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克拉普夫博士的勇气、胆量和传教热情，我们要向他致意，这样一位绅士打开了几乎封闭的东非海岸……他必将保持开拓这条道路的荣誉。
——查尔斯·纽《东非的生活、漫游与劳力》，1874年（charlesnew,citelife/cite,citewanderingsandlaboursineasternafrica/cite）
路德维希·克拉普夫博士，完全不同于声名狼藉的印度青年军官理查德·伯顿通常选择的结交对象。但是，一听说这位德意志传教士兼探险家也在开罗，伯顿决定要找到他。尽管伯顿之前乔装成一名穆斯林朝圣者进入阿拉伯半岛，冒险前往麦加和麦地那，此时刚刚返回开罗，但是克拉普夫早就名声在外了。他上一次拜访伦敦还是1850年，3年后他遇到了伯顿，那时他已经见过阿尔伯特亲王、坎特伯雷大主教和帕默斯顿勋爵。英国人对克拉普夫的探险极有兴趣，因为尽管他出生在符腾堡，并且在巴塞尔受训，但是他关于非洲的著述是在英国圣公会差会的赞助下完成的。在他自己的国家，他也备受尊重，他受邀与德意志最伟大的科学家冯·洪堡讨论地理问题，并且与普鲁士国王威廉·腓特烈一起进餐。
但是，克拉普夫从不追求世俗声望。他人生的真正驱动力是他坚信基督即将复临。作为一名基督徒，他的责任是在恰当的时机拯救灵魂和“浇灌异教国的不毛之地”。他之所以声名日隆，只是由于他有机会在东非完成这项使命，而东非正日益成为政治竞争的角斗场。与这种竞争紧密相联的是欧洲学者为解开这片地域的谜团所付出的努力，他们想要“填补地图上的这片空白区域”。由于克拉普夫大胆地冒险进入非洲内陆，去寻找未受伊斯兰教影响的潜在皈依者，他肯定会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这些理论家们被称为“纸上谈兵的地理学家”，而真正使他们兴奋，同时又引发他们中有些人嘲笑的是，克拉普夫宣称他在距离海岸300英里的内陆赤道线上看到一座山的山顶有雪，非洲人将它称为肯尼亚山。克拉普夫的下属约翰·雷布曼汇报，他在更南边看到了第二座雪山，它被称为乞力马扎罗山。即使是罗德里克·麦奇生爵士，也对这些关于赤道积雪的传说表示怀疑，他在伦敦皇家地理学会的主席演讲中，通常热衷于赞同一切可能引起公众想象的发现。但是，传教士们坚持相信他们自己的眼睛。雷布曼被乞力马扎罗山的景象所俘获，以至他坐在灌木丛中阅读圣经，他的视线立刻落在了第一百一十一首诗篇上：“他向百姓显出大能的作为，把外邦的地赐给他们为业。”
这种虔诚态度对伯顿没有吸引力，但是他很快看到了机会，甚至在与克拉普夫交谈之前。由于缺少新成员，传教士被迫离开东非，而伯顿正好可以在那里开始发展他的事业。克拉普夫曾经谈到要建立一系列定居点，穿越非洲大陆直达大西洋，就好像给非洲戴上了一条基督教项链，但是这时候他放弃了这个想法。当伯顿在开罗见到他时，他已经40多岁了，精疲力竭，正在去往欧洲进行治疗的路上。
克拉普夫也不再对他年轻的同僚抱有幻想，他们似乎已经丧失了到8年前他在蒙巴萨附近建立的传教总部之外的地方冒险的意愿。所有人都时常因为热疫卧床不起，热疫已经夺走了他们中不少人的性命，并迫使他们撤回欧洲。幸存者普遍满足于站在他们屋子的平顶上，向恰巧路过的任何一个非洲人传播上帝的福音。因此，穿越非洲，从东海岸到达西海岸的旅行仍然是一颗诱人的果实，它已发展成熟，等待人来采摘。
伯顿从开罗将一系列信件寄给他家乡的朋友——皇家地理学会的秘书诺顿·肖，告诉对方他将如何“追问”克拉普夫，看看他“已经做了什么，以及还要做什么”。他冒险说道：“如果（孟买军队）给我足够的时间，我将穿越非洲，到达大西洋一侧。”当克拉普夫谈到“白尼罗河的源头、乞力马扎罗山和月亮山”，让他想到月神传说（积雪覆盖的尼罗河源头在托勒密的地图上被称作月亮山）的时候，他总是随时准备嘲笑这些“混杂”的信息。虽然如此，他在给肖的一封信中说，东非地区拥有“大量未开发的资源”，而对阿拉伯半岛的进一步探索，除了“沙漠、山谷和部落”，不会有什么实际的成果。
与伯顿的冷静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克拉普夫总是不谙世故，但是他的发现可以被看作为帝国的干预开辟道路。他们燃起了一个希望：在桑给巴尔对岸，他们最终可以开辟出一条通往非洲大陆不为人知的中心地区的道路，通往使伯顿那样的浪漫探险家着迷的传说中的湖泊和山脉。的确，要不是他们的宗教情怀、阶级背景以及个人行为的差别如此巨大，克拉普夫和伯顿很可能在下一阶段的探险中成为搭档。这两个人都十分热衷于旅行，并且都能流畅地记述他们的经历。
和伯顿一样，克拉普夫也是一名卓越的语言学家：1844年，他第一次拜访桑给巴尔时，他就交给赛义德·赛义德一份用阿拉伯语写成的关于他之前在埃塞俄比亚6年生活的记录。苏丹很钦佩他，他告诉克拉普夫他可以在非洲大陆自由传教，这是自将近150年前葡萄牙人被剥夺这项权利之后，第一次有外国人享有这个权利。赛义德之所以允许他这样做，可能是因为克拉普夫说他打算开启一扇“后门”，从东非通往埃塞俄比亚的南部。但是，这个想法很快就被放弃了：尽管到达之后不久，他的妻子和女儿就过世了，但克拉普夫还是在蒙巴萨定居下来，开始创作首批书写词汇，以及斯瓦希里语和非洲大陆其他多种语言的教学手册，并且开始翻译圣经。
在对待陌生人的态度上，克拉普夫和伯顿之间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前者觉得在非洲内陆漫步穿梭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除了他的雨伞，他没有带任何用于自我防御的武器，而后者则相信暴力，他已经通过出版一本名为《完整的刺刀练习法》（citeacompletesystemofbayonetexercise/cite）的小册子，提高了他在军队中的地位。伯顿相信通过“恰当而审慎的冷酷无情”可以逐渐灌输恐惧。
尽管克拉普夫的旅行表明，他可以同情非洲人由于奴隶贸易、饥荒和战乱遭受的苦难，但是他认为他们沉浸在“道德的痛苦和堕落之中”。在伯顿看来，他对非洲人只有轻蔑。像大多数他在印度的同僚一样，他不分青红皂白，将阿拉伯人和印度人统统称作“黑鬼”，但是他认为非洲人与动物无异。克拉普夫从来不以争取到黑人皈依“基督教和文明世界”为巨大成功，而伯顿则将向黑人传教视为一种荒谬行为，根本不会想要去尝试。
十分偶然，正好在伯顿于开罗“追问”克拉普夫的那个星期，一个与克拉普夫的信念十分相近的旅行者开始了一场旅行，这场旅行将使他成为19世纪最著名的探险家。伯顿很可能完全没听说过大卫·利文斯通，但是克拉普夫显然知道他。在过去一年里，当巴黎地理学会授予克拉普夫和雷布曼银制奖章时，大卫·利文斯通和他的同伴威廉·科顿·奥斯韦尔因为在赞比西河南岸地区的发现获得了同样的荣誉。
这一次利文斯通从赞比西河中游一个叫作利尼安蒂的村庄出发，大胆地计划先向西行进到达大西洋，然后向东折返回印度洋。他完成了第一阶段的旅行，即从赞比西河到达大西洋，得到了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同是苏格兰人的罗德里克·麦奇生爵士的称颂，他称之为“我们时代最为成功的一次地理探索”。之后，更多的赞美接踵而至。
因此，预先阻止伯顿获得非洲探索殊荣的是另一种“混杂”情况，但是关于这一点，他无能为力。与克拉普夫分开后，他不得不从开罗返回孟买，以请求东印度公司支持他发起新的远征，并且游说他的步兵团批准他休更多的假期。在这两个方面，他都取得了成功，因为那时候东印度公司比较偏爱他：大胆去往麦加的旅行证明他足智多谋，而到那时为止他写得最成功的一本书——《信德省，以及居住在印度河流域的种族》（citesindh,andtheracesthatinhabitthevalleyoftheindus/cite），被他谄媚地献给了东印度公司的董事，这本书“试图勾画他们统治的广大帝国的一个行省轮廓”。
1854年年中，伯顿回到了亚丁，那里离非洲很近，对他来说具有十足的诱惑力。但是，他需要在亚丁停留几个月，等待伦敦董事的来信，以便对他的旅行计划授予许可。起初，伯顿不停地建议从亚丁航行去往索马里，接着向南行进到达桑给巴尔，然后向西继续前进，直到他抵达非洲的西海岸。支持他这项冒险计划的是另外三名来自印度的现役军官。迟至次年2月，就在他离开亚丁之前，他向他的朋友肖保证：“只有你知道，不要告诉别人，我想要解决克拉普夫的问题，以及‘永恒的雪’。”毫无疑问，有一条穿过非洲通往大西洋的公开线路。
事实上，他远征的距离很短，只到达非洲之角，而且即使这样，他们也出了差错。尽管伯顿乔装打扮，装作独自旅行，进入城墙环绕的城市哈勒尔，但是在他们正要返回亚丁时，他和同伴遭到了索马里人的伏击。印度海军上尉威廉·斯特罗扬被杀，陆军中尉约翰·斯皮克身负十一处伤，伯顿则被长矛伤了脸。
长矛在伯顿的脸上留下了永久的疤痕，而对于这起灾难的调查同样也给他的名誉留下了永久的伤痕。他是这场远征的负责人，而在这场远征中他们不仅折损了一个人，还将政府财物丢给了索马里袭击者，这公开损害了英国的尊严。关于这个事件的报告被送到达尔豪西勋爵的办公桌上，他严厉地批评了远征队的成员：“在这样一个国家，面对这样一个民族，他们丧失了所有常见的审慎和一般的预防措施，这是不容原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