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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章 “英国内湖”发生变化的征兆(第2页,共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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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地部的常务次官詹姆斯·斯蒂芬爵士的看法最透彻,他写道:“如果我们完全获得那片大陆的统治权,这也只是拥有一个毫无价值的财产。”他提出警告,“不与数量巨大的好战部落直接接触,不将我们自身卷进他们的争执、战争和彼此的关系中”,就无法把非洲变成殖民地。

但是,英国在印度的殖民当局对拓殖热带非洲还没有丝毫兴趣。他们只想看到英国更加牢固地掌握其商业。到19世纪中期,桑给巴尔每年的出口总值是100万银币,其中美国占据百分之二十五,英国略少于美国,法国占百分之十二,德意志占百分之十。由此而产生的利润尤其高,特别是象牙贸易。美国人用新英格兰制造出来的一种粗糙耐用的印花布(被称作梅里卡尼),将印度棉布几乎完全逐出东非市场。

对美国人而言,他们能够看到正在逼近的威胁。他们深切怀疑任职多年的英国领事阿特金斯·哈默顿正将赛义德·赛义德争取到他的一边。1850年7月,接任理查德·沃特斯领事之职的查尔斯·沃德,寄给美国国务卿丹尼尔·韦伯斯特一封冗长的信,信是关于印度商人在东非的地位的:

现在,这一大批几乎包揽桑给巴尔和沿海所有生意的人,事实上已被承认为英国的臣属,他们不是出于对英国的信任,而是受其约束……美国商人觉得他们了解英国领事主张的时候到了。英国领事宣称这些人是英国的臣属,这是正确且合法的,但他们对此表示怀疑。如果真是这样,他们有必要怀疑英国领事及其掌控之下的所有印度商人比苏丹本人更有权势。

尽管在信中分析这些事情对他来讲并不容易,但是沃德坚持在信中向他们通报这些信息。1851年3月,在肯纳邦克波特度假时,他在寄往华盛顿的一封信里点出了问题的要害:“英国领事很容易对苏丹施加威胁,因为苏丹知道英国的力量,而他们在印度对政策的掌控,也时常令苏丹感到焦虑,他担心英国对他在非洲大陆的财产有所图谋。苏丹并不喜欢英国领事,但是他担心如果他表现得不那么恭顺,会给他自己造成更大的伤害。”

沃德接着描述了桑给巴尔的阿拉伯人的焦虑,一旦体衰的苏丹过世,英国人将决定谁来接替他,之后桑给巴尔将成为一个保护国:“从我听说的情况,以及我与英国领事的交谈来看,英国政府的政策似乎是在不久的将来接管非洲的东部海岸。”如果真的发生这种情况,英国将获得“有价值且有利可图的贸易”,以及“非洲内陆丰富的资源”。

沃德的看法具有先见之明。关于赛义德·赛义德的说法也是真实的,他正在转变为英国的傀儡,用印度的说法叫作沦为“附属国”。以英国目前在印度显而易见的“控制政策”来看,桑给巴尔的阿拉伯人有理由担心赛义德死后将要发生的事情。印度总督达尔豪西勋爵是一名领土扩张论者,他放任“过失吞并”主义的发展,如果对于一个附属国的王位继承人存在争论,英国会以吞并的方式直接填补权力真空。

正是达尔豪西在吞并旁遮普之后将锡克教的民族主义象征——“光之山”巨钻——放进了自己的口袋里,并将它送给了维多利亚女王,作为她王冠上的一个装饰。当时英国人所怀有的英国可以做成任何事的必胜信念达到了最高点,流行作家利奇·里奇在1847年总结道:“英国站在西方国家的最前列,拥有世界上迄今为止最值得骄傲的王权,这柄至高无上的权杖掌握在一个女人柔软的手里,她似乎要比把持希腊人权柄的亚历山大更轻松。在这座岛上,女王的臣民数量占世界人口的七分之一,而她的领土面积也不断扩展,超过全球七分之一的土地。”

英国人之所以产生这种骄傲感,源自英国在印度洋及印度洋之外取得的成就,例如殖民澳大利亚、1840年毛利人割让新西兰和新加坡的发展。与在东方收紧帝国的镣铐同样重要的是英国对季风的征服。就如同葡萄牙的火药在16世纪改变了印度洋世界,19世纪英国的蒸汽动力将横扫过去2000多年的旅行模式。风帆不会在一夜之间从海洋上消失,但是蒸汽机巨大的轰鸣声混合迎面吹来的季风的呼啸声,成为新时代的声音。

1829年,小型蒸汽轮船“休·林赛”号在苏伊士和孟买之间首航。10年之后,东印度公司引进了几艘更大的船只,英国财政部为此支付了一半的款项。船只由孟买的海军管理,它们在波斯湾也可以被用作战船。尽管大部分商业货运仍然是通过船只扬帆航行绕过好望角进行,一般需要花费6个月的时间,但在苏伊士和孟买之间的航线引入蒸汽轮船,意味着从伦敦到印度只需要花费40多天。曾经在亚历山大里亚和苏伊士之间缓慢又沙尘漫天的沙漠之旅,已经被英国企业用其他的旅行方式替代了:海峡渡轮、穿越法国的火车和去往埃及的快船,将按照严格的时刻表运行。

尽管好望角航线的支持者不会轻易让步,但是为回应在印度的英国商人的需求,这场转变很快就到来了。1839年,“梅尔维尔的螺旋桨专利”的崇拜者、工程师亨利·怀斯写了一本书,认为不能信任苏伊士航线,因为“埃及的统治者反复无常”。怀斯说,最好是坚持好望角航线,并使用装有蒸汽机的帆船,他还大力吹嘘螺旋桨专利。这个问题和“英国享有的由神圣天意赐予的丰富资源的使用问题是最值得我们努力解决的事情”。

但是到19世纪40年代晚期,这场争论已经完全结束。前往印度的航线只需要一个月。由半岛东方轮船公司管理的从苏伊士到加尔各答的对外航线,时间精确控制在523个小时,返程为543个小时,而且公司还可能会因“不必要的延误”而罚款。唯一对季风做出的让步是5月、6月和7月的返程时长增加120个小时。将乘客和信件从苏伊士运往印度的服务每两周一次,之后船只继续前往香港,“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将香港岛割让给英国。

总之,英国的目的是保持它在当时最重要的交通动脉红海的权威。这份决心早在1839年英国轰炸亚丁以便迫使它接受东印度公司的统治时就有所显露。那时候,有人建议将亚丁正式置于赛义德·赛义德的控制之下,但是帕默斯顿否决了这个想法。他想让亚丁专属于英国,以确保没有其他力量能够夺取它,并威胁新的航线。这座海港位于苏伊士至孟买这条新航线的中间点,对于蒸汽轮船来讲是理想的加煤站。

与东方的这条新航线,体现了维多利亚时代人们的足智多谋。孟买总督罗伯特·格兰特爵士认为,蒸汽轮船将使英国对之前季风期间力量不及的地方,维持稳定的影响。通过地理上的征服,印度的生活对于英国的行政官员、军官和夫人来说变得“文明”了,好像他们的故乡突然之间变近了。似乎没有什么能够破坏这份安详,直到一个欧洲竞争对手的阴影毫无掩饰地投下。

1854年11月,当埃及帕夏赛义德授权费迪南·德·雷赛布,允许他穿过苏伊士地峡建造沟通地中海和红海的运河时,除了所有旧恨,英国对法国又添了新的敌意。英国人不禁在脑中想起不远的过去有一个恶魔曾漫不经心地打过这个主意,这个恶魔就是拿破仑。人们普遍认为法国人和其他人再次云集开罗,据说他们正在秘密调查红海港口。有谣言称法国正在计划占据亚丁对面的柏培拉港。还有一些人强烈反对运河计划,帕默斯顿就是其中之一,他认为这个计划过于“巧妙且富有智谋”,以致无法付诸实践。

出生于德意志的皇家地理学会成员恩斯特·拉文施泰因,感情夸张地总结了察觉到的危险:

法国公然宣布,要在东方海域建立一个与中心是马达加斯加的英属印度相匹敌的帝国。穿过苏伊士地峡,就可以打通从法国南部到达马达加斯加岛(和印度)的最短路线。法国想要在那片地区扩展它的统治力量,因而一旦拥有苏伊士地峡,法国就能充分利用它的优势,这将产生最大的影响。这个地峡属于土耳其帝国或者埃及的事实,将无法阻止法国占领它:因为那个国家不会允许良心上的顾虑干扰政治“想法”。

对于像拉文施泰因一样的阴谋理论家,运河计划、法国对马达加斯加的逐步控制,甚至是不幸的梅赞深入东非的尝试,都是巴黎构想的总体规划的组成部分。体现英国权威的新时代即将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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