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高大结实、仪态高贵、面容和善……他似乎希望能在任何一个方面都被当作一个英国人。他说，他将英国人看作他的兄弟，愿意把他的国家交给他们。
——英国皇家海军上校亨利·哈特对阿曼苏丹赛义德·赛义德的描述
在19世纪最初几十年，东印度公司对于能够管理英帝国的样板感到满意。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像这样一个庞大的资本主义实体，享有空前未有的权力和责任，但是大体上又保有独立自主的虚饰。当公司的特许状每20年要更新一次的时候，董事会有义务向议会提交一份有关他们活动的总结报告。他们用最优雅的措辞，或者更确切地说，带着无意识的傲慢写报告，因为他们认为，他们在加尔各答、孟买和马德拉斯的3位总督比任何议员对印度的了解都多。
有时候，董事们被迫做出让步，就像1813年的总结报告允许基督教传教士在印度传教，这项活动曾长期被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们拒绝。公司之前的政策是避免干预印度人的信仰和习俗，甚至诸如殉夫自焚的仪式，但是威廉·威尔伯福斯——反奴隶制运动的英雄，带来了一个不可抗拒的挑战。1807年的《废除奴隶贸易法案》颁布之后，他很可能将自己视为英国的道德义务在世界各地的守护者。对于印度，他宣称：“印度诸神完全是贪婪、不公正、邪恶和残忍的野兽。简言之，他们的宗教体系是一个大而令人厌恶的事物。”他的追随者——维多利亚时代传教团的先遣部队，很快就在脑海中虚构出令人陶醉的画面：他们将为耶稣赢得整个印度。这种粗鲁且完全无效的传教方式的一个副作用是加剧在印度的4万欧洲人对他们的统治和贸易对象——1.5亿印度人——的宗教和文化偏见，进而产生之前几乎不存在的种族分歧。
但是，东印度公司认为传教士和与之相似的好管闲事的人令人愤怒，而非害怕，因为说到底它觉得自己不可动摇。随着英国对印度的统治不断稳固，印度巨大的国内市场逐渐成为英帝国繁荣兴旺的重要支柱。曼彻斯特、伯明翰和其他英国城市的工厂主的命运就与它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印度的主人就好像是一只金鹅的看护人。
东印度公司自由度的完整范围依然显得有些模糊。最重要的是，它在印度之外的边界是什么？在东方，它有效垄断了欧洲对中国的出口（包括利润丰厚的鸦片贸易）；在西方，它在红海海岸驻有军事力量。在南方，印度洋地区的两个皇家殖民地——锡兰和毛里求斯，不在东印度公司的直接控制之下，但是肯定在它的影响范围内。在东非海岸，一直远至南部的莫桑比克，情况也是如此。但是，苏丹赛义德·赛义德的阿曼帝国边界不清，它濒临阿拉伯海，还是一个谜。如果东印度公司派人与他商谈，他与英国人的目标到底一致到何种程度？
除了外交，这个问题还涉及很多利益，因为东印度公司认为苏丹的都城马斯喀特港，对于它在波斯湾的贸易至关重要。阿曼国内任何危及苏丹性命的动乱，必定会因为影响到商业而得到东印度公司的关注。但是，赛义德的帝国对于伦敦的外交部也同样重要，因为它可以持续监视伊斯兰国家权力平衡的变动情况。在19世纪20年代，出现了一个新的困扰：俄国可能会占领波斯，其势力可以直达印度洋，这将威胁到英国人在那里的统治。令人高兴的是，赛义德暗示，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他准备站在英国人一边，与他们共同对抗俄国人。
所以，大体说来，英国政府和东印度公司的政策在此处是一致的。二者都将俄国人入侵波斯看作不好的预兆，并且对印度洋上行驶的任何外国船只投以怀疑的目光。二者也同样想看到波斯湾阿拉伯海盗的灭亡和长期争斗局面的终结。但是，这种一致性有时也会被东印度公司的原始动机——贸易——所削弱，比如对于波斯湾海盗的回应。海盗时常需要木材以修船，但由于阿拉伯半岛几乎没有树木，他们需要从孟买购买木材。控制海盗的一个简单办法是禁止木材出口到波斯湾，但是印度政府拒绝颁布这种禁令，因为他们担心这么做会损害孟买商人的利益。
而赛义德·赛义德主要的财富来源更加不用争议：对他的臣属，包括他的家人，从东非运过来的奴隶征收的税金。他每年的税金收益高达25万银币，而其中至少有四分之一来自奴隶贸易。阿曼的海军成为奴隶贸易的盾牌，用一位美国商人的话说，就是“赛义德拥有一支比从好望角到日本的所有当地王公联合起来都更加有效的海军”。他的大部分船只是在孟买繁荣的造船厂订购的。苏丹是位极好的顾客，而他的财富增强了他对外宣传的善意和友好的虚假名声。但是，他必须处理奴隶制问题的时刻很快就会到来。已经有威尔伯福斯式的勇士将视线从大西洋转移到了印度洋，而伦敦方面想当然地认为赛义德将很快屈服于历史的潮流。1822年，殖民地大臣巴瑟斯特勋爵在寄给毛里求斯的总督罗伯特·法夸尔的一封急件中乐观地预言，当苏丹“充分衡量”终止奴隶贸易的“稳定好处”时，他将“很快达成英国的迫切愿望，而他的政治存在主要仰赖英国”。
非洲研究所（之后成为反奴隶制协会）甚至更加乐观，其成员将赛义德视为东印度公司“一个稳定的老盟友”。苏丹与孟买总督的关系的确十分亲密，“这位穆斯林充分相信基督徒的善意”。而且，为了他妹妹的健康，他每年都让她带着大量随从前往孟买。研究所的成员相信，英国政府“只需要表达出终止奴隶贸易的愿望”，苏丹就会“十分乐意签订条约，并允许东印度公司的战船强制执行”。废奴主义者不能理解东印度公司，以及一些外交部工作人员根本不担忧东方奴隶制的行为。
1822年9月，苏丹勉为其难地签署了一份协定，禁止将奴隶从他的统治区域售卖到任何一个基督教国家，尽管这是一个有希望的开端，但是要想治好赛义德·赛义德的坏习惯远比巴瑟斯特勋爵和他的支持者想象的困难。赛义德还同意前往伊斯兰国家的阿曼运奴船只能在一定的范围内航行，它的起点是基尔瓦南部，经过东非附近的水域，沿阿拉伯半岛的海岸航行，最远到达印度北部的第乌，以及波斯沿岸。后来，这个消息走漏出去，他的臣属对他的所作所为感到非常愤怒。他们知道，英国已经在他们的头顶投下套索，总有一天英国会收紧套索。
英国派了一名特使劝导赛义德签订1822年协定，即莫尔斯比协定。费尔法克斯·莫尔斯比是一位年轻的皇家海军上校，他在毛里求斯指挥一支小型舰队，后来他成为一名海军上将。长期以来，他都听从总督罗伯特·法夸尔的命令行动，而后者遵照巴瑟斯特勋爵的命令行事。协定中的其中一项条款是皇家海军的战船有权抓捕在指定的沿海水域之外航行的任何一艘阿曼的运奴船。但是，与非洲研究所预料的相反，协定没有将这样的权力授予东印度公司驻扎在孟买的海军。
这项限制性条款也与赛义德所预期的相悖，既然他知道他在东印度公司比在英国政府朋友多。而且，这项条款强调两支同时在印度洋巡航的英国海军的地位差别。1798年的一份法令规定，孟买海军的首要职责是“保护贸易”，而皇家海军则致力于保护帝国的广泛利益，莫尔斯比协定集中体现了皇家海军拥有更高的权力。这两支海军之间还存在等级差别：皇家海军军官总是比同等级别的孟买海军军官享有优先权。
可想而知，从毛里求斯将莫尔斯比上校派去和统治疆域在赤道另一边的苏丹签订协定，必定会使孟买方面怨恨不已。他们之间出现了一道裂痕，即使被掩盖得很好，但是英印之间长达数月的通信加剧了爆发争执的可能性。当另一位皇家海军上校违抗东印度公司的命令，通过使英国陷入赛义德·赛义德帝国的阴谋以便有可乘之机时，这种分歧很快就显现出来。
这位上校是威廉·菲茨威廉·温特沃思·欧文，他的父亲也是一名上校，他在与法国人作战时被杀。他的哥哥则是一名上将，他被公认为皇家海军中最出色的领航员和水道测量家。欧文14岁参军，他曾作为海军见习军官执行任务，后来在印度洋被法国人俘获，在毛里求斯当了两年囚徒。在做决定时，据说他马上就能下定决心并且意志坚决。
1822年，欧文回到印度洋，他指挥一支海军远航队去探索东非海岸。这项任务是对欧文才能的证明，因为几乎没有准确的地图可以供他开展工作。然而，这场探索以灾难为开端，因为他们从开普敦向北航行时饱受疟疾的蹂躏。在探索索法拉的南部地区时，其中一艘船几乎全员覆灭。从离开好望角到他们再次返回那里花费了7个月的时间，他们损失了三分之二的军官和一半海员。再用一两句话总结一下个人悲剧：“木匠的同伴及其妻子都在船上，他们两个人都生病了。在一次热疫发作时，他从船上跳了下去，人们再也没见到他。过了几个小时，她也死了。”
尽管发生了如此深重的灾难，但人们还是坚忍痛苦，接受了这样的损失，因为热疫仍然是热带地区最大的“杀手”。（那个时候人们普遍认为，在印度的英国士兵只有五分之一能够活过5年。）另一方面，欧文运用他的科学头脑思考，认为热疫的真正原因可能是蚊子，而非通常所认为的“沼泽瘴气”。他记录了其中一位军官发现的情况：“在调查期间，第一批被热疫击倒的人总是最招蚊子的那些人。”欧文显露出他的独立思想，他嘲笑皇家海军的外科医生毫无怜悯地给染上热疫的病人放血治疗，他认为他们“根本不了解疾病的本质，就好像他们从来没研究过医学一样”。
他们再次从好望角开始远航，并且在那里招募了几个奴隶作为译员。事实证明，这几个奴隶都是“守纪律和有用的人，一段时期之后，他们被放回各自的国家，还得到了一大笔工资”。和其他大多数事情一样，欧文也对奴隶制持尖刻批评的态度，他满怀激情地写下了奴隶制的罪恶。
当他的船队向北进发前往桑给巴尔时，他们遇到了一艘开往里约热内卢的大运奴船。由于这艘船悬挂葡萄牙旗帜，并且由葡萄牙人阿尔瓦雷斯指挥，他们不能抓捕它。但是，欧文十分爱国，他观察到，因为阿尔瓦雷斯曾在印度与英国人一起工作过，所以他对待他的“悲惨货物”的态度要比一般的奴隶贩子好，在他到达巴西时可能仍有五分之四的奴隶还活着。一般来说，有一半的奴隶会在途中死去：“如果能将三分之二的奴隶运到市场，就是一次有利可图的航行。”欧文从桑给巴尔和非洲沿岸观察到的所有情况来看，与他同为上校的费尔法克斯·莫尔斯比谈判达成的协定，对于终止奴隶贸易所做的贡献还远远不够。一些葡萄牙奴隶贩子只是使用阿曼的旗帜作为一种掩饰。欧文认为这是针对英国的阴谋，他感到相当愤怒，而这与即将发生的事情有直接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