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对我施行火刑，但这就如同你向我身上泼水一般。我为对上帝的信仰而死。但你要当心，你所侮辱的上帝迟早有一天会将你投入真正的火焰之中。
——查尔斯·卢万加，乌干达基督教殉道者的领袖，1886年
当德国强行使坦噶尼喀进入阴郁的和平状态时，英国人正在加紧开发国际边界北侧他们自己的“势力范围”。1888年9月，尽管不列颠东非公司最终仍被授予一纸特许状，但在那之前他们早就开展了相关活动。这家公司毫不费力就筹到了24万英镑的初始资金，并且组建了一个包括桑给巴尔前领事约翰·柯克爵士在内的卓越的董事会，即使政府在限制公司的同时不承担任何财政风险，但是董事会成员依旧十分兴奋和乐观。
高尚的帝国建造者威廉·麦金农爵士返回竞技场，重提昔日的论调：非洲的市场正期盼英国的工业产品。他还忍不住补充了一句，公司也会在“此项善举中获得股息”。申请特许状说明，公司的董事认为欧洲企业的直接影响是在“栖居于上述领地的当地居民”中引发文明的进步。
虽然满怀热情，但是麦金农及其同伴仍然对他们获得的部分东非海岸线后面的地区（从蒙巴萨到拉穆）一无所知。尽管30多年前传教士路德维希·克拉普夫勘探了远至肯尼亚山的地方，但是马塞族可怕的名声打消了大部分人深入内陆的勇气，只有少数几个欧洲人冒险继续前进。当不列颠东非公司开始向内陆推进时，除了苏格兰地理学家约瑟夫·汤姆森的日记之外，几乎没有可以参考的资料。此时距离汤姆森勇敢面对马塞族，取道蒙巴萨直抵维多利亚湖只过去5年。
之前柯克在桑给巴尔领事馆的副手弗雷德里克·霍姆伍德，也是这样为公司调查“英国”内陆的。1887年下半年，他带领100名随从，从蒙巴萨冒险行进150英里前往乞力马扎罗山。这不是一次突破之旅，路德维希·克拉普夫及其同伴在19世纪中叶行进得更远，但是霍姆伍德是一位熟练的拥护者。
1888年5月底，在一封送给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勋爵的长便函中，霍姆伍德进行了人们熟悉的展望：这片“崭新而广阔的地区适合移居，是我们的政治家、资本家、实业家和有技艺的工匠急切寻找的重要市场”。欧洲企业需要铁路来开发这片“有益健康的”区域。在这里，霍姆伍德用属于他的时代的语言表述：杰尔姆·贝克尔近来出版的回忆录《非洲人民的生活》开头的一幅版画，展现了一列蒸汽机车轰鸣着打破黎明，正驶向一群受惊而又骄傲的狮子，这幅版画的标题是“非洲的未来需要引进蒸汽机”。
这封便函的开头部分讲了，在肥沃程度上“世界上其他地方可能都无法与东非内陆相提并论”，但它为何没有被开发。“穆罕默德的移民及其当地皈依者”长期以来占据海岸地带，他们切断了“更出色、聪明的种族”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而且他们对于“欧洲人影响的扩张完全抱有敌意”。“半开化、奸诈且不择手段的闪米特冒险家的恶名早就被四处传播”，这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阻止非洲人前往印度洋。而且，阿拉伯的奴隶贸易减少了内陆部分地区的人口，使得更有独立意识的人可能对任何冒险进入他们领地的人发起进攻。
霍姆伍德很快从这个分析的高度下降到市场问题。出生于“有益健康的高地”上的非洲人此时必须穿上兽皮以保护他们自身免受寒冷气候的侵袭，但他们真正需要的是工业生产的服装，而且他们的数量有数百万之多。所有这些人购买英国的衬衫、裤子、夹克和裙子的前景，甚至足以使傲慢的索尔兹伯里爵士变得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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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多利亚湖更偏远一侧的布干达及其邻近王国是高地之外的“真正奖品”，这是柯克之后对它的称呼。被选中去攫取这片诱人之地的人是弗雷德里克·卢格德。和许多早期在东非的英国旅行家一样，尤其是像伯顿、斯皮克和格兰特，卢格德也是一名陆军军官，他在阿富汗和缅甸服过役。但是，守口如瓶的卢格德不是一个“探险家”。他的气质和他们完全不同，他是一名征服者。
这些“探险家”只是大陆的过客，他们并不占有领土，这个特点控制他们的行为。19世纪60年代，当斯皮克在布干达遇到一位“非常漂亮的小女人”时，他伸出他的手臂邀请她，“然后我们一同散步，一路调情，就好像我们漫步在海德公园而非中部非洲一样，这让每个人都很惊奇”。斯皮克书中的一幅插图描绘的是他的同伴格兰特与一位袒胸露乳的太后跳舞。
25年后，卢格德从未想过与黑人妇女跳舞或者手挽手散步。相反，他在东非最喜欢的“伙伴”是一台马克沁机枪。1884年，出生于美国的海勒姆·马克沁发明了这种武器，这项发明及时减轻了在整个大陆开拓殖民主义道路的难度。尽管有数百万支火枪被卖给了非洲人（甚至在19世纪最后几十年还有数千支步枪），但是与拥有一英里射程，并且在一分钟之内发射330颗子弹的武器相比，它们不算什么。马克沁机枪成为一个巨大的话题，甚至成为俏皮话的描述对象。著名的非洲旅行家塞缪尔·贝克爵士在1890年他还年轻时曾收到詹姆斯·格兰特的求助信，希望他能为维多利亚湖地区捐助一艘用于传教的轮船。贝克回信表示遗憾，他说他没有多余的钱，但是他以一个小笑话缓和了他的拒绝：“我希望它除了装载基督教的箴言之外还装有一台马克沁机枪。”
海勒姆·马克沁非常渴望让他的机枪经受实践的检验，所以他送给亨利·斯坦利一台机枪，让他在1887—1889年穿越非洲的远征中使用。斯坦利认为它是一个“了不起的武器”。单个白人躲在马克沁机枪的防护屏后面，可以收割一整群黑人战士。斯坦利带在身边穿越大陆的机枪被传给了卢格德。1890年秋，他率领66名苏丹和索马里的雇佣兵，后面紧紧跟着头顶60磅重的货物的非洲搬运工，他们从蒙巴萨出发前往布干达，这台机枪成为他最珍贵的武器。年轻军官芬威克·德·温顿是他的助手。
卢格德清楚地知道他们正朝着一个大漩涡行进，因为来自布干达的报告显示，布干达的社会已受宗教影响而陷入分裂。它的年轻统治者姆旺加是一个阴谋家，他使穆斯林和基督徒相互竞争。基督徒本身也分裂成多个派系：跟随英国导师的新教徒，他们被称作“英格利萨（inglesa）；天主教徒则被称作“法兰萨”（fransa），因为他们大部分是由非洲传道协会的传教士转化而来，而这些传教士多数是法国人。这些异国信仰新近被拥有21位神的布干达传统宗教所掩盖。
作为“卡巴卡”和精神领袖，尽管姆旺加身边环绕了一些接受新宗教的廷臣，但是他需要向他大量不信仰新宗教的臣民表示，他仍然尊重他们的信仰，并且尊重死者的灵魂。前任“卡巴卡”穆特萨曾回转到布干达的传统宗教，尊崇一位古老的湖神，希望它能帮助他对抗在1884年置他于死地的那种疾病。
姆旺加对新宗教带来的压力回以暴力，这种压力还与他手下酋长之间的政治竞争混杂在一起。他的行为具有恐惧和困惑的典型特征，而这也是外部世界的突然闯入带给非洲的主要感受。像穆特萨做过的那样，他倾向于首先倒向穆斯林派系，因为他们的要求似乎较少（穆特萨和姆旺加都拒绝割礼）。姆旺加还从一些穆斯林商人那里体会到同性恋的乐趣，令他极为愤怒的是，他喜欢的一些年轻男侍从是基督徒，他们拒绝满足他的欲望。所以，在1886年耶稣升天节，姆旺加下令处决31名卓越的基督徒。他们被带到距离首都门戈几英里远的纳姆贡戈，通过不同的刑罚被杀死。有些被慢慢烧死，其他人则被剁成碎片或者活活被狗吃掉。所有人都大声哭喊着上帝而死去。
一年前，姆旺加还下令杀死了一个有些自大的英国牧师詹姆斯·汉宁顿。汉宁顿从海岸地带到达布干达边境，自封为第一任“赤道非洲主教”。他被杀死不仅因为他的基督教信仰，还因为他被怀疑是白人统治的开路人。
关于汉宁顿的死亡以及“黑人殉道者”遭受苦难的消息在欧洲引发喧哗：由于责备的对象是伊斯兰教，解决问题的办法是使布干达完全成为信奉基督教的国家。传教协会知道他们无法只依靠自己的力量，所以他们无需劝说就毫无疑义地接受了帝国主义。这个时候，弗雷德里克·卢格德带着他的马克沁机枪从沿海地带向前推进的消息受到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同等的欢迎，因为他们都意识到他们处于险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