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本·白图泰没有同胞可以求助，对于如何摆脱乞讨的状态他不知所措。他弄丢了作为苏丹大使的国书，而给中国大汗的所有礼物要么沉入海底要么四散不见。作为一个伊斯兰教的教法官，他有权让伊斯兰国家的统治者殷勤招待他，但是没有常规的随行奴隶，没有得体的衣物及其他象征地位的标志，他很难赢得尊重。最后，他决定到海岸更北方的希瑙尔港（hinawr）碰碰运气：“一到希瑙尔，我就去拜见苏丹，并向他致敬，他给我提供了住处，但是没有安排仆人。”
这真是残酷的羞辱，但是希瑙尔的统治者每次去清真寺的时候都会带上伊本·白图泰，并且要求他背诵《古兰经》。“大多数时候我都待在清真寺，每天都读一遍《古兰经》，之后一天读两遍。”看起来，他急需安拉的帮助。
当苏丹决定对桑达布尔（sandabur，后来称为果阿）的印度统治者发起护教战争的时候，情况发生了好转。伊本·白图泰随机打开《古兰经》，寻找真主的预兆，发现他翻到的那一页最上边的一句话，以“真主会帮助那些帮助他的人”结尾。尽管不是一个天生的战士，但是这句话使他确信，他应该为讨伐异教徒的战争贡献自己的力量。经过一场短暂而激烈的海上突袭，他们向敌人投射着火的炮弹，占据了敌方的宫殿：“真主将胜利赐予穆斯林。”
伊本·白图泰展现了他的勇气。他的运气又好了起来。在返回卡利卡特的途中，他甚至能够冷静地回应由他的两个奴隶带来的消息，那些奴隶在暴风雨灾难中随补给船离开了，他们带来的消息是船只安全地抵达了苏门答腊岛，但是一个当地的统治者抢走了他的奴隶（除了上述两个奴隶），他的货物也被偷走了。所有活下来的、曾和伊本·白图泰一起远航的人都四散漂泊，有的在苏门答腊岛，有的在孟加拉，其余的在前往中国的路上。最糟糕的消息莫过于一个即将要生下他的孩子的女奴死了，而由另一个女奴生下来的孩子，死在了德里。
经历了这一系列灾难之后，伊本·白图泰很多年都不再有去中国的想法。他转而漫无目的地在印度南部和锡兰旅行，在各个穆斯林、印度教徒、佛教徒统治者那里寻找机会。他对陆地和海上各种不受法律约束的情况，以及男人、女人和孩子们所遭受的残酷待遇感到厌恶。但是这种生活方式给有他这样经历的人提供了很多机会，加上他又身负才华，他随时都有可能抓住机遇。
有时，他面对的几乎是上门邀请的机会，就像他在拜访从印度大陆出发，向西南方向航行几天的马尔代夫群岛时的状况。这里有数以百计露出海面的珊瑚礁岩石，到处是棕榈树和沙滩，这种景致可能让他想起非洲海岸的岛屿。马尔代夫是繁荣的，部分原因是这里有似乎取之不尽的货贝，它们就躺在距离沙滩不远的浅水里：许多世纪以来，这些贝类被出口到中国北部，被当作货币使用，也朝相反的方向运送到非洲，用作相同的目的。
伊斯兰教在这里并没有很深的根基，它是由一位从波斯来的旅行者在1153年引入的，在此之前，当地人信仰印度教或者佛教。伊本·白图泰说他刚到这里时努力隐藏自己的身份，他担心当地的统治者会因为缺少有资格的伊斯兰教法官而将他留下，不再愿意放他离开。他很快发现，他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一些好管闲事的人写信告诉他们我的情况，说我曾是德里的伊斯兰教法官。”事实上，我们不得不怀疑，伊本·白图泰其实极其想要为当地统治者服务。
马尔代夫的主要大臣和其他贵族很快就给他送了礼物，它们包括两个年轻的女奴、丝绸长袍、一小箱珠宝、五只绵羊和十万货贝。很快，这位被视若珍宝的摩洛哥人发现自己经馈赠而得来的妻子，来自那些敌对的权贵家族。他接受了四个，这是一个好穆斯林在任何一个时期能娶的妻子的数目上限。他在马尔代夫的八个月里，一共拥有过六个妻子。这完全是依照当地岛民的习俗：“当船到达的时候，船员们就娶当地人为妻，当他们要起航离开的时候，就和她们离婚。这真是极其短暂的婚姻。”
几乎没有别的选择，伊本·白图泰很快穿上长袍，成为马尔代夫群岛的大法官，开始做一个法官该做的事。他对于伊斯兰教法的解释比随和的岛民遵守过的任何法律都要严苛。当他宣判砍掉一个窃贼的一只手时，几个当地人在法庭上晕了过去。任何人如果被发现缺席星期五的祷告，都会被打，并且游街示众。丈夫如果仍与前妻同居直至她们再次嫁人，也要挨打。这位严苛的新法官制定的法令只有一条难以执行：他试图阻止妇女在街上行走时袒胸露乳，“但是我没有成功”。
如果伊本·白图泰故意让自己不得人心，并且挑起敌对者的内讧，他就可以成功地离开这里。当他以通奸罪判处苏丹的一名非洲奴隶挨打时，机会终于来了，苏丹的首席大臣恳请他撤回判决，而他公开拒绝了这一要求。即便这样，也没有去除所有使他无法离开的障碍，因为人们怀疑如果让他回到印度大陆，他会煽动那里的潜在敌人入侵这座岛屿。（这种担忧是合理的，因为伊本·白图泰承认或者不如说他吹嘘，他曾专意密谋过类似的进攻，而且后来几近成功。）最终，他在情绪冷静之后同意到各岛屿做一次旅行。然后，他与首席大臣告别：“他拥抱了我，流了很多眼泪，都滴到了我的脚上。”
在马尔代夫群岛的悠闲旅行给了这位心烦意乱的法官足够多的时间，去收集幸存下来的最早描述这些岛屿情况的材料。最后，他到达了一个小岛，小岛上只有一座房子，房子的主人是一个织布匠：
他有一个妻子和几个子女、几棵椰子树和一艘经常用于捕鱼的船，他也用这艘船去往任何他想去的岛屿。他所在的这座岛上还有一些香蕉树，但是在这座岛上我们没有看到陆地鸟类，只有两只乌鸦在我们刚到的时候向我们飞过来，并且在我们船的上空盘旋。我有点羡慕那个人，希望这座岛屿属于我，这样就可以在不可避免的灾难降临到我身上时撤退到这里。
伊本·白图泰最终还是从马尔代夫逃走了，在此之前，他与四个妻子离婚了（其中一个当时还怀孕了）。但是，他离开时带上了他的奴隶。他的船偏离了航道，进入了锡兰的海港，而不是到达印度的海岸。所以他利用这个机会收集锡兰的信息，他发现最重要的信息是大城镇科伦坡最有权力的人是一个名叫亚拉斯蒂的海盗，他有一支由五百个阿比西尼亚雇佣兵组成的军队。
到处游历的伊本·白图泰对亚当峰很感兴趣，它是穆斯林、佛教徒和基督徒的朝圣之地。该山山顶有一个凹坑，据称是人类始祖的足迹。想要到达那里，朝圣者必须要借助固定在岩石上的铁链，攀上陡峭的阶梯。马可·波罗也描述过亚当峰，但是伊本·白图泰关于拼命登顶的描述则更具有戏剧性。当他从山顶透过云层俯视的时候，他看到锡兰郁郁葱葱的草木，遂想起自己离开家乡摩洛哥已有将近二十年了，但是他距离最终的目的地中国还十分遥远，只走了全部路程的一半多一点。对于那个远在德里、自封为“世界的主人”的疯狂苏丹，他还有挥之不去的使命感。
伊本·白图泰选择的去中国的路线十分曲折。首先，他到达印度的东海岸，在那里一度险些遭遇海难，之后他还冒险营救他的女奴。他甚至胆敢回到马尔代夫群岛，想把他与前妻所生的两岁儿子带走，但是他很快想到了比那更好的主意，他航行去了孟加拉——一个“阴郁的”国家，那儿的食物很便宜。接着，他去往阿萨姆面见一位圣人，然后到达苏门答腊，他和当地的穆斯林统治者相处得很愉快，远比马可·波罗在这个岛上与当地统治者相处得融洽。最终，他到达了泉州港，并且立即幸运地遇到了一位当初代表大汗、带着礼物出访德里的中国使者。
尽管伊本·白图泰努力表示他立刻就被升任为访问大使，以很高的礼仪规格被接待，前去觐见北京的大汗，但是伊本·白图泰这一部分的回忆录仍然要比其他部分缺少生气。他承认他没有见到蒙古的统治者，说那是由于一场遍及中国北方的大起义。虽然如此，但他还是能够令人信服地记述了一场被废黜的君主的葬礼：有100个亲朋好友参加了葬礼，并以一个可怕的场景作为葬礼的尾声——马被屠杀，并被吊在坟墓上方的木桩上。
中国的奇观给伊本·白图泰持续不断地带来了惊奇，但是与马可·波罗不同，他并不喜欢中国的生活：“无论何时我走出自己的房间，总是能看到一大堆我不赞同的事情，这些事情让我十分困扰，以至于我总是待在屋里，只有不得不出门的时候才出去。当我在中国见到穆斯林的时候，我总是觉得终于见到了拥有相同信仰的同胞。”他感到不自在的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他当时完全处于伊斯兰世界之外，并且发现在这个显然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异端力量竟如此强大”。
当他在福州见到一个从休达来的穆斯林医生的时候，他十分激动。休达是地中海沿岸的一个港口，距离他的出生地丹吉尔只有几英里。在遥远的世界另一端相逢，这两个人都落泪了。这个医生在中国获得了成功：“他告诉我，他有大概50个白人奴隶和相同数量的女奴，他送给我2个白人奴隶和2个女奴，还有很多其他礼物。”几年后，伊本·白图泰在西非遇见了这个医生的兄弟。
伊本·白图泰从中国乘船，安全地返回了卡利卡特，在那里他面临一个棘手的选择。他一度觉得自己有责任回到德里，向苏丹报告发生的一切，之后这个想法变得让他害怕：“我又仔细考虑了一下，觉得这样做十分危险，所以我再次登船，经过了28天的航行，到达佐法尔。”这个地方位于他熟悉的阿拉伯半岛的地域。从佐法尔他取道霍尔木兹、巴格达和大马士革（他又绕道去麦加进行了第二次朝圣），开启了回乡的旅程。
在他抵达丹吉尔前不久，他守寡多年的母亲死于黑死病。在他远行的25年间，摩洛哥发生了太多变化，而该地的大多数人也已经忘记了这个饱经风霜的伊斯兰教法官。直布罗陀海峡对岸发生的事让人内心焦灼，因为在主宰西班牙南部地区700年之后，伊斯兰势力正一步一步地失去它的控制力。
伊本·白图泰似乎对于接下来该做什么感到迷茫，他跨过地中海去了欧洲，暂时加入到讨伐不断前进的西班牙异教徒的战争中。他在那里过得并不开心：在一次意外中，他在一座叫作马贝拉的“漂亮小镇”差点儿被基督教恶棍俘获。他很快回到了安全的摩洛哥，决定最后再冒一次险。他穿过撒哈拉沙漠，沿着罗马时代柏柏尔人的先辈开辟的贸易线路南下。
他又旅行了两年（1352—1353年），骑着骆驼、驴子或者步行，行程达数千英里，到访了马里和其他强大的西非国家。25年前，传说中的曼萨·穆萨就是从这里出发，带着他的巨大财富震惊埃及。这里曾经是伊斯兰教的势力范围，但是它明显不同于20年前伊本·白图泰在非洲靠印度洋一侧所拜访过的城市。在那里，统治者是阿拉伯人，他们统治的是非洲人，但是坚守的文化却不是非洲本土的。而在西非，文化是土生土长的，统治者使伊斯兰教适应他们的传统。
他对西非的富有感到震惊，通过在尼日尔河拐弯处的廷巴克图获得的学识，他知道那个时候西非是世界上最大的黄金产地。他评论道：“非洲人拥有一些可敬的品质。他们大多数时候都比较公正，并且比任何其他人都更加憎恨不公正……在他们的国家十分安全。无论是到这里的旅行者还是定居者，都不需要担心有抢匪和暴徒。”
不幸的是，他对于非洲的地理结论错得离谱，因为他认为尼日尔河向东流向廷巴克图，之后就变为他在埃及见到的向北流淌的尼罗河。（这个错误是依照了12世纪的作家伊德里西和许多其他阿拉伯地理学家的理论，他们认为存在一条发源于大西洋方向的“西尼罗河”。）伊本·白图泰甚至可能认为尼罗河还汇入了赞比西河。回忆他在东非的经历时，他说索法拉距离黄金产地尤菲（yufi）有1个月的路程。在描述他所认为的尼罗河流经的线路时，他说：“它从木里流向最大的黑人国家之一尤菲，尤菲的统治者是整个地区最大的国王。”
他接着说：“任何白人都无法到访尤菲，因为他们会在到达那里之前被杀死。”既然伊本·白图泰认为他自己无论在肤色还是文化上都是“白的”，这就解释了他为什么没能到访金矿，这个话题引发诸多猜测。
当伊本·白图泰最终从西非返回摩洛哥的首都菲斯的时候，他可以宣称他到访过全世界所有穆斯林统治或者定居的地方。宫廷中有许多人坚持认为，一个人不可能到过那么远的地方旅行，并且在经历了那么多的危险之后还能幸存下来。这些争论因为苏丹首席大臣的证明而平息下来。这位大臣曾经派给伊本·白图泰几个书记员，他可以随自己的意愿向他们口述自己的经历。这位大臣还派给他一个叫作穆罕默德·伊本·朱扎伊的年轻宫廷书记员。对自己不多的海外旅行经历感到骄傲的伊本·朱扎伊，怀着钦佩的心情，写下了对他的年长主事的评价：“任何一个聪明人都会承认，这位谢赫是一代旅行大家。”
这位年迈的冒险家住在宫殿附近，筛选他的回忆，并让书记员记录他的口述，他们花费了将近3年的时间才把回忆录整理完。有时候，伊本·白图泰支支吾吾，记不清有些人的名字和地名了，但是他仍能清楚地回忆起在印度的经历，他记得那里的女人尤其美丽，并且她们“以交际魅力而闻名”。伊本·白图泰最后被派往摩洛哥一个不知名的城镇做立法者。据说他在1377年死于古城马拉喀什，享年73岁，除此之外，就再没有关于他的记录了。
那时候，他和马可·波罗曾经游历过的那些遥远国度发生了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大汗不再是大汗了，蒙古人在中国的统治结束之快，就如同它开始的时候那样迅疾。13世纪中叶，蒙古骑兵以无法抵御之势席卷亚洲和大部分的欧洲地区，而此时他们则从世界舞台上销声匿迹了。明朝取得了“中央之国”的政权，在接下来的300年里掌握了它的统治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