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的制度延伸至很遥远的地方，它像章鱼一样能够控制住每一个不受保护的小村落社区，使得整个国家成为一个巨大的战场，而出了它的围栏，任何人都不安全。
——斯旺《在中部非洲与劫掠奴隶的人做斗争》，1910年（a.j.swann,citefightingtheslavehuntersincentralafrica/cite）
用“探索”这个词形容伯顿、斯皮克，以及紧随他们之后涌入非洲的欧洲人的旅行，是再恰当不过了，因为他们改变了非洲之外的人对这片大陆的神秘地域的认识。但是，这也表明非洲内陆的民族生活在一个地理边缘地带，那里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也不受时间的影响。他们与他们住处附近的山脉、河流、湖泊，均不在任何一幅地图上。所以，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们无自主能力，等待“被发现”，而一旦发生这种情况，他们只会对此心存感激。
很自然，后来很多帝国建造者选择使人产生这样一种幻觉：他们艰难地穿越无人踏足的丛林和荒野才抵达目标。但是，斯皮克以他拙劣的方式，在探索一开始就暴露了实际情况。他和伯顿正从坦噶尼喀湖返回海岸，而在事前寄往海岸的一封信中，他写道：“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运动型国家，这里除了大象几乎什么都没有，持续不断的捕猎活动将它们从大路驱赶过来。”信中的“大路”一词用得很荒谬，因为斯皮克设想，皇家地理学会需要知道在非洲的中心地带持枪打猎完全出乎他的意料。
即便如此，就算他与伯顿不在大路上，至少也是走在商队使用了至少40年且被踏得很平坦的小道上。这支远征队在队首打着桑给巴尔统治者的深红色旗帜，任何地方都认识这面旗帜，并且畏惧它。因而，尽管他们经常回避这个事实，大多数去往非洲的新的白人旅行者沿着常有人走的道路穿过灌木丛，但是这些道路通常使人十分懊恼，因为它们非常迂回曲折。只要有机会，很多自封为探险家的人也会加入一支朝着正确方向行进的商队。
在19世纪中叶的东非，商队一般由阿拉伯人控制，他们是穆斯林，所以帮助白人基督徒很考验他们的善意。但是，作为桑给巴尔苏丹的臣民，他们小心翼翼，将自己的任何不满都隐藏起来，尤其是当英国人沿着这条道路寻求支持时，因为他们知道英国的力量有多强大。有些白人会和阿拉伯人一同旅行几个月，比如“达乌德先生”、传教士大卫·利文斯通，从他们那里接受食物，并且住在他们受保护的营地里。
伯顿充分把握旅途中与商人相遇的机会，向他们询问关于坦噶尼喀湖之外地域的事情。他能够确定，一些阿拉伯人已一路抵达过大西洋，所以，伯顿知道在他和斯皮克折返的地点之外“道路是开放的”，这使得他有机会在他自己的信中表达不满：“我们深深地后悔没有以更大的规模安排这次探险。我觉得有5000英镑，我们就能毫不费力地从非洲的东海岸直达非洲的西海岸。”他说得轻松，但是在这两位探险家后来写的书中，他们重点描述了经历过的不可预料的恐惧，以及更加离奇的事件，如斯皮克用一把袖珍小刀从他的内耳里挖出一只甲虫。实际上，伯顿可能对他们到达坦噶尼喀湖就折返，而没有继续向未知地域推进感到庆幸。
这场有清晰地理目标的旅行相当不同于典型的传教士旅行，它也从未被视为一场为了征服而进行的侦察。但这完全没有阻止斯皮克思索，他后来写道：
当非洲周边的所有国家都快速发展时，相比较而言，黑人生活了这么多年却毫无进展，这是多么不可思议啊……可以为他们建立一个像我们在印度那样的政府吗？如果可以，他们会得到拯救；如果不行，我担心他们发展的机会将微乎其微，因为当前非洲人既不能自救，也不能指望其他人救助他们。他们的国家正处在接连不断的混乱状态中，他们最紧要的问题是寻找食物，他们没有闲暇考虑其他问题。
对于整个成年期都在印度度过的斯皮克而言，非洲就像印度一样，能够由一个政府统治，这种想法似乎相当可行。那个时候，人们还没有理由认为非洲将被完全人为地分割成一块块殖民地。对非洲大陆的历史缺乏了解的斯皮克，也无法理解过去的50年里他见证的“持续混乱状态”已发展成一个加速变化的进程。在19世纪上半叶，非洲内陆的生活发生的变化超过过去1500年里发生的变化。
过去，非洲人实际上处于一个被隔离的状态，他们与非洲大陆的自然地理环境和谐相处。他们的社群规模差异巨大：有些小村庄距离他们最近的邻居也很远，他们需要穿过一大片无人居住的丛林，才能到达邻近村落，而其他社群，特别是靠近大湖地区的社群，则是高度结构化的民族国家，一些弱小的社群向他们进贡象牙、牲畜和奴隶。整个内陆地区有数百种不同的语言和多种社会结构。这些社群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与其祖先有一种持续的精神纽带，在他们做决定时祖先会通过媒介给予他们引导。这意味着非洲人的生活比较保守，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每个社群都逐步形成了他们各自的生存模式：如何灌溉庄稼或者如何保护牲畜免遭野兽的攻击，每个人也都知道从生到死要履行的责任和遵守的禁令。
此时，世界处于不稳定状态。原因之一是从美洲引进了像玉米和木薯之类的作物，相较粟等传统作物而言，同样面积的土地能够收获更多的产量，这导致人口激增（到1850年，赤道以南的非洲大约有3000万人口），加剧了人们对河流和湖泊附近肥沃土地的争夺。
另一个引起改变的刺激因素是从美洲和欧洲向非洲引入大量的人工制品：布料、盘子、杯子、餐具和工业革命时期生产的其他所有小商品，人们可以用头顶着这些东西进入内陆。在西非，一些曾经几乎完全依赖奴隶出口的强大王国，正在接受新的必要事物，尽管欧洲人与非洲大陆其他部分的接触不那么直接，但是他们接受新事物的决心依然坚定。
引发这些改变的一个显著因素是廉价火枪的引入，结果是满足了外部世界对象牙贪得无厌的需求，19世纪从桑给巴尔出口的象牙数量增长了10倍。
从瓦斯科·达·伽马的时代开始，炮火声、欧洲的权力至高无上的呼声就在非洲海岸四处回响。所以，可以想见，早在16世纪，内陆的非洲人就获得了火器，他们用火器对付欧洲人，或者在对付只配备长矛的邻居时取得优势。但是，除了西非从事奴隶贸易的酋长，以及在安哥拉为葡萄牙人服务的雇佣兵掌握的火枪之外，几乎很少有非洲人拥有这些功能性枪支，直到拿破仑战争之后。
欧洲人将一些火枪赠送给一些非洲统治者，他们想要使对方留下深刻印象，这一直以来都是他们的一个习俗，并且这个习俗保留了下来。在19世纪40年代，东印度公司的一个代表团访问绍阿，送给埃塞俄比亚国王萨赫勒·塞拉西一门3磅加农炮和一些火枪，以及一只音乐钟和几个音乐盒。但是，这样新颖的物品通常被当作宫廷玩物，而不会被实际应用。
改变了非洲的火器是欧洲使用了近200年的基础武器——前膛燧发枪。非洲人花费了一段时间才接受这种武器，一则因为它的价格比较昂贵，二则当它坏了时，当地的大部分铁匠缺乏修理它的技能。此外，这种火枪可能在关键时刻失灵，特别是在雨季，在这种情况下，拿长矛的人更有可能取得胜利。最后，还有一个原因，不容易获得火药。
只有在19世纪20年代，便宜的火枪才开始到达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其中，多支火枪是拿破仑战争的遗留物。1815年之后，工业城市伯明翰有100万支火枪的库存，而非洲是最为理想的市场之一。在这些库存被售完之后，伯明翰转而开始专门为非洲生产低品质的火枪。到19世纪中叶，伯明翰火枪的年产量是10万支，有一半被售往非洲大陆。还有大量的火药和它们一起被售往非洲。
低品质火枪通常被称作“破枪”“该死的假铁条”，它们的造价大概是5先令（一支可靠的火枪的造价是16先令），射击的时候容易爆炸。当时，列日的工厂在“贸易用枪”的产量上，大致和它的竞争对手伯明翰相当，它的质量甚至更差。然而，非洲仍然进口这两个地方生产的武器。
反过来，白人商人总是渴求象牙，所以猎象者成为新贵。安哥拉乔奎人的铁匠技艺高超，因而他们能在葡萄牙人的鼓励下，成为第一批采用火枪捕猎的社群之一。他们的模式在其他地方可以被重复采用，他们大力消灭了他们自己领地内的象群，之后到更加遥远的刚果河和赞比西河的上游地区狩猎。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彼此相距遥远的民族开始定期接触。
在东非，从索马里到莫桑比克，人们对象牙的需求也急速增加。尽管人们已经不能像在中世纪时那样看到象群在海边闲逛了，但是内陆牲畜的数量似乎还是无穷无尽。但是，伯顿和斯皮克深入的地区有一个独特的因素，那里的象牙贸易不是由非洲人控制的：桑给巴尔的印度商人资助阿拉伯人经营的商队，而以桑给巴尔岛为基地的欧洲商人购买和出口象牙。
商队支付给非洲人用以购买象牙的东西是布料和珠子，它们只占桑给巴尔象牙价格的很小一部分，但是就像路德维希·克拉普夫在19世纪40年代评论的那样，去一些地方取象牙可能是比较危险的工作。他曾见过由“600至1000个强壮的男人组成的商队，并且大多数人配有火枪”，他们冒险进入马塞族的领地，但是“几乎被全部杀死”。商队将优质象牙运回去，售给欧洲商人，从中获得巨额利润，因而人们认为遭受这样的损失是值得的，因为这里的人命廉价，枪也廉价。
但是，除了他们信任的自由民和奴隶之外，阿拉伯人尽可能使非洲人远离火枪。就像伯顿说的那样：“在内陆，火枪仍然是极其稀有的。阿拉伯人很聪明，他们不会让野蛮人武装起来对付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