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朗里格的胜利是英帝国前进道路上的一个里程碑，在某些方面来说，它比获得更广阔的领地的意义还要大，而后一种情况正在印度上演。在那里，许多大君和其他传统王公的王位仍然被保留下来，但是他们受到英国“政治官员”的操纵。相反，锡兰受殖民地官员的直接统治，而且不用假装居民有权参与政策。一种崭新的模式被创造出来，它的影响一直延伸到19世纪接下来的几十年。这时候，英国人很有自信地宣称，对锡兰的原住民最有益的是“将他们纳入英国如父母般的保护”，在他们上空升起英国国旗，将进步的福祉扩展到这里，就像欧洲的发展那样。
东印度公司一位更加开明的官员托马斯·芒罗爵士，使布朗里格对印度的想法具体化了：不要将占领印度视为“暂时的，而应视为永久的，直到当地人抛弃他们大部分的偏见，并且被充分启蒙，能够为他们自身维持和运作一个常规政府”。
这种理论体现出英国人对帝国持有一种极其长远的打算。另一个全新的想法是将锡兰提升为白人的理想定居地：锡兰高地的气候有益于健康，它们此时已完全为他们开放。在海岸地带还留有一个尼德兰人社群，以及几千名拥有葡萄牙名字的混血儿，但是想要建立一个英国殖民地就需要不列颠人。在维克拉玛被推翻后的10年里，第一批新来者到达那里种植咖啡，而到1840年，那里甚至出现了一股“土地热潮”。这座岛屿的猎物，特别是象群，增加了它的魅力，吸引了富有的运动员。锡兰成为英帝国王冠上一颗较小的宝石。为了对布朗里格表示敬意，科伦坡的一条主要街道被重新命名。
实际上，英国接管这座岛屿不会改变大部分人的生活。抵抗的只有贵族：一个贵族在有可能被吊死之前自杀身亡，他的尸体被斩首示众。大多数僧伽罗人向佛教寻求庇佑，佛教作为锡兰的主要信仰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锡兰的殖民当局颁布命令：人们仍然可以信奉所有现存的宗教。锡兰的宗教种类众多：除了佛教，还有泰米尔人信奉的印度教，“摩尔人”信奉的伊斯兰教，混血儿一般信仰天主教。英国传教士到达锡兰后，发现很难使当地民众皈依他们的宗教。只有少数僧伽罗人由于在英国人的家里或者他们的土地上劳动，而与英国定居者有直接接触。然而，由于语言障碍，他们发现新主人倾向于把他们当成野蛮人。
将锡兰纳入不列颠治下的和平状态很容易，但是纳入另一个在拿破仑战争期间占领的岛屿则费劲得多。毛里求斯已经有白人定居者：由几千名法国人及其6万名奴隶组成的一个敌对的社群。大英帝国既不欢迎法国人，也不欢迎额外的奴隶。这个难以解决的问题落在了罗伯特·法夸尔的肩上，尽管他只有35岁，但由于他在作为东印度公司委派到摩鹿加群岛的官员期间表现出的才能，以及他对奴隶制问题的兴趣，他被委任为毛里求斯的总督。1805年，他写给加尔各答官员的信件语气强硬：“奴隶制是所有邪恶之事中最严重的，而企图以奴隶制本身控制这样一个恶魔几近荒谬。”
1807年，他自费出版了一篇长篇论文，标题是“由于非洲的奴隶贸易被取消，对如何满足西印度群岛殖民地需求的几点建议”。法夸尔的想法很新奇，他提出将大量的中国劳工移民到加勒比海。因为中国被普遍认为正遭受人口过多的困扰，尽管中国政府在一般情况下趋向于阻碍，但他仍幻想中国政府可能会愿意合作。即使中国妇女被禁止移居国外，问题也不大，因为男人“不太介意同居女性的肤色和状况”。法夸尔认为中国人比欧洲的穷人更加勤奋，也比非洲人更加“灵巧”。他们应该在较为舒适的条件下乘船过去：船上应该载有一定数量的活猪，因为中国人很喜欢吃猪肉。
法夸尔的计划从未得到执行，但是这有助于提高他的地位，并且帮他赢得了需要坚定态度和外交手腕的毛里求斯总督之职。他发现英国的长期封锁使得这座岛几乎陷入饥荒，所以当他试图从法国殖民地居民处获取真挚的效忠保证时，他无所收获丝毫不令人吃惊。至于岛上的大量奴隶，法夸尔的主要焦虑是要进口足够的粮食保持他们的健康，以便让他们收割甘蔗。
1810年圣诞节，他给英国的外交大臣利物浦勋爵写信：这座岛屿目前秩序良好。但是不到两个月，他就敦促允许毛里求斯进口更多的奴隶，为了使它及其姊妹岛留尼汪岛不至于变成“沙漠”而无法继续生产作物。而且，尽管战争还在继续，但是仍有很多随时准备好从东非或者马达加斯加岛取得奴隶的法国商船。由于时势压力，他反对奴隶制的理念被削弱。法夸尔灵巧地回避了1807年的《废除奴隶贸易法案》：“我相信……之前为了获取殖民地而制定的一部法案……一般来说，对之后获取的殖民地将不具有约束力。”
利物浦爵士很快就成为英国的首相，他是一名托利党人，但是他为人高尚，因而法夸尔的主张使他震惊。“我无法充分表达出我对你提出的可能性的惊讶，”他回答，“当英国的议会秉着对所有古代殖民地的尊重，基于普遍的准则恰当地废除奴隶贸易的时候……有人可能曾经这样想过，鉴于对那些岛屿和外国财产的尊重，它们都是战争中获得的财产，应该被置于陛下的统治之下，因而这项贸易或许可以存在。”《奴隶贸易重罪法案》在利物浦勋爵的信寄出的同一个月通过了，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晴天霹雳，该法案规定“要有效废除任何试图从事奴隶贸易的地方的奴隶贸易”。
一读到利物浦勋爵断然回绝的信，野心勃勃的法夸尔可以预见到他必须要走的路。他宣布，从那时起他的目标是禁止所有船只向毛里求斯运送奴隶。但是，这项禁令很快就被他与马达加斯加岛东侧的塔马塔夫的法国种植园主的协定打破了。他们之前已向英国人投降，作为交换条件英国人也转而答应他们可以将包括奴隶在内的私人财产运到毛里求斯。被法夸尔认可的奴隶名单总计863人，但是很快人数就超过了1000。在另外3艘法国船只从塔马塔夫到达毛里求斯之后，他们的据点里挤满了奴隶。这些船在护送下前往好望角。他们以毛里求斯的居民还没能有充足的时间理解英国法律为由，决定提出要求的法国人可以均分所有的奴隶。
对毛里求斯尝试施加反奴隶制的封锁是无效的，因为几乎没有皇家海军的船只有空承担这样的工作。晚上，捉迷藏的危险游戏在珊瑚礁之间发生。极少能够抓住一艘运奴船。即便被抓住，船长们一般也会被释放，因为法夸尔有责任将他们交给岛上的法国治安官审判，而法国治安官拒绝判他们有罪。当他试图将一个公然犯罪的船长送去好望角时，这个俘虏在路易港，竟然从船侧跳进海里，接着游上岸，再也没有被看见过。
法国种植园主相比法夸尔具有绝对优势。1819年，毛里求斯的奴隶数量通过“战争财产”的方式从6万增加到8万。伦敦的废奴主义者肯定会注意到这种情况，例如狂热的活动家托马斯·福韦尔·巴克斯顿。在这个遥远的皇家殖民地发生了什么？是总督太软弱还是他纵容奴隶拥有者？诸如此类的问题很快就在整个下议院引发激烈的辩论。霍尔少将在总督不在时代行管理之职，1819年他将3名法国水手送到英国接受中央刑事法庭的审判，此时人们对法夸尔的表现越来越担忧。这几个水手隶属于一艘中型艇，他们被捕是因为他们将92名奴隶运到毛里求斯。他们被判服苦役3年。
法夸尔为自己辩护，通过1817年他与霍瓦人的首领拉达马（被夸张地称作“马达加斯加的国王陛下”）签订的条约，他已经尽最大努力切断来自马达加斯加岛的奴隶贸易流。为了让拉达马坚决禁止从他的领地进一步出口奴隶，英国向他许诺，他每年可以得到1000金币、1000银币、100桶火药、100杆火枪、一整套制服，以及他的士兵所穿的制服。法夸尔向拉达马保证，英国国王听说马达加斯加国王“效仿英明的白人国王”严禁“售卖黑人”，一定会感到高兴。
上述所有做法都收效甚微。拉达马的法令在马达加斯加岛的很多地方没有效力。在那些地方人们仍然可以购买奴隶，就像莫桑比克和大陆的其他地方一样。（无可否认，还存在来自巴西的激烈竞争，巴西每年要进口2万名奴隶或者更多的莫桑比克奴隶。）
在毛里求斯，还有一个更加复杂的原因，那就是他们渴望争取到被击败的法国人，他们的英雄拿破仑此时正在另一座英国岛屿圣赫勒拿岛上度日。种植园主满怀嫉妒地看着他们的姊妹岛留尼汪岛，在那里三色旗仍然飘扬，总督对进口奴隶的态度也相当宽容。（留尼汪岛在维也纳会议上被归还给了法国。）
巴黎方面正秘密鼓动毛里求斯岛摆脱英国的统治，重新成为法国岛。法国人痛失该岛，特别是一些高级海军军官对此感到尤为苦涩，他们强调绝对不可以让他们的老对手染指马达加斯加岛，在那里英国的传教士已经开始活动。正如法国的海军上将迪佩雷在19世纪30年代警告的那样，对任何一届法国政府来说，让马达加斯加岛变成英国的领地将是“一个永恒的耻辱”。
法夸尔退休之后被授予爵士头衔，并且被任命为东印度公司的董事，进入英国议会。在议会，他与控告他的人面对面。他仍然在意要赢得种植园主的好感，成功地以低于西印度群岛的进口价格，将毛里求斯的蔗糖运到英国，并且取得了糖税。但是，这座岛此时由于作为帝国的奴隶坑而臭名昭著，它成为反奴隶制协会持续激烈讨论的一个话题。英国听众对于女奴被当众鞭打的事情表示震惊。
1828年接受委托成立的一个议会委员会发表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里的可怕内容足以使威尔伯福斯死不瞑目。即便是这个时候，奴隶仍然被运往毛里求斯，尽管被铁链束缚住，但是在船只离开非洲之前他们曾疯狂试图逃跑。当船靠岸时，他们登陆，在货栈里按顺序排队，脖子上挂着价格牌。该委员会由陆军少校科尔布鲁克领导，他们敦促毛里求斯迅速终止拥有奴隶的状态。
种植园主猛烈反抗，他们派出一个成员——阿德里安·德皮奈——前往伦敦申辩。他说，没有奴隶或者充分的赔偿，他们会破产。1832年初，德皮奈申诉失败，奴隶确实将被释放的消息传到毛里求斯。他们号召进行一场大罢工，散发了数千把枪支，而自发组织起来的治安警戒队气势凛凛地穿过路易港。在港口，英国战船待命，准备派海军上岸。
说英语的居民自我安慰，他们认为如果战争爆发，奴隶必定站在他们一边。最终，这种反叛的热潮衰退了。当少将威廉·尼古拉爵士作为新任总督抵达毛里求斯时，种植园主知道他们的时代过去了。尼古拉爵士态度强硬，他宣称，如果还有任何暴动的迹象，他会从印度调兵进驻该岛。
1828年委员会调查的结果之一是任命托马斯先生为毛里求斯的“奴隶保护者”。他忙于处理有关暴行的控告，但是通常情况下他站在奴隶主一边。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他命令一个名叫海珀莱特的小男孩“乖乖地接受桦条的鞭打”，他的年纪在“9至10岁之间”，因为他宣称他的主人勒尼奥先生强迫他喝烧酒和粪便的混合物。勒尼奥否认有这回事，辩称那只是烧酒和吐根汁，为了阻止那个男孩对酒产生兴趣。“奴隶保护者”托马斯按时提交了他的行为记录。不出意料，他遭到陆军兼殖民地大臣戈德里奇勋爵的批评。
在1833年终止拥有奴隶的法案在英国司法权生效的所有地方通过之后，毛里求斯的7万名奴隶被释放。英国纳税人支付了200万英镑的赔偿，才得以安抚法国种植园主。与西印度群岛的奴隶主相比较，毛里求斯每个奴隶的价格要高出百分之五十。即便如此，还是有一个紧要的问题：将来谁收割甘蔗？黑人必须作为“学徒”为他们的主人服务3年，在那之后，他们可以尽情享受自由，他们开始向主人提出后者认为无法忍受的要求。
毛里求斯岛不得不在别处寻找廉价劳动力，他们很快就在印度洋地区找到了答案。早在1830年，留尼汪岛的一个商人从加尔各答引进了130名工匠。之后不久，成船的印度合同劳工抵达毛里求斯。1835年，又引进了1000名劳工和几十个女工。印度的流放犯为了活命也到达毛里求斯参与修路。1836年，查尔斯·达尔文到访毛里求斯，并且写道：“这些人普遍比较安静而且品行端正”，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们干净整洁，虔诚地遵守他们奇怪的宗教礼仪”。他认为，很难以“看待我们在新南威尔士的卑鄙囚犯的眼光”看待他们。
从穷困的比哈尔乡下招募来的“山地苦力”在种植园劳动，他们每个月的工资是5卢比（相当于英国的10先令），另外还有定量配给的大米、香料和印度酥油。1837年，他们在那里有2万人，到1860年超过6万人。与此同时，蔗糖产量也从1843年的3.558万公吨上升到20年后的12.921万公吨。尽管签订的合同规定他们在毛里求斯劳动5年，但是这些“山地苦力”很少有人能够返家。一些废奴主义者在英国报纸上写文章，抗议这些移民的生活比奴隶的好不到哪里去。然而，距离他们不再需要那么多同情的时候不远了，那时候他们将摆脱之前的糟糕境地，使毛里求斯成为繁荣的“海外小印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