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显然已经失去了东印度公司的支持，1855年在英国休养期间，伯顿谨慎地培养他与皇家地理学会的关系。此时，利文斯通顺利抵达罗安达，麦奇生及其同僚受到这个消息的鼓舞，焦急地期盼有关他在蛮荒之地再度漫游的时间和地点的消息。在这段时间里，伯顿没有在非洲探险，而利文斯通已被授予他梦寐以求的赞助人奖章。
早些年，皇家地理学会的经济实力比较脆弱，此时，由于在发现“非洲内陆”的竞赛中处于最前沿，它兴旺繁荣。1855年末，随着一张地图的出版，去非洲探险有了新的动力，这张地图显示非洲大陆中央存在一个巨大且怪异的湖泊。这张地图是由克拉普夫在非洲的传教士同伴之一雅各布·埃哈特根据他在蒙巴萨以南的一个沿海城镇听说的故事绘制的。尽管几个足不出户的地理学家仍然拒绝相信目击者对“永恒的雪”的记录，但是他们却对这幅地图（很快就被戏称为“蛞蝓地图”）信以为真，因为它与他们的理论非常吻合。
皇家地理学会的上层人物詹姆斯·麦奎因宣称自己对这幅地图印象深刻，他曾在几年前询问过桑给巴尔的一位阿拉伯人——莱斯·本·赛义德，当时他正访问英国。根据利夫·本·赛义德的说法，非洲中部有一个大湖，他曾两次到访那里，用以物易物的方式换取象牙。要想从桑给巴尔到达那里，一个商队要“完全朝着日落的方向”行进四个半月。所有住在湖边的人都知道，它是“那条流经埃及全境的河流的源头”。所以，埃哈特的“蛞蝓地图”似乎最终证实了这样的消息：托勒密的猜想似乎能被证明属实，为此古典学者很满意。
1855年下半年，伯顿拜访了君士坦丁堡，但是他没能见证克里米亚战争最后几个月的行动。当他返回伦敦时，地理学家讨论的所有话题都是关于那个巨大的非洲湖泊的。他再次精明地判断时机。他不再谈论穿越非洲大陆，因为很显然，如果大卫·利文斯通还活着，他必定更有可能得到那份奖赏。此刻，重要的是找到尼罗河的源头。
因此，在1856年上半年，伯顿想要对一个大湖进行一次远征，这个湖在埃哈特的地图上被称作坦噶尼喀海，他将主要精力用于统筹安排他们所能获得的支持。一部分资金是由约翰·斯皮克提供的，他仍渴望返回非洲，尽管他在索马里侥幸逃脱了死亡的命运。虽然斯皮克的性格特点不讨人喜欢，但是他的身体非常健壮（就像伯顿评论的那样，他能够身受十一处创伤而活下来，这“充分说明要杀死一个身体如此健康的人有多困难”），而且他的财富也能确保他成为伯顿的搭档。
尽管麦奇生并不信任这个“坏家伙”，但是皇家地理学会的高层有不少是他的崇拜者，他们十分欣赏他那三本描述他前往麦加朝圣的著作，最后他们这一方获得了胜利，皇家地理学会做出了支持伯顿的决定。关键性的支持来自外交部，他们投入了1000英镑，表面上声称用于科学研究。东印度公司也对这次远征表现出进一步的兴趣，但是即便如此，因为伯顿盛气凌人地反驳人们对他在索马里探险的糟糕表现的批评，所以东印度公司取消了资金捐赠。董事会主席兼皇家地理学会探险委员会主席、陆军上校威廉·赛克斯，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他号召学会“诚邀女王陛下的政府和东印度公司合作”展开这项探险活动。他说这场探险值得支持，“不仅是出于地理发现，还有潜在的商业利益，也许还有政治优势”。这场远征的目的包括“决定那些国家可输出的产品，以及那些部落的民族志”。
这些促使伯顿和斯皮克加速踏上行程的豪言壮语，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种愿望，那就是让每个人都知道谁才是印度洋的主人，特别是此时，雷赛布正计划建造一座跨越苏伊士地峡的运河。桑给巴尔的地缘政治地位正不断提高，正如克拉普夫在他的回忆录里写的那样，“拥有东非，意味着迈出了统治印度的第一步”。当时的英国首相是帕默斯顿，他领导的英国政府并没有说得这样露骨。英国政府想要告诉法国和其他国家，英国将桑给巴尔视作专属于它的通往非洲的大门。
出于同样的原因，赛义德·赛义德定期向伦敦派遣使节，他们受到了隆重的接待，而伦敦也频繁地向他寄送表达友好意愿的信件。令人安心的是，体弱多病的苏丹将他最喜欢的一艘护卫舰命名为“维多利亚女王”号，而且还将此时已是中校的哈默顿领事视为他的大维齐尔。每当赛义德离开桑给巴尔时，他都坚持让哈默顿留在岛上监督各项事宜，并且随时准备扼杀任何暴乱的迹象。之所以设置这些预防措施，是因为苏丹担心他的儿子可能会密谋对抗他，毕竟，这是他们家族的一个特征。他的长子希拉勒被放逐，并且已经去世，这意味着按照继承顺序，下一个继承者是哈立德。起初，哈默顿不喜欢他，因为他有亲法倾向，他甚至将他在桑给巴尔的地产命名为“马赛”，但是后来他表现得十分顺从。之后，哈默顿领事宣称，哈立德“具有杰出的品行……决不沉溺于亚洲王子通常具有的恶习”，而且“对欧洲人彬彬有礼”。
虽然如此，哈默顿仍然生活在不可避免的恐惧之中，那就是赛义德的死亡，而赛义德是他的主要权力来源。1856年10月，即在伯顿和斯皮克抵达桑给巴尔之前两个月，赛义德去世了。苏丹享年67岁，他死于痢疾，那个时候他正乘坐“维多利亚女王”号从马斯喀特返回桑给巴尔。在此之前，他花了两年多的时间试图熄灭马斯喀特的暴乱之火。
继承人哈立德早些时候在桑给巴尔死于肺结核，这使得问题变得更加复杂，而在他死后，有预兆显示丁香种植园的斯瓦希里人和奴隶可能会发生暴乱。哈默顿强制实行宵禁，并且告诉岛上的俾路支商人，杀死天黑后活动的所有人。暴乱被压制下去。听说哈立德的死讯之后，老苏丹从马斯喀特发来消息：他的新继承人是他最小的儿子之一——病弱且死气沉沉的马吉德。哈默顿对这个消息感到满意，因为他认为马吉德易于掌控。
然而，赛义德的去世在岛上引发了更多混乱，所以在伯顿和斯皮克登岸之后，他们很快意识到远征的组织安排工作会有所延迟。此外，这还意味着在穿越大陆和开始远征之前，他们不需要请求许可。新任苏丹马吉德则有更紧要的事情要担心，尤其是他的几个哥哥，一个在桑给巴尔，其他几个在马斯喀特，他们正渴望杀死他取而代之。
所以，两个探险家只需要应付哈默顿关于东非的可怕警告。从沿东非海岸的初步探险中返回时，他们得了热疫，差点儿丧命，这似乎证实了哈默顿的那些警告。在他们休养期间，伯顿忙于收集桑给巴尔的历史材料。他很快意识到，斯瓦希里语是印度洋东西两端有联系的另一个证据，因为之前写关于信德省的书时，他在印度西北部的黑人奴隶中接触过这种语言。他们曾告诉他，他们还是孩子时就在非洲被卖了以换取粮食或者衣服。他对此非常着迷，以至于专门编译了一份很长的有关他们语言的单词表，而这些词语对印度的其他人来说十分难解。这个时候，他终于了解到他们的语言就是斯瓦希里语，在桑给巴尔和东非海岸的每一个人都能说这种语言。
尽管伯顿忙于为将来的写作做笔记，但是斯皮克则为被延误的远征发愁。关于大卫·利文斯通的消息就像一根刺针，因为他成功地完成了从大西洋返回印度洋的旅行，这位苏格兰博士返回伦敦时成了一位风云人物。他被授予名誉学位和荣誉市民奖，还与维多利亚女王一起喝茶，并为注定成为10年畅销书的《传教士在非洲南部的旅行和研究》（citemissionarytravelsandresearchesinsouthafrica/cite）做最后的润色。不管他出现在何处，欢呼的人群都将他团团围绕，而报纸和周刊更是刊登了他所说的每一个字。非洲的探险活动显然进入了全盛时期，而在桑给巴尔无所事事决不会得到人们的关注。
最后，在1857年年中天气状况好转后，伯顿和斯皮克乘坐一艘小船前往巴加莫约，与湖泊地区的人做交易的商队在那里开始和结束他们的旅程。在等待的6个月里，伯顿和斯皮克模仿这些商队，已聚集起一支队伍。他们有向导、搬运工，以及一支全副武装的护卫队。如果他们不得不杀出一条道路，他们也做好了充分准备，尽管利文斯通和克拉普夫都没有选择这种旅行方式。而在桑给巴尔的欧洲人很少能够给他们提建议：就像伯顿讽刺的那样，他们“对于岛外的所有事务几乎一无所知”。
哈默顿过海到巴加莫约为他们送行。一时之间，号角齐鸣，火枪齐发，他们出发了。当时的场面十分混乱，而且他们最终由于缺少搬运工而不得不放弃一些设备。即便如此，如果赛义德还活着，在那里人们会看到200名士兵（大部分全副武装）在白人的指挥下出发的情景，赛义德很可能对他界线不明的东非帝国的前景感到不安。就像伯顿意识到的那样，阿拉伯人对白人旅行者“怀有敌意，并且感到害怕”。
过海到巴加莫约向远征队告别是哈默顿最后的公务职责之一。3周后他就去世了，享年53岁。威士忌、奎宁和顽强的韧性使他在桑给巴尔坚持了15年。他对于英国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但是，他的死讯并未引起应有的关注，因为这时爆发了印度民族大起义。
长期以来，东印度公司作为英国统治力量在东方的象征，几乎在一夜之间就被印度民族大起义所推翻，而所有在印度盛气凌人的武装统治力量，都将无法逃脱被驱逐的结果。但是，就如同一种补偿，此时在长期被忽视的印度洋西海岸，人们展望到了一个新帝国的远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