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潮湿、闷热、低云灼烧的日子，我拿到了东莞居住证。
作为身份证的赝品，这个四方形硬卡片的表面，有层憔悴的光（在银行，它并不被承认）。那个将它发给我的警察眼神里映射出这样的含义：一个人，无论他的家乡有多么坏，任何逃离它的人，本质都是可鄙的，因为他生活在那个场之外，他让自己变得像个私生子。
我并不同意这种苛责。
迁徙对于一些作家意味着死亡，而对另一些作家，则是重生。
或者更武断一些：死亡的，是那些曾经在故乡有着强烈优越感的作家。
在新疆乌鲁木齐，我过的是靠稿费维生的自由写作生活。抵达东莞后，我的生活本质并未发生改变，所不同的，是我的外部环境。新环境让我每每陷入窘迫、颓废、悲愤乃至深思的境地中，好像我太孱弱，根本无法承受这些浓烈情绪般。我总是那么敏感。我被投进一个速成器，在短短几个月内，要将本地人用十几年、二十几年掌握的生活能力，悉数学会。
适应东莞生活的第一步，是将以“公斤”计算的习惯，改变成“斤”。
这种东西陡然少了一半而价格还比原来贵的日常生活，对操持一日三餐的主妇来说，是痛苦的。核算出一根黄瓜价值四元时，我的心尖一抽一抽地疼。我从不轻易买肉。如果馋，就买秋刀鱼，放上豆瓣，将膻腥味遮住。我敏锐地发现，每晚九点后，超市的食物要打折，便总赶着那个点去抢购。
在银行，我的新疆身份证引来穿着制服的柜台人员的惊呼，除了汉字，还有一种她从未见过的文字赫然展现；在大街上，我突然愣怔，招牌上明晃晃的“猪脚饭”，令我的眼仁儿生疼，像即刻就要流出眼泪（在新疆，某些词语是禁忌）；在公交车里，我听不懂妇女叽里呱啦的聊天。一个字都听不懂。我是从“出边落紧雨（外面正在下雨）”“有呣担遮啊（带伞了吗）”开始学习白话的。
不惑之年，我让自己重新变成婴儿。
我结束了在故乡的全部优势：我对周边环境的熟识，我在那里开拓的一点点文学局面，我和亲友、同学、同事所建立的关系网。我将自己推到一个全新之地。我进入另一个环境，要适应这里的生存规则。
在东莞，拥挤在街道上的，不仅有出入酒店的长腿女、边走边吃盒饭的打工妹、推木板车卖橘子的黝黑老妇，还有提着菜兜的主妇、白衫黑裤的职场女、拽着孩子奔向校车的母亲……这里是珠三角最炙热的生存场，是中国制造业的前沿，人们在此地遭遇的生存境遇，格外严峻、尖锐。
东莞没有中心：三十二个镇区，星星点点，编织成网。在每一个小镇，都能看到蜂巢状的街道、长茅草的田埂、灰扑扑的厂房、大门紧闭的仓库、低矮的瓦房、硕大的酒店、吊挂在树枝上的衣衫……各种事物争相浸润其中，令这里更像个大村庄。这里交叠着农业的废墟和工业时代的各种痕迹—美的地方不可思议，丑陋处，也清晰可辨。
过去的三十年里，这里发生的转型势不可挡、接二连三，而这正是当代中国的典型。成千上万的打工者涌入这里，让自己投入到一场巨大的洪流中，其成果在如今已明显可见。日益增多的商贸机会，使东莞声名远扬，越来越像一块磁石。街道和房屋涟漪般扩散，到处可见正在修建的高架桥、半截子楼房。
财富如期增加，而往昔的穷人，渐渐显露出新的信心。这种信心的另一方面，便是新歧异、新认同的崛起。
当我走进工人们租住的瓦房区，穿过摊贩混杂的集市，路过墙面满是裂缝、长出青草的出租楼，总会被这些具有新鲜的“舞台效果”的街景，震得双眼圆睁。
我掏出笔记本，记录下这些细节。
我希望把这些特定地点和特定时刻记录下来。
是的—东莞不是我的出生地，但我却不能拒斥和漠视它所呈现的全部细节。我无法将自己“孤立”出来。面对这个崭新的居住地，我既是旁观者，又身处其中，这种既亲切又疏离的观察角度，让我眼里的东莞总是那样不同凡响—它既不是城市化程度很高的大都市，也不是沉溺于乡村酣眠的小城市，更不是有着明确中心区的中等城市，它的形态更复杂多样，生活更斑斓紧凑。它像一块毛茸茸的生活切片，正需要作家用细致的目光，去细细凝视。
我从不想俯瞰东莞，宏大叙事，而只想以个人视角，平视这个城市。
我写下我所看到的吃、住、行，以及一些人生存的真实场景。我希望写出我的观察后，能有一些事实引起大家的注意，而对另一些谎言及误解，有所甄别；我希望我的写作是一次审美和艺术的活动，而不是直接的呐喊或时事评论。
这样的要求在实际写作时，简直是自设藩篱。首先，我要写的是亲历；其次，又不能仅限于一种平铺直叙的表达。我的态度要相对客观，文笔要更严谨；同时，在我说出我所知道的真相时，又不能违背我的艺术本能。
二
看到莞樟路上下班的女工穿梭在箱式货车间时，我被震慑得不能动弹。
我决定去工厂打工。
这是我要理解东莞、成为东莞人所必须补的课。
在新疆，我常见到这样的游客：斜倚在一匹白马旁，旁边是松林环绕的湖泊，让别人咔嚓一张照片，以为他便从此带走了那里的一切；在东莞，当我从餐厅、剧场和酒店走出时，我感觉自己就是那个愚蠢的游客。那些大理石的地板、水晶灯、轻音乐，它们太干净、太优雅，毫无泥腥味，让我觉得自己根本不在东莞，我始终在它的外围打转，而没有摆脱程式化的隔膜。
我要到工厂去！
我知道，比任何想象、阅读、泛泛之谈都更强有力的方式就是—将自己的肉身作为楔子，深深地插入生活底部—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挽救自己。有时，把身体交出去，把眼睛、手指和心脏交出去，让它们的触角带回陌生的敏感，让记忆以更慢的速度被遗忘，也许才是最古老、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
“有礼貌、诚实、技术熟练……”在这样的招工标准下，女工显然比男工更具优势。资料显示，在外出打工的农村劳动力中，女性比例约占80%；而在东南沿海某些轻工业企业中，超过90%的工人，都是年龄在二十五岁以下的女性。然而，当我试图去打工时，才发现我几乎已丧失了这种机会。
穿过“大量招收普工”的红色横幅，我在警卫室就被挡住：只招收十八至三十五岁的女工。
我返身往回走。穿过这些贴满小广告的巷子，看到路口有个卖甘蔗的老人正在削皮。他指着一堆甘蔗说：“中间的这段最甜，两块，两头儿的一块。”
我的心尖一抖。
女孩子们的全部青春折合起来，就值两块钱吗？
我终于找到家电子厂：它没设最高年龄限制，也没有学历要求。
进入车间后，我才发现，生活如此庞大，丰富，令人敬畏。人们对女工的了解，少之又少。如果我没有动手干那些活儿，我会把车间想象成和办公室差不多的地方，但从车间走出后，我知道，街景下的东莞，是被简约化的东莞，真实的东莞，始终裹藏在车间里，隐而未现。
开始工作前，我买了几个巴掌大的小本子，即便在封面上别只笔，也可以轻松地装在裤兜里。通常，我是躲在女厕所里潦草记录的。我害怕时间一长，那些劈面相逢的场景、故事和人物，就会变得和原来不一样。这种收集素材的方式，于我是第一次，而我的观察，也因这种争分夺秒，变得敏锐起来。
在我的记忆中，所谓厂房，是些长、宽、高都猛然阔大的区域。而这家电子厂却是幢普通楼房，就摆在村子边。这里的行人很古怪：没有孕妇，没有骑自行车的人，没有背书包的人，没有老年人，只有整齐划一的工人。四方楼房，一幢挨着一幢，像不断重复的相同音符。这里的节奏，看起来和日出而作的田间并无差别，但是，时间在这里似乎凝固下来了，人们保持着劳作的姿态，紧缚在这个钢与铁的世界里。
进入楼房内部，走廊昏暗，前台昏暗，会议室昏暗，库房昏暗……这种暗，和乡村的暗不同。在野外，落日只占浩大天空很小的一部分，光线慢慢收拢，直至每一条丝线都缩进月亮的匣子；而现在，昏暗的景象发生在清晨，这种暗是人为的，沉闷的，黏稠的。那些长条桌、靠背椅、塑胶箱、刷子、电子板……皆释放出一股辛辣、发霉、潮热的混合气息，像存放了很多棉衣的柜子，在春天第一次被打开。这种味道进入鼻孔后，像是永久地定居在那里。之后很久，我的鼻孔周围，总蒙着一种焦糊味。
车间拐角的窄桌上，突兀地亮起盏日光灯，让墙上贴的a4纸上的三个字母oqc（outqualitycontrol，出厂质量控制）显得粗大黝黑。桌上是插着纸张的文件盒，成堆的电子板上，粘黏着黑色、蓝色、红色的导线。木凳上的女孩，正在翻检电子元件，拿起、塞入、按键，整套动作匀速快捷。前台的弧形桌，因灯光太暗而变成一道黑线。文员是个长发妹，侧面阴沉，和靠背椅融为一体，像要陷落进暗夜的深谷。
我完全不能相信，这就是电子厂的早晨。这里更像是卡夫卡的洞穴。
我目睹她们—那些拥挤在拉线旁的女工，海浪般暗哑、幽深、庞大，脸色灰黄，油垢满面，穿着不成样子的工装。有人把袖子卷起来，露出手臂，有人把领口敞开，有人踢踏着塑料拖鞋。自进厂那刻起，她们便失去了名字，而成为工牌上的那串数字。为打发机械劳作，她们总是低声聊天，满嘴俚语，互相调笑。
电子厂是个阴性帝国，轻柔、耐心、反复是这里经久不衰的主题，而男人们引以为傲的体能、毅力和创造性，则被理解为粗心、不良品、被开单。电子厂永远都欢迎女工而排斥男工。男工是捣蛋、胡闹、不安分的代名词。
她们用十八岁到二十岁的手指，一点五、不带散光的眼睛，粉红色、亮石英般的嘴唇，a或b、应该不会是c、完全不可能是d的乳房，小麦黄的皮肤，浑身裹挟着洗面奶、止汗露、经血的体味，长久地装配电子元件。那些电子板，小巧、脆弱、精致，像蚕宝宝，稍微大力些，便会破碎。女工的手指被灯光单独截取下来，以同一频率、同一速度、同一姿态舞蹈。那些手指惨不忍睹—粗糙不已，像树棍，又像耙子，但因不断动作，又持有罕见的灵活性。
我干的第一个活儿是“贴pass纸”。
pass：前进、通过、超过。
国际化的巨变就发生在我的周围，而它所能分配给我的份额，就是这些密密麻麻、粘在黄色油光纸上、星群般的小长条。先翘起纸的一角，顺势轻拽，再捏在指尖，对准电子板上“cc7”和“cc8”间的位置，贴下去。
那是两座微型小山，其凹陷地带格外逼仄，纸片贴下去，既不能歪斜，也不能将底部丝印盖住，要恰好在中间，如演员置身最亮的灯光下。我俯身，瞪眼，以缓慢而决绝的勇气，贴上去！顿时，电子板活了：不再是混搭着二十多个元件的材料，而沾染上了人的气息。
我逐渐习惯，能通过目测找到合适的位置，将手指的节奏和呼吸合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