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20世纪初，桑给巴尔只是一个闭塞的地方，一个对过去力量的记忆之所。年轻的英国陆军中尉理查德·迈纳茨哈根在征服大陆的非洲人时坠马受伤，于1903年去岛上休养。一位朋友领他去见“一位非常年迈的人”——蒂普·蒂普。迈纳茨哈根在他的日记中写道：“他不被允许离开桑给巴尔，他自己也不想离开。我试图让他谈论劫掠奴隶的时代，但很显然他不喜欢……这位老人很少讲话，而且明显为他过去的行为感到尴尬。”在拜访期间，迈纳茨哈根对一个精美的银制咖啡壶赞美有加。当他们离开时，蒂普·蒂普坚持将那个咖啡壶作为礼物送给他。此时，轮到迈纳茨哈根尴尬了，因为他担心拒绝收下这件礼物会冒犯主人。
迈纳茨哈根回到他在英属东非的职位。那个最先花费巨资迈出开发这片土地的第一步的特许公司已经消亡，因为它的财务陷入困境，它被英国财政部以可笑的低价5万英镑买断，代之以直接统治。
几乎毫无疑问的是，近来“真正的地理空白”将成为殖民地中的一块瑰宝。卢格德提出警告，这片新近才被占有的土地“不是理想中的黄金国”，但是它拥有“肥沃的土壤、健壮的高地民众、丰沛的雨水，以及总体来说怡人的气候”。被年轻的温斯顿·丘吉尔称为“非洲珍珠”的乌干达，以及内罗毕（后来肯尼亚首都的雏形）周围的高地，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尽管那条铁路耗费了大量的生命和资金，但是到1899年，去往内罗毕的300多英里旅程在一天之内就可以完成，而不是在泥泞中费劲地步行几个星期。
在20世纪第一个十年，陆军中尉理查德·迈纳茨哈根在日记里记录了那段时期的肯尼亚。这份记录生动、令人震惊，而且十分坦然，是对非洲当地人遭受的高压政治最为可信的目击者的叙述，据此人们认为非洲可以按照欧洲人的方式被“重塑”。迈纳茨哈根不是一名典型的军官：他出身于一个犹太家庭，是英国哈罗公学的老校友，他还是有巨大影响力的社会主义学者比阿特丽斯·韦布的外甥。他对待非洲人很凶残，还热衷于射杀任何在步枪射程之内的动物。
暴力在“平定”肯尼亚的时期不可避免，部分是因为白人的到来恰好与19世纪90年代非洲社群遭受的一系列苦难在时间上巧合。干旱、饥荒、天花和蝗灾相继发生。最糟糕的是蹂躏畜群的牛瘟，非洲的动物没有对抗这种传染病的内在免疫力。有一种理论认为，牛瘟来自修建铁路用的印度耕牛，但更可能的是意大利人在建立索马里和厄立特里亚的殖民地时，将牛瘟从欧洲带入非洲。之后是从巴西来的船只带来的白蛉（跳蚤）灾害：这些虫子啃啮非洲人的脚，引发坏疽。（殖民主义带来的这些不利的生态后果还向南传播到坦噶尼喀，加上那里不情愿臣服的居民与德国人进行的断断续续的战斗，共同造成了人口的减少。）
迈纳茨哈根首先在吉库尤人中开展工作，因为他们死于饥荒和其他问题的人数极多。对于殖民者的恐惧和憎恨促使村民们谋杀了一个白人，他们用棍棒击倒他，向他嘴里小便直到他呛死。惩罚很快就到来：
尽管整夜响着战鼓，但是我们到达村庄时没有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包围了村庄……我下令，除了儿童，每个人都应被无情杀死。我憎恨这项工作，并且焦虑地希望这件事情快些结束。一旦我们发现可以射杀的对象，我们就迫近他们。几个人试图突围，但是我们立刻射杀了他们。之后，我在对方能够构筑起任何防御之前，攻击了这个村庄。每个人不是被射杀就是被砍死。
迈纳茨哈根对一把刺刀可以轻易地捅进一具身躯又拔出来感到惊奇。
在第二个任期，他与南迪人有所接触，南迪人被限制在45万英亩的保护区内。尽管这片地域广大，但南迪人是游牧民族，不习惯边界概念或者土地所有者概念，所以征服他们需要一支庞大的军队。对付他们的远征军由80名白人军官领导，他们带领几千名黑人士兵、征召到的士兵以及搬运工。这支军队拥有10台机枪。除了镇压所有的反抗者之外，他们的另一个目的是通过没收畜群惩罚南迪人社群。迈纳茨哈根很快就可以在他的日记里写下（1905年11月7日）：“在过去的3周里，他们对南迪人进行了相当有效的清扫。他们失去了大概1万头牛，500名战士被杀死，还有7万头山羊和绵羊。”在“清扫”（一个流行的措辞）结束时，南迪人失去了1000多名战士和1.6万头牲畜。
多年来，他们有效贯彻白人的规矩，到1910年，只有6个英国军官死亡。他们的非洲火枪手的死亡人数总计几百人，但是被他们征服的人的死亡人数要多出数倍。到1911年，在被标明“白人高地”的区域已经有3000名定居者，他们买下了被没收的牲畜。1.6万平方英里的富饶高地占据了殖民地可耕地面积的四分之一，在这些地方，非白人不得享有所有权。周围的大部分地区土地荒芜，但是白人的高地雨水丰富，足以支持作物一年两熟。他们也身体健康、精神抖擞。
从一开始，这里就有引入“军官阶层”的倾向，其中很多军官曾在印度服役，他们每个人被给予1000英亩土地。另一个受欢迎的定居团体是喜好运动的上等阶层，期待上等阶层乘客的乌干达铁路在英国用广告吸引他们：“作为贵族冬日之家的英属东非的高地已成为一种时尚。追寻大型猎物已成为运动员的一种爱好。”出身名门的定居者的一个缩影是第三代德拉米尔勋爵休·乔姆利。为了参加一场狩猎，他于1898年来到高地，并在高地度过了接下来的30年，推进了白人至上主义的发展。在一个非正式的移居者俱乐部里，等级就是一切：爱尔兰人和犹太人，不能加入俱乐部，除非极其富有和受过良好教育；印度人适合经营商店；而非洲人则充当劳力。
尽管迈纳茨哈根的政治主张和比阿特丽斯·韦布不同，但是他发现，比阿特丽斯·韦布外甥的身份，使得上级对他产生了兴趣。肯尼亚的高级行政长官查尔斯·埃利奥特爵士邀请他共进晚餐：“埃利奥特希望吸引数千欧洲人来到东非，但似乎不能接受当地人有任何‘权利’。我认为东非属于非洲人，我们无权占有任何属于部落的土地。我们应该为了非洲人发展东非，而不是为了陌生人。”
在之前偶然相遇时，他们就已经争论过这个话题：“我说有一天非洲人会接受教育并且武装起来，这会导致一场冲突。埃利奥特认为那一天太过遥远不足为虑，而且到那时欧洲人将强大到足以照顾好他们自身，但是我确信最后非洲人会取得胜利。”
在20世纪初期做出的这个预言足够让人惊奇。但更让人震惊的是，它很快就成为现实，速度快得以至令这个预言变成一个后见之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