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知道过度渴望财富是一切祸害的根本缘由。一只狂暴又饥饿的野兽是无法被满足的，一个无底的海湾是无法被填满的，而若一个人得了水肿病，喝水的欲望会使他在解渴之前先将肚子撑破。
——沃尔特·哈蒙德，1640年
最后，欧洲人在整个印度洋地区的野心受制于他们与印度本身的关系。印度次大陆一直是关键，是权力的基石。就像寇松勋爵后来所讲的：“拥有印度是统治东半球不可或缺的一枚像章。”但是，欧洲人的能力还远远不够获得那枚像章。甚至在伊比利亚半岛上的国家角色发生转变的大航海时代，教皇将东半球划分给强有力的西班牙，它也无法像它对待美洲那样征服和殖民印度。莫卧儿王朝和印度统治者完全没有被吓倒，他们要比墨西哥的蒙特祖马或者秘鲁的阿塔瓦尔帕更加顽固。
更晚些，在工业革命之后，欧洲的力量超过了印度和亚洲的其他一些地方，以及几乎整个非洲。与在美洲发生的事情的一个关键区别是在印度没有永久殖民和一个文明覆盖在另一个文明之上的情况，而是普遍采取一种短暂的殖民形式。
尽管如此，欧洲人还是很早就来到印度洋沿岸地区，并且似乎永久性地占据了一些有利位置。除了果阿这块飞地，最早的定居点是赞比西河流域一系列大大小小的普拉佐种植园。但是，它与白人文化的联系很贫乏。尽管内陆最大的城市太特有一个主教座堂，但是“赞比西亚”受到从果阿移居于此的印度商人的影响，主要是非洲混血文化。它与周边土生土长的王国具有共生关系。相反，与它差异更大的欧洲人定居点很快就要在非洲大陆的南端建立起来。
虽然一些葡萄牙人已经注意到好望角的气候与风景和欧洲相近，但是他们春天从里斯本出发，在仲冬到达南半球，总是看到桌山高达3500英尺的顶峰。在接下来的1000英里要沿着裸露的海岸，面临逆向海流和多岩石的海岸线，许多大帆船在那里遭遇厄运。所以，他们总是乐于快速绕过好望角，及时抵达莫桑比克，赶上西南季风前往印度。而在返程时，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回到大西洋，向北航行最后一段距离，回到家乡。有时，葡萄牙船只也会在桌湾港抛锚，在岸上建立一些小屋，但是里斯本从未对那里严肃宣称过主权。
17世纪早期，船只开始在一年中的大多数季节绕过好望角。特别是尼德兰人，他们不太依赖季风，因为他们的贸易公司最盈利的地方在东南亚。为了抵达那里，他们的东印度大商船利用赤道以南的信风，直接穿过海洋。因而，尼德兰的船长开始习惯于在桌湾停泊。他们将信件放在玻璃瓶子里，将它们系在木桩上，留给他们的同胞。那里除了肤色浅一些的科伊科伊牧民（荷兰人模仿他们咔哒咔哒的发音，将他们戏称为“霍屯督人”）外，荒无人烟。
17世纪伊始，他们对殖民好望角的可能性更感兴趣。船长约里斯·范·斯贝尔伯根说那里“气候宜人，适于疗养”，可以种植各种作物，鹿在美丽的河谷中吃草。1611年，英国商人托马斯·奥德沃思在前往印度的途中经过那里，评价道“他一生从未见过比这更好的地方”。他敦促在那里建立一个定居点：每年应该派100名犯人上岸，建立一座堡垒，给守卫堡垒的人配发枪炮。但是，东印度公司没有留意这个建议。
1647年，尼德兰船只“哈勒姆”号遭遇暴风雨，在桌湾沉没，60个幸存者在那里滞留了将近一年。到另一艘东印度公司的船只将他们接走时，他们已经在那里建立起具有一定防御功能的住所，并且开始喜欢上那个地方。“霍屯督人”似乎很友好，那里庄稼容易种植，气候也宜人。东印度公司的董事在阿姆斯特丹仔细听取了水手们的描述，因为他们也开始将好望角视作一个战略要地，他们的敌人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可能会占领好望角，以便袭击经过那里的尼德兰船只。实际上，好望角是通向印度洋的锁钥。
按照那个时代的标准衡量，东印度公司的行动十分迅速。1652年4月，90个工匠在扬·范·里贝克的带领下登岸，他们的任务是建立一座坚固的堡垒，并且开始种植作物。他们用杏树作篱笆，划分出6000英亩的土地，以防止好奇的当地人进入。这个长长的岬角的一个不利之处是它与大陆——险恶而广袤的非洲大地——的联系。正如葡萄牙人所知悉的，岛屿更加安全。所以，他们甚至想过从桌湾到更南边的福尔斯湾开凿一条8英里长的运河，将这座半岛变为一座岛屿。但是，这个计划因为耗资巨大很快就被舍弃了。
范·里贝克当时还是一艘船上的医生，他花费了10年的时间创造了后来成为开普敦这个地方的核心部分。几个与东印度公司合同到期的人选择留下来作为“自由市民”，他们的女人从尼德兰出海到达那里加入他们。东印度公司的“17”个董事对这一切感觉很复杂，因为他们仍然只将桌湾视为一个停靠站，以便让船队补充淡水和食物，或者能够提供紧急维修。他们从未想过在好望角建立一个殖民地，因为它能提供的贸易前景和利益都非常有限。首任总督还被告知要阻止民众定居好望角。
由于在毛里求斯岛花费过多，东印度公司的态度受到影响。早在1598年，他们就占据了这个印度洋的前哨站，因为它有一个优良海港，可以为前往马达加斯加以东荒凉海域的船只提供一个避难所，而且爪哇岛的甘蔗在那里生长得非常好，渡渡鸟（在17世纪80年代灭绝）也提供了很好的肉食来源。尽管如此，但是东印度公司的董事考虑到花费，对这座岛屿并不很感兴趣。它不出产任何可供销售的东西。一个多世纪之后，毛里求斯被抛弃。
然而，在尼德兰联省共和国的鼎盛期，对好望角过于苛刻也比较困难，那个年代伦勃朗和其他不那么知名的艺术家，以描画踌躇满志的阿姆斯特丹商人的肖像画为生，他们通过售卖香料、丝绸和中国瓷器发了大财。东印度公司蒸蒸日上，而好望角的定居点也不断扩张。当地居民感到很安全，不担心受到其他国家的进攻，甚至包括英国，在17世纪下半叶尼德兰人与英国人进行了三次海战。这个地方防御完备，因为总是有一两艘船只全副武装，停泊在这个通往东方或者从东方返回之路上的海湾里。那里还有一座由火枪手守卫的堡垒，尽管这些火枪手收入微薄，训练不精。
1685年，在定居者中出现了一些新的成分：180名在祖国受到迫害的法国胡格诺派教徒抵达那里，很快来了更多人。他们的宗教信仰与加尔文派相符。而且他们是勤劳的农民，种植葡萄园，愿意用自己的双手谋生。在总督西蒙·范·德施特尔管辖的20年里（1679—1699年），好望角定居点逐渐成形，而远不只是一个补给食物和淡水的停泊点。到1720年，那里已有白人定居者2000人，还有相同数量的黑人奴隶。
如果不在乎东印度公司最初的意图，好望角将发展成为一个殖民地，而锡兰则是他们长久以来都志在必得的一个目标。这座盛产肉桂和次宝石的岛屿像是从印度次大陆悬垂下来的一颗珍珠。17位董事非常高兴，他们仔细考虑之后，决定称它为“新尼德兰”（它原先是一块美洲殖民地的名字，1664年尼德兰将那块殖民地割让给英国）。
获取锡兰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为尼德兰人发现他们不仅要与葡萄牙定居者为敌，还要对付真正的本土居民。僧伽罗人捕获了300多个尼德兰士兵，将他们带到康提作为人质；指挥官阿德里安·范·德施特尔被杀死，僧伽罗人将他的头送给他在海岸的同胞。档案表明，尼德兰人曾经想要占领整座岛屿，尽管1646年总督扬·马特瑟伊克告诉康提国王拉贾·辛哈：“我们的军队第一次来到这个岛屿，不是期望获得很大的利益，而仅仅是为陛下您服务。”7年前，东印度公司的董事派遣到总督安东尼奥·范·戴曼那里的人反映，实际上，僧伽罗人只是两大帝国主义势力之间的小卒：“是时候将葡萄牙人从他们的战略要地赶出去了，剥夺他们在印度地区的最高权力，取而代之。现在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好时机。”在写下这份报告之前不久，范·戴曼已经在拉贾·辛哈的鼓舞下开始大举入侵锡兰，拉贾·辛哈后来认为，比较这两个恶魔，被驱逐出去的葡萄牙人的恶劣程度还轻一些。
葡萄牙和尼德兰打了几场极为惨烈的战役。葡萄牙人用黑人奴隶填补他们的军队，在一场对抗中，至少有300名“卡菲尔人”涉战。尼德兰人将僧伽罗人作为补充人员。1640年3月，双方为争夺加勒港在该岛南部进行了一场决定性的战役。300年前，中国舰队曾访问过历史悠久的加勒港。尼德兰指挥官投入了700名士兵参与这场战役：在葡萄牙人举白旗投降之前，有400名士兵受伤，100名士兵阵亡。数百名葡萄牙人，以及他们的家人和奴隶，都沦为俘虏。他们的命运是被运往2000英里之外的巴达维亚，但是很多人死在路上。
这位昔日的盟友所取得的成绩已经引起英国人的警醒。当尼德兰人占领了马拉巴尔的几座葡萄牙堡垒时，他们也深度侵入了英国人在印度南部的商业。苏拉特的主要贸易站向伦敦报告称“到处都是张狂的尼德兰占领者，他们在印度海域已俨然一副国王的姿态”，至于葡萄牙人，他们正处于“最悲惨的困境”。
锡兰的实际命运是在2000名尼德兰士兵围攻7个月之后，科伦坡陷落。被困的葡萄牙人用狂热的勇气回应围攻者的无情，围攻者施以暴行，希望能够彻底击垮他们的抵抗。饥饿的妇女和儿童试图逃离围城，不幸失败，被迫退回，这加剧了堡垒中最后的食物储备的供应压力。最后，几个人蹒跚地走出来投降。但是，胜利者无法平息怒火。他们发现一个被视作叛徒的尼德兰人已经死了，很不甘心，他们找到他的坟墓，挖出尸体，把他挂在绞刑架上。
尼德兰人继承的是一个在精神上和经济上都被毁坏了的岛屿。稻田被遗弃，古代堤坝和水库被破坏，灌溉系统夷为废墟，村庄里没有村民，道路上杂草丛生，野生大象四处出没。葡萄牙人还留下了宗教遗产：海岸地带许多之前的佛教徒认为他们自己已转化成为天主教徒（他们知道如何制作十字架，还可以说上一两句祷告词）。之后，尼德兰改革宗教会试图宣称他们在锡兰的宗教权威，却不断遭到一批来自果阿的混血天主教传教士的阻挠。此外，尼德兰人发现他们还陷入了与僧侣的冲突。
继任的总督努力复兴贸易和农业，希望将锡兰打造成国家事业的一个象征，要比英国人在印度取得的成效更加出色。最重要的是收集和出口在欧洲有巨大利益前景的肉桂皮。由于要完成大量的体力劳动，他们从印度南部的科罗曼德尔海岸输入泰米尔奴隶，给他们打上东印度公司的烙印，然后让他们工作，直至他们因死亡或者受伤而倒下。
尼德兰人严肃又极有效率，两年内他们就完全控制了这个岛屿，将出口到阿姆斯特丹的肉桂产量翻了一倍，达到51.5万磅，4年后又提高到150多万磅。由于肉桂可以有效祛除肠风，它在欧洲十分流行，随之而带来的利润也大幅提高。1654—1664年，阿姆斯特丹的肉桂市场价格几乎翻了一倍，从每磅1.9荷兰盾涨到了每磅3.6荷兰盾，因而锡兰的肉桂出口价值在那段时间涨了4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