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那些前往东方的人，每100人之中，只有不到30人能够活着回来，那些士兵更是如此……我的朋友，请记住这些，不要前往东方。
——奥托·门采尔《18世纪中期的好望角生活》，1784年（ottomentzel,citelifeatthecapeinthemid-eighteenthcentury/cite）
到18世纪中期，在好望角定居的白人数量已经达到6000人。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们不情愿将一个“补给站”变成一个殖民地，但是此时他们不得不屈从于对建立殖民地满怀热情的继任总督们。好望角变得越来越自给自足，甚至种植小麦出口东印度群岛。一些布尔人（实际上是农民）这时候前往更内陆的地区定居。在那里，他们砍伐森林，耕种土地，开始饲养牛羊。如果遭遇布须曼人，他们就开枪射击。他们普遍奴役科伊科伊人（霍屯督人），但是有时候会娶他们的年轻妇女为妻。在鱼河附近，这些长途跋涉的布尔人首次接触到更加可怕的对手——科萨人，他们是占据广大内陆地区的班图人的先锋。
在好望角，一场历史冲突的预兆基本未被人们注意到。这些居民经常向外眺望海洋，但很少回望身后的非洲内陆。尽管人口还是很少，但这是除美洲之外，欧洲人在移民文化方面有意识地维持得最好的一个海外殖民地。100年前，范·里贝克对自由市民“迟早会来到这个国家，将它作为他们的祖国”的憧憬，毫无疑问已经实现。
此时，开普敦是一座受欢迎的港口，吸引各个国家在印度洋做生意的船只来访。它得到一个绰号——“两海之间的旅馆”。在开普敦秩序井然的街区居住的市民，将房间租给停泊在海港里的船只上的水手，他们以此作为好的谋生之道。那里还有充斥着霍屯督人和混血女人的妓院。尼德兰海军少将扬·斯普林特·斯塔沃里纳斯写下他对好望角的印象，他说那里的人极度渴望从外国人手中榨取钱财。英国人总是很受欢迎，因为他们的水手似乎花钱最多。
1744年秋，好望角迎来了一位卓越的英国到访者，他是海军准将乔治·安森——“皇家海军之父”。他正处于一场环球远航的最后阶段。他的牧师理查德·沃尔特写道，乔治·安森看到好望角及其“文明的殖民地”感到“非常高兴”。这里的水果和其他食物是世上最美味的，这里的空气有益健康，这里的水源清澈，简而言之，“对于长途航行的水手来说，这个定居点是已知世界所能提供的最好的休憩之处”。1765年，杰迈玛·金德斯利夫人前往加尔各答，途中在开普敦做短暂停留，她以同样的热情给家里写信：“我从未见过别处的人像这里的人一样享受如此舒适美好的生活，这里没有非常富裕的人，也没有极度贫穷的人。”
作为一个她那个时代的女性，杰迈玛·金德斯利在做出这个判断时当然没有将所有开普敦人包括在内。她来自一个从伊丽莎白时代起，大小海港依靠向西非派遣运奴船逐渐富足起来的国家，它的北美殖民地依靠黑人劳工。由于英国在大西洋贸易中享有至高权威，很少有英国人对好望角的环境持批判态度。在好望角，尼德兰人的数量远不及奴隶的数量，因为没有他们的劳动，殖民地就不会繁荣。唯一值得注意的是奴隶的多样性：有些奴隶来自西非，有些来自爪哇和中国，还有一些来自附近的马达加斯加。只有少数是科伊科伊人，尽管他们中有很多人在1713年死于天花，是被靠岸停泊的到访船只送上岸的待洗衣物感染的。此时，这些“褐色皮肤”的天花幸存者与更大的奴隶社群通婚。在市民与他们的奴隶之间的社会阶层是获释的奴隶：他们是黑白混血私生子或者受过洗礼的黑人基督徒。其他奴隶或是因为表现勇敢，或是由于报告了其他奴隶的逃跑计划，而被给予自由。人们很容易识别获释的奴隶，因为他们往往佩戴帽子和穿鞋。
由于他们的主人是严格的加尔文信徒，好望角的奴隶一般待遇不错，很多人还密切融入到主人的家庭中。但是，他们的主人对任何反叛行为的惩罚都是极为严酷的。早些年，奴隶经常逃跑，人们还能清楚地记得夜晚他们在桌山斜坡上擎着灼热燃烧的火把。此时对奴隶施加的惩罚要根据东印度公司选择的总督制定的规范，他们对此极少展现仁慈。对犯错误的奴隶施加的惩罚表明，他们觉得有必要实行恐怖统治，他们感到恐惧，认为必须要向位于阿姆斯特丹的荷兰东印度公司的“17位”董事报告，混乱状况已经有所显露。
此外，关于西印度群岛频繁起义的报告令人担忧：1760年，牙买加的1000名奴隶起义，他们徒劳地希望杀死所有白人，并将这座岛屿变为一个黑人共和国。暴动持续了6个月。之后，一名曾经加冕为女王的女奴被处死。如果好望角发生任何一起相似的暴动，而且局面失控，这必定会威胁到殖民地的生存。欧洲太过遥远，无法在殖民地陷入麻烦时迅速派来援军。因此，他们一直严格执行一项预防措施：奴隶绝对不可以接触任何武器。
在杰迈玛·金德斯利夫人于开普敦停留期间，一个因为用刀捅人而获罪的疯狂奴隶被处死在刑架上。他受尽折磨而死，“他们将烧红的烙铁烫在他身上，那种方式太过恐怖以致于我无法在此复述具体情形”。几年前，18名逃跑的奴隶点燃了几所房屋，但是他们很快就被抓获，并且被投入城堡的地牢。其中3人成功地割断了自己的喉咙，因为他们知道等待他们的是什么，而其余的人或者被钉在尖桩上，或者被吊死，或者在被铁棒砸断手脚之后，又被活活捆在车轮上。女人则是被慢慢绞死，在此过程中刽子手的助手会在她们眼前晃动燃烧的成捆稻草。奥托·门采尔是一位高级军官的孩子的私人教师，他在日记中写道：“天气暖和时，被钉在尖桩上和绑在车轮上的奴隶通常能活两三天，但是天气寒冷时，他们在半夜都会被冻死。”人们认为，这些惩罚对于维持经历长途航行来到好望角的访客所喜爱的平静气氛，极其重要。
从马达加斯加买来运到好望角的奴隶是最反叛的。而且，购买他们也十分危险，因为在岛屿西岸有很多卑鄙的“地头蛇”，他们是令人生畏的黑白混血海盗的后裔。马达加斯加的奴隶还很贵，每个奴隶的价格高达35个墨西哥银币，有时它们也叫作西班牙里亚尔（玛丽亚·特蕾西亚泰勒，也称皮阿斯特，这是在印度洋通用的另一种货币）。但是，因为奴隶无法适应好望角的寒冷冬季，所以他们在好望角活不了多久，总是需要购买新的奴隶。
在18世纪70年代早期，好望角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管理人员决定派出他们的一些船只，前往2000英里之外的桑给巴尔购买奴隶。公司职员弗里德里希·霍尔茨埃佩尔和康斯坦特·范·努尔德·昂克鲁伊特写道，这些航行中有两次幸免于难。由于他们住在与非洲其他地方相隔离的前哨地带，当他们到达桑给巴尔时，两个人都不知道应该做何期待。他们一路沿非洲海岸北上的航行十分平静，一抵达桑给巴尔，他们两人就对岛上市集的繁盛场景感到惊奇：丝绸、中国瓷器、上好的地毯和黄金珠宝应有尽有。他们自己的货物无法引起当地商人的兴趣，唯一被需要的是墨西哥银币。
这些职员还了解到马斯喀特的阿曼苏丹的深远影响力。他选择的总督统治着桑给巴尔岛，另一位出身于强大的马兹鲁伊家族的被指定者正占据位于蒙巴萨的耶稣堡。（8年前从葡萄牙人的手中夺得耶稣堡的事件，在整个海岸地区流传的诗歌中都是一个为人称颂的传奇。）桑给巴尔的总督告诉尼德兰人，他接到严格的命令，禁止向基督徒出售奴隶，因为“整个海岸的贸易必须掌握在阿拉伯人手中”。苏丹此举既有宗教原因也有商业考虑：穆斯林拥有的奴隶必须皈依真主。
不过，桑给巴尔的总督暗示，如果他们借给他五百个墨西哥银币，他可以给他们提供一些奴隶。尼德兰人天真地交付了那笔钱，但是他们什么也没有得到。一个年轻人提议秘密为他们提供一些奴隶，他被离奇地描述为一个牧师，午夜，一艘独木舟载着十九个男人、女人和孩子划了出来。其中一个职员忧郁地写道，“月光太亮了，不利于奴隶们登船”。
这是一场缓慢曲折的商业之旅。他们不得不将他们购买到的第一批非洲人隔离在甲板下面闷热且臭气熏天的船舱里，直到船上载满货物。这些人很快开始生病。有些还只是婴儿，她们在记录本上被列为“未断奶的女孩们”。康斯坦特·范·努尔德·昂克鲁伊特抱怨在桑给巴尔买的奴隶虚弱不堪，他将这归咎于大陆上的饥荒，以及使情况变得更加糟糕的蝗灾。按照霍尔茨埃佩尔的说法，奴隶购买者不得不“更加深入内陆”，他们带着贸易货物以便购买奴隶。他听说，某一次有两百人因为饥饿而从灌木丛里主动走出来，要求将自己卖掉。
他们希望在别处找到更便宜并且更强壮的奴隶。其中一艘船向北航行，经过有历史意义的城市马林迪，那里此时被“不友好的当地居民”控制，之后他们到访布拉瓦港：“我们选了一个男性奴隶和一个女性奴隶，但是拒绝了两个年长的女性奴隶和三个小男孩，因为那个商人不同意降低价格。”当然，这两个职员很关心价格：当时一个健康的非洲男性的价格是二十五银币，或者一百二十磅火药（一头奶牛的价值是三十磅火药）。但是，经过一年的努力，在此期间好几个船员死了，一艘船只运载六十八名奴隶；另一艘成功一些，总计装载三百二十八名奴隶。
穿插在这两段叙述之间的是18世纪晚期关于东非的小片段，但是这些记述带有很强烈的欧洲人的偏见。阿拉伯人非常专横：“因为他们普遍拥有很多奴隶，所以他们目中无人并且懒惰异常，以致于他们宁愿饿死也绝不下地干活。”康斯坦特·范·努尔德·昂克鲁伊特尝试为沿海的各种穆斯林划分等级，他将斯瓦希里人放在最低等级，将“摩尔人”放在“中间等级”，将阿拉伯人列为最高等级：“但是，他们所有人都最惧怕马斯喀特政府。”
对于非洲奴隶而言，捉拿他们的人不把他们当人看。他们唯一感兴趣的是将非洲奴隶活着带回开普敦。第二艘船的船舱里挤了三百多个男人、女人和孩子，这是一笔赔本买卖。一路上奴隶的死亡几乎没有间断过。当船只向南航行穿过莫桑比克海峡时，船员每天都会从甲板上往下扔尸体。这段时间的叙述变成了简洁的航海日志：“两个男人，一个女人”“一个男人”“两个女人，一个男孩”。只有少数情况才登记细致一些的信息：“星期五，11月14日。快要入夜时，两个成年男子死了。他们可能是我们船上最好的两个奴隶……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死得如此突然，因此医生建议解剖他们的尸体。他被允许这样做了，但是在解剖和仔细检查之后，他报告说他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最后，他们抵达了桌湾，当时由于风向相反，船只不得不在罗本岛等候，直到他们可以驶入海港。罗本岛上监狱的监狱长给船员们提供了10只羊，船员们对此很高兴，因为他们已经很长时间没吃过新鲜的肉了。但是，他们在东非费力获得的328名奴隶，几乎有三分之一死在了返航途中。
当尼德兰人沿着非洲海岸跌跌撞撞地来回航行时，一个更加精明的奴隶贩子正在努力影响印度洋的历史进程。1776年12月14日，基尔瓦的苏丹签署了一份由某个叫作让-文森特·莫里斯的人起草的条约。条约内容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