干”。
在于玛丽的笔记本中，又多了另外一些符号，像堆零件，散落着，等待装配。于玛丽似乎是在受罪，但又像在经历一场奇妙的历险，每一次指尖的敲击，都像在推动某个轮子。
我们眼见着于玛丽学会了打字，学会了制表，学会了往表格里填上生产量。
四
那个早晨，于玛丽愣住了：连续五次漏焊，是故意陷害，还是粗心疏忽？
她拧起眉头严厉地警告我和阿玉：“这么多产品焊也不焊就放过来，要是被开了单，你们就死定了！这可不是插秧，春天少栽一棵苗，秋天少收几粒谷！”
我说：“我每次都检查的。”
阿玉说：“不是我，我都干了三年了。”
于玛丽把我叫到一边，让我把做过的产品打上记号。下午再检查时，很明显，是阿玉的产品有问题。阿玉平时倒也活泼，但这几日却总显得目光迷离，神色恍惚，愣神、发呆、皱眉。
于玛丽问：“阿玉，你是不是恋爱了？”
阿玉惊惶地抬头：“没有啊……我没有，没有恋爱。”
阿玉的那种表情，根本不用问，定是陷入情网，可于玛丽的心思，都在电子板上。
事后，她对我说：“我真后悔啊。”
阿玉不告而别。从电子厂离开后，没有人知道她去了哪里。阿玉到小诊所做人流，因感染而造成终身不孕的消息传开后，她羞愧难当，选择离去。
阿玉的男友是吴生。吴生居然同时还有另一个女友！
那女友为挤走阿玉，便四处散播这个消息。
吴生……那个于玛丽的湖北老乡？大眼睛的技术员？
现在，他一如既往地迈着轻快的步伐，吃饭、工作、聊天……那些卑劣行径，丝毫没有损耗他男性的优越。哦，电子厂不是古老的乡村，这里已荡涤掉道德谴责，只按法律办事。吴生没有杀人，故吴生无罪—这工业时代的理论，让于玛丽绝望。
于玛丽认定吴生有罪，认定像吴生这样的男人，为这个城市注入了某种暴力，让生活之善被破坏，将柔弱的女孩子们，逼入野蛮之境。
她想即刻辞职，将吴生从视野中删除，同时，对这个包容“罪犯”的电子厂，做一次堂吉诃德式的反抗；然而，她又犹豫起来：她对这个厂投入了太多感情。对离开故土、进入城市的人来说，他们慢慢地掌握了技术，学会了操作机器，作为幸运的少数人，进入到整个工业化的流程中，如果丧失了工作，便意味着脚下的土地被挪移，人会虚空起来。
于玛丽感冒了。盖着被子，还止不住打哆嗦。她不断地咳嗽、咳嗽、咳嗽……像是要把心都咳出来。半夜，她陡然醒来，耳畔响起游移的抽泣声。她瞪大眼睛，分不清哪一声是母亲的，哪一声是阿玉的。在于玛丽的体内，有一种破碎：她沿袭了乡村的古典，同时，又接纳了工业的契约，然而，在某个缺口处，她遭到了全盘颠覆。
新的焦虑产生了：在这个貌似敞开的世界里，依旧裹挟着陈旧的基因。于玛丽努力地寻找平衡点，试图让自己重新站起来。
母亲打来电话，告诉她：已办好离婚手续。
离婚！
当这个可怕的词敲击在于玛丽的耳膜上时，她的全部焦虑、不安、疼痛，在那一瞬间，皆被治愈。原本，她觉得自己坠入深渊，被暴力、血腥、哭泣包裹，看不到任何出路，现在，她陡然知晓，她所见到的，不过是从生活的河床里翻滚出的泡沫，更大的潜流，埋在更深处。
突然，她不再觉得冷，一股新生的力量灌进来，让她复活。
于玛丽掀开被子，穿上衣服，趴在桌前，写下辞职报告。
于玛丽卖掉电脑，收拾行李，结算工资，拖着拉杆箱。
于玛丽向我们挥手后，走出厂门。
我记得那一晚，我和于玛丽坐在宿舍顶楼的窗户旁看月亮，发焦的黄光洒在她的额头，让她变成尊大理石雕像。我记得，我一直记得她的模样。
那么多如于玛丽一样的女孩，离开田埂和山坡，来到南方的电子厂，随着时光的流逝，她们的脸变得模糊不清，没有人能辨得清她们的来龙去脉，而于玛丽是个例外，在于玛丽的脸上，始终隐含着一张乡村少女的脸，无论发生任何事情，都无法动摇这个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