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亚姆韦奇人无疑是一个精力充沛的民族。在酋长米兰博的英明领导下，他们成功地抵御了阿拉伯殖民者的暴政，他们的国家有望成为繁荣且和平之地，即便不是一个文明国家。在过去的两年里，一个传教站在米兰博所在城镇的邻近地区建立起来。酋长米兰博下定决心要使他的国家和人民屹立于文明民族之列，在他的带领下，他们已经取得了一些惊人成就。
——伦敦传道会的爱德华·霍尔，1883年
随着越来越多的火枪落入拥护米兰博和相较而言势力弱一些的其他军事领袖的战士之手，非洲大陆的势力均衡局面发生了变化。可能是这些武器的性能经常不稳定，所以他们用一个古老的说法嘲弄这种现象：当一个人在桑给巴尔吹奏长笛时，远在大湖区的人会跟着他的曲调跳舞。桑给巴尔的商人数量不足，而且他们也没有兴趣投入到对持有枪炮的非洲丛林中的人的征服战争中。如果将大陆的奴隶投入战争，这将剥夺岛上种植园的劳动力。此外，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有可能逃跑并且反过来对抗他们之前的主人。
所以，苏丹巴尔加什依赖像蒂普·蒂普那样将财产和家庭都安置在桑给巴尔的强盗的活动，他宣布对东非的大片区域拥有主权。他们每隔几年会从内陆的封地到达巴加莫约，从那里渡海抵达桑给巴尔岛，向巴尔加什鞠躬以表达对他的忠诚。由于没有其他人强调对大陆的统治权，当然，除了其固有的统治者之外，巴尔加什对于他们确保所有的大陆出口物，如象牙、野生橡胶和柯巴脂，通过大陆运抵桑给巴尔的情况感到满意。
他正在收取的关税足够偿付他从印度金融家处举借的债务，因为岛上出口物的价值已经从1843年的76.5万银币增长到1879年的400多万银币。在海岸地带，阿拉伯人经营的大种植园使用黑人奴隶劳动力；而荒芜了两个多世纪的马林迪城再度显得生机勃勃，它被玉米和芝麻农场所环绕。
东非贸易如此繁荣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期待已久的苏伊士运河的开通。尽管英国在运河建立之前十分担心，它可能成为威胁英属印度的法国帝国主义的工具，但是结果并非如此。1875年，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秘密向罗斯柴尔德家族借贷400万英镑，从破产的埃及总督伊斯梅尔手中购买了他的全部股票，从而得到运河公司43%的股份。皇家海军在直布罗陀、马耳他和亚丁的基地控制着地中海和红海。因而，苏伊士运河加强了英国与印度，以及整个印度洋的联系。
所有这些都意味着桑给巴尔不再处于印度洋的安静一隅，不再隐没在非洲漫长的东侧海岸。从瓦斯科·达·伽马的时代起，将近4个世纪，从欧洲到桑给巴尔岛的唯一海路是通过好望角，但是此刻这条运河拉近了东非与北半球工业地区的距离。（一个意外的结果是美国与桑给巴尔的贸易量急速减少，地理因素严重阻碍了新英格兰商人。）
因此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对于苏丹和领事约翰·柯克爵士而言，前景似乎令人愉快。在暖人心房的欧洲之行后，巴尔加什撇开了因1873年反奴隶制条约而受到的羞辱，他拥有的财富可以为他的臣民带来一些进步，这是一位有自尊心的君主应做的事情。刻有他名字的硬币被铸造出来。清洁的泉水通过管道从内陆流到桑给巴尔城，以取代被严重污染的井水。欧洲人还将苏丹不愿意按照传统方式公开斩首囚犯视作另一项进步，那些罪大恶极之人被关在桑给巴尔的监狱里流汗。
每到日落时分，巴尔加什都会和他的侍臣站在宫殿的阳台上，眺望大海另一边的大陆，直到大炮轰鸣，国歌奏响，血红的旗帜被降下旗杆。另外，尽管有1873年条约，但是他的臣属仍没有放弃奴隶贸易。与条约的要求完全相反，柯克估计，每年仍然有3.5万名黑人俘虏从内陆地区被带到东非海岸。
巴尔加什从欧洲回到桑给巴尔之前还没有子嗣，之后他的妻子（他唯一的妻子）给他生了两个儿子。当他的儿子还是婴儿时，巴尔加什温顺地询问英国人，如果他死了，而他的儿子还未成年，他们是否能够保证他们继位并且照顾他们。英国人隐晦地表示，这种行为可能会被解读为干预，违背英法之间关于桑给巴尔独立的条约，从而拒绝了巴尔加什的请求。实际上，英国人想要避免做出谁可能成为下一任苏丹的承诺，如果这两个孩子中确实有一个的话。比巴尔加什活得久的那个儿子继位的时刻终将到来，而到那个时候，英国的干预将以一种最具毁灭性的形式呈现。
领事柯克很乐意展示他对巴尔加什的尊重，以使得苏丹同意签署1873年反奴隶制条约。而私下里，他向他的朋友暗示，他独立管理桑给巴尔会更好，这样就无需与“无知的苏丹”浪费大量时间“讲废话”。柯克表面上稍示虔诚，实则是一个相当自负的人，而且他一直利用曾与大英雄利文斯通一起探险的经历为自己谋利。亨利·斯坦利在第一次介绍柯克时写道：“那一刻我想他明显抬高了他的眼皮，整个眼珠显露出来。如果我能定义这样一个动作，我会将它称为一种宽广的凝视。”柯克厚脸皮地奉承他认为重要的人，但是一位美国记者不在其列。当斯坦利的钢笔画出现在《我如何找到利文斯通》一书中时，柯克永远不会原谅他。
然而，被激怒的领事柯克无需担心新闻记者的谩骂会影响他在伦敦官场中的地位。他的政府对柯克在那个“非正式帝国”的部分地区关注英国利益的做法十分满意。当埃及政府经由红海突然发动暴乱，企图在印度洋建立一个基地时，《我如何找到利文斯通》这本书适时强调了这一点：柯克把支持苏丹的权力作为他首要关心的事情。“中国人”戈登，即查尔斯将军，那个时候正在苏丹为埃及总督伊斯梅尔效力，他鼓励伊斯梅尔参与到这场冒险中。戈登的想法是开辟一条通往布干达的陆上线路，他想将布干达纳入埃及的上尼罗河帝国。军队的一位指挥官是前美利坚联盟国军官查尔斯·夏耶·朗，他之前从苏丹抵达过布干达。
埃及500人的分遣队在索马里海港布拉瓦和基斯马尤登陆，这是他们在巴尔加什统治区域北部的前哨站。他们降下桑给巴尔的旗帜，升起埃及的旗帜。有关这场公开羞辱的外交信件在伦敦、开罗和桑给巴尔之间频繁传递。巴尔加什的第一反应是向英国发出一笔步枪大订单。柯克乘船前往布拉瓦调查情况，但是甚至在他到达之前，即1876年初，埃及的军队就已经撤离。埃及总督不得不屈服于伦敦施加的压力。查尔斯·夏耶·朗愤怒地写道，这场探索是出于“科学和商业”目的，为的是将文明带往非洲内陆国家：“然而，这场探索在其合法目标完成之前就被取消了。”
但是，埃及的短暂“入侵”是戈登为他开罗的主人继续吞并上尼罗河的前兆。事情很快发生了进一步变化（尽管没有立刻显现它的真正意义）：1876年秋，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召集了一场国际会议，表面上是探讨将文明带到非洲中心的方法。那个时候，斯坦利史诗般的旅程还未结束，正沿着刚果河而下努力抵达大西洋。商人、探险家和传教士齐聚布鲁塞尔，他们都对比利时国王的亲切态度感到惊讶。一个提议使人们想起克拉普夫20多年前的计划：应该在整个非洲大陆建立一系列定居点。每个人都同意定居点应从东非开始建设。
人们很快就发现，利奥波德的动机远不只是博爱那么简单。他非常嫉妒他的表亲维多利亚女王，因为后者拥有一个覆盖世界七分之一地表面积的帝国。在创立国际非洲协会之前很久，他写道：“比利时人没有开拓世界，因而他们必须被教导对此有兴趣。”对非洲的争夺即将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