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默里也有时间收集关于非洲内陆的消息。在为他提供消息的人中，最厉害的是一个叫福摩鲁提的小苏丹，他在马林迪和拉穆之间的海岸地带创建了一块独立的飞地。他拜访蒙巴萨，寻求帮助以抵御赛义德·赛义德的军队进攻，在此期间他很乐意花费几个小时告诉这个英国人关于他在非洲内陆旅行的事。
在埃默里从福摩鲁提那里收集到的零星信息里，有很多消息提到一个“几乎位于蒙巴萨正西方向”的大湖的细节。许多人住在这个大湖的岸边。这则简短信息在那个时候并未受到重视，它是欧洲人对世界上最大的内陆湖之一的首次记载，要再过30年，才有外界人员见到这个湖泊。埃默里收集到的少量信息激起了他的想象，他下定决心，一旦摆脱他在蒙巴萨的乏味工作，他就会在福摩鲁提儿子的陪同下，率领一支远征队穿越非洲。
可惜，不会发生那种情况。尽管收到了欧文热情洋溢的信件，还有好望角高级军官海军准将胡德·克里斯蒂安最后一次延缓的尝试，但是英国政府坚决否认保护国的立场不变。而且，由于1826年7月马兹鲁伊家族宣布他们不再承认埃默里是他们的总督，蒙巴萨内部的关系渐趋恶化。这个时候，另一艘皇家海军的战舰抵达蒙巴萨海港，船长查尔斯·阿克兰认为他的职责是在英国人被谋杀之前将他们带离蒙巴萨。埃默里和他的手下在阿克兰船员的帮助下，将包括武器和弹药在内的所有他们的东西都搬上了船。除了耶稣堡防御墙上的两门加农炮，他们没扔下什么。
7月26日，英国的旗帜被降下。阿拉伯人被召集到悬崖边，安静地目送埃默里和他的手下离开蒙巴萨，与他们一起走的还有16个被释放的奴隶，以及一艘来自锡兰的英国纵帆商船的船员，一个月前这艘船在海岸边沉没了。
在蒙巴萨的惨败使得伦敦方面，特别是位于利德贺街的东印度公司的宏伟总部，加深了一个信念：那就是所有与阿曼和东非有关的事情，最好都交予孟买当局处理。这样做对东印度公司的一个不利之处是不可避免地会对它施加压力，迫使它采取更加坚定的反对奴隶制的立场，而这是公司的大部分董事都想要无视的一个问题。公司可以公正地宣称他们从未直接依赖印度的奴隶制（事实上，因为那里的劳动力非常廉价，所以对他们而言根本没有使用奴隶的必要）。他们也没有想要为过去在印度之外靠奴隶制维持的地方谋取利益的行为道歉，公司的董事很少对这些事感到良心不安，因为他们是商人，不是传教士。
尽管英国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享有胜利之名，但是公司仍然回避对在其影响范围内但不在其直接控制区内的奴隶制发起挑战，例如阿曼或者葡萄牙飞地果阿。1831年，马德拉斯土著步兵第二十七团的上尉亨利·贝文，向伦敦的一个议会委员会详细讲述了他在果阿边界附近指挥先锋军团时候的经历，他的讲述让人震惊。几个“非洲奴隶或者卡菲尔人”接近我，他们自荐成为新兵，并且被接受了。果阿的总督立刻要求英国人将奴隶归还给他们的主人，贝文的指挥官拒绝服从，但是“马德拉斯当局（东印度公司）的干预”迫使他们改变主意。贝文讲述了事情的结果：“几个月之后，我亲眼看见这些不幸的家伙身上在遭受严厉惩罚后留下的伤痕，他们每隔一段时间遭受最残酷的鞭刑，并且每一次他们的伤口都要被擦上胡椒和盐。”
为了应对人们知悉此类事件后的愤怒，公司可能会借助如下论点：他们必须遵守国际法。但是，面对好事的传教士提供的报告——在印度的主要港口奴隶贸易依然活跃，这种论点更加没有说服力。传教士抱怨，年轻的非洲宦官一直被稳定地出口到加尔各答，他们到达后戴上手铐，乘坐阿曼的单桅帆船，“像原野中的野兽一样被卖掉”。（作为交换，年轻的印度女孩被船运走，成为阿拉伯人的妻妾。）然而，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依然有理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们不情愿疏远印度王公，而后者已经习惯拥有大量奴隶，甚至有王公通过传统的印度洋奴隶来源购买了数千名奴隶。而且，尽管传教士带着期望努力传教，但是印度教统治着印度五分之四的人口，它认可印度内部十五种不同类型的奴隶。在那些可以容忍的奴隶类型和不可容忍的奴隶类型之间划一条界线，可能会将东印度公司拖入危险的境地。
这样的争论只是延缓之计，但是到19世纪30年代早期，废奴主义者重新要求整顿英国对印度的统治。当时一起闹得沸沸扬扬的司法诉讼案推动他们提出这些要求，这起诉讼案的核心人物是海军中校查尔斯·霍金斯，他是孟买海军单桅战船“克莱夫”号的船长。这位海军中校的罪行引起的关注，与这个世纪早些时候锡兰总督弗雷德里克·诺思爵士的招募计划相类似，区别在于，弗雷德里克爵士的奴隶贸易恰好发生在1807年《废除奴隶贸易法案》通过之前。
霍金斯的麻烦开始于他的上级由于担心缺少操控他们船只的水手（即便是印度水手，也拒绝为他们服务，因为他们提供的工资太低了），派遣他穿越印度洋去招募水手。他谨慎地开始了这次航行，不久之后霍金斯到访马斯喀特，在那里他用成袋的印度卢比交换玛丽亚·特蕾西亚银币，那是奴隶贩子最普遍使用的货币。之后，“克莱夫”号借着季风前往非洲，并且继续沿着斯瓦希里海岸向南侦察。从蒙巴萨航行两天到达林迪，海军中校发现了他的目标：一个商人愿意以两千银币的价格卖给他三十个男孩。在1830年六十银币一个男孩，价格还算公道，所以男孩们按照约定时间被带上船，霍金斯兴致高昂地离开了林迪。当船停靠在桑给巴尔期间，他甚至更加高兴，因为岛上赛义德的总督又给他送来四个男孩。他们在甲板上排成行，高兴地接受了授予他们的恰当的英国名字，例如沃尔特·斯科特或者查尔斯·福克斯，他们被引入另一个世界。
在返回孟买的航程中，几个非洲年轻人死了，还有一个从船上掉了下去，但是总体上来说，这次远航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的确，这次招募来的新兵有很多年龄相当小，有的甚至不到12岁，但是根据霍金斯的记录，这些人“叫喊着要加入他们的队伍”。无论如何，如果要按照海军的方式塑造他们，越年轻越好。
不幸的是，回来后24个小时，霍金斯就因运输奴隶触犯印度反海盗法被捕，他航行去非洲的事并非没有引起注意。这个指控令他的同僚感到非常愤怒，他们认为，除开其他一切不论，他只是按照命令行事。他们还知道，霍金斯之所以被逮捕在于印度行政与司法的冲突。随着诉讼程序推动这个案件无可阻挡地朝着孟买当局最高法院的审讯发展，在印度的英国人观点也出现分歧：很多人认为，对这些男孩而言，成为一名海军要比在他们“野蛮的”家乡所能得到的任何一种生活好得多。海军主管军官查尔斯·马尔科姆强调，“西蒂斯”（一个印度词语，意指非洲奴隶）非常适应船上的生活：他们“被充分同化，与欧洲人相处得很和谐，欧洲人也很喜欢他们”。他们工作努力，温顺驯服，并且“具有稍逊于欧洲人的勇气”。
在被关押等待审判期间，霍金斯的朋友们每天都来安慰他。其中之一是海军的主管助理罗伯特·科根上校，他充当军队与政府的中间人。但是，科根的所有帮助都没有效用：1831年3月，在孟买的一个闷热拥挤的审判室里，霍金斯被判有罪，被判决乘船去往新南威尔士服劳役7年。
5个月之后，一份审判报告被送达伦敦，并且被相当详尽地刊载在《泰晤士报》上。霍金斯的下级军官对这次远航加以粉饰，但是那些男孩子提供了决定性的证据。一个叫作米切尔的男孩通过译员讲述了他是如何来到船上的：“我心里想我是被买来的……我是一个奴隶，在我去的地方无依无靠。”之后，他试图逃跑，但是被抓获，被逮回来之后遭受鞭打，而霍金斯就在旁边看着。其中一个男孩非常瘦小，根据《泰晤士报》上的那份报告，在证人席上他几乎很难被看到，并且“看上去不超过6岁”。
当准备好将霍金斯送往澳大利亚时，东印度公司的海军和陆军军官发起了一场旨在推翻此次判决的运动。他们的请求被送往伦敦，敦促当时的国王威廉四世予以赦免。在收到国王的任何回复之前，霍金斯就踏上了他的服劳役之路，船载着他在印度洋的不同港口停靠，每到一处他都受到款待。
这次前往判决地的航行本就缓慢，当船到达荷属东印度时，船只停靠了更长的时间。在那里，他收到了期待之中的英国的回复：霍金斯的确得到了皇家的赦免。霍金斯并没有灰溜溜地在博特尼湾登陆，而是前往伦敦，在圣詹姆斯宫出席了国王的晨见。威廉四世热情地和他打招呼，并向他保证他回到印度之后一切都会好起来。所以，事情的结果是他回到法庭上，被告知他的品行不存在污点。为了补偿他遭受的挫折，他官复原职，再次成为“克莱夫”号的指挥官。但是，他不再去东非冒险，他也没能满意地看到他的男孩们擦洗甲板、攀爬缆绳的场景。他们已经被转移到一所为被释放的奴隶开办的学校。
至于那位不切实际的欧文上校，他自认为在霍金斯想要冒险之前几年就已经找到了终止奴隶贸易的办法，他很快就会知道蒙巴萨保护国的崩溃预示着他个人海军生涯的终结。他最想要的升迁是成为海军本部的水道测量家，但是1833年他的这个想法被拒绝了。他的才能无可争辩，但是他的性情令人难以忍受。欧文以不同的方式看待这件事：“59岁时，我的抱负受到腐败的身居高位者的阻挠。”
一年后，他做了一次绝望的尝试，他给外交大臣帕默斯顿写信以谋求新职位，他自荐为“东非及阿拉伯半岛南部的总领事”。他在这封信中的语气有所不同，他宣称这项任命将受到赛义德·赛义德的欢迎，他称赞赛义德“和蔼、慷慨和公正”，这是一次悲哀的反转。当收到意料之中的回绝时，欧文退休了，他默默无闻地回到了他在新斯科舍的一个家族庄园，直至去世，享年8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