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世界的描述》也提到了印度的社会习俗，例如妻子自焚殉夫：妇女会在她们丈夫的葬礼上跳到火葬用的柴堆上。马可·波罗还提到印度的迷信思想是如何控制其商业活动的：毒蜘蛛的样子或者影子的长度被视为一种预兆。他详细地讲述了瑜伽修行者的行为，然而，他们的信仰有时候似乎令人困惑，例如他们认为甚至绿叶也有灵魂，因此吃它们也是有罪的。马可·波罗在他的旅途中遇到了许多奇怪的事，他总是怀着开放的心态去面对，而不是去嘲笑它们。
印度人是“皈依者”，这个好问的威尼斯人很快就发现了印度节庆的真实情况。他对庙宇里的少女十分感兴趣，这些少女通过大量的舞蹈来安抚众神：“而且，只要这些少女是处女，她们就有紧实的身体，任何人都不能触碰她们的身体。但是只需花很少的钱，这些少女就会让男人随心所欲地触碰她们。她们在婚后仍然拥有紧实的身体，只不过比少女时期要松弛一些。她们的胸部不会下垂，总是显得十分坚挺。”
在这些有趣而粗俗的话语之中，有足够多的证据表明东方富人的生活的确无比奢侈。而关于元大都，马可·波罗又讲了些什么呢？“每天都有1000多辆运送丝绸的货车进入这座城市，因为大部分的金线织物和丝绸都是在这里织成的。”几乎在东方的任何地方，用一些粮食就能换取价值昂贵的财宝，当然前提是如果它们能够被带回欧洲。
马可·波罗从未到过非洲，但是在旅行途中他收集了各种关于非洲的事实以及不实的传闻。他对于非洲的描述，始于对索科特拉岛的精确叙述，他说岛上居民是景教徒。然而，对于索科特拉岛的地理位置，他的记述极不准确，他将这个岛置于两个完全虚构的地方以南“500英里”，而那两个虚构的地方是男人岛和女人岛，岛上的居民一年见一次面，为的是进行性交。这个荒谬的记述流传了几百年。
他接下来讲的是在印度洋如何捕获鲸鱼，由于他的记述极其详细，因此读起来感觉更像是回想起来的真实经历而非道听途说。其中一部分讲的是在猎人们用拌入了金枪鱼的混合鱼饵钓到鲸鱼、拖拽着它们前行之后的事情：
紧接着，一些人爬上了鲸鱼的脊背。他们有一种铁叉，设计得很巧妙，一端有刺，一旦插入鲸鱼体内就无法再拔出来……一个猎人拿着这种铁叉对准鲸鱼的头部，另一个猎人带着一把木槌，用它击打铁叉，直接将铁叉敲入鲸鱼的头部。鲸鱼已经被灌醉了，所以它几乎注意不到有人爬上了它的背脊，而这些猎人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在铁叉的末端绑着一根粗绳，大概有300步长，沿着这根绳子，每隔50步就捆着一个小木桶和一个支架。这个支架用捆绑桅杆的方式固定在木桶上……
马可·波罗接着评论了在印度洋部分地区发现的大量龙涎香，他准确地说明了这种物质来自鲸鱼的腹部。
他说马达加斯加是“世界上最大最好的岛屿之一”，它的周长大概是4000英里。这几乎是马达加斯加岛实际周长的两倍，反映了他所处时代的地理知识水平。他只可能从航行到过马达加斯加岛的印度或者阿拉伯商人那里获得这些具体信息。接下来，马可·波罗讲述了生活在马达加斯加岛的巨鹰的悠久传说。马可·波罗将它称作格里芬，他拒绝说它是半狮半鹰的怪兽，而强调他“亲眼所见”，并将它描述成一种“体形巨大的鹰”。然后，他补充了一个虽简短但却令人感兴趣的话题，他说蒙古皇帝曾经派遣使者前往马达加斯加和桑给巴尔，为的是“了解这些陌生岛屿上的奇异事物”。第一个使者被监禁了，所以第二个奉命来解救他。
马可·波罗最严重的错误之一是他混淆了马达加斯加和地处非洲之角的摩加迪沙：“这里只吃骆驼肉。这里每天屠杀的骆驼数量是如此巨大，以至不是亲眼见过的人都无法相信报告的数量。”这对于摩加迪沙完全是对的，但是这对于在南方离它2000英里远的一个岛屿则完全不对。（马达加斯加这个由于混淆而产生的名字，直接来源于马可·波罗的著述，并且流传了下来，这本身就是马可·波罗影响力的一种证明。）
当他往下讲到桑给巴尔岛时，他似乎将它与整个辛吉地区混淆了，他说桑给巴尔岛的周长是2000英里。关于非洲人，他说：“他们属于一个体形魁梧的种族，虽然他们的身高与腰围并不协调，但是他们十分结实，手和脚都很大，因此他们显得异常强壮，他们一个人能背起四个身材正常的人。因此，当我说他们一个人能吃五个人的量时，你们也一定不会感到奇怪。”他们的头发“像胡椒一样黑”，而且“除了私处以外，全身赤裸”。
他能对非洲人的身体特征描述得如此详尽具体，毫无疑问是因为他见过并且研究过那些在印度做奴隶，以及被雇佣从事其他劳动的非洲人。他在中国也可能见过非洲人，那儿到13世纪，富有的中国人拥有“黑人奴隶”并不稀奇。他说，他们是“在战斗中表现得非常有男子气概的”好战士。
他接下来的讲述转向了“中印度”的阿比西尼亚，那里的国王确定无疑是一个基督徒，他在帝国之内有六个封臣。穆斯林居住在“亚丁方向的那一边”，马可·波罗还提到了亚丁的苏丹（“世界上最富有的统治者之一”）是如何触怒阿比西尼亚的国王的。1288年，亚丁的苏丹抓了阿比西尼亚国王的一名主教，并且强迫他“像萨拉森人那样”割包皮。由此引发的结果是，阿比西尼亚的基督徒向亚丁宣战，“因为基督徒比萨拉森人勇敢得多”，所以最终阿比西尼亚人赢得了重大胜利。故事以阿比西尼亚花费大力为一个主教报仇，并且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为圆满结局，但是书记员鲁斯蒂恰诺却说：“这没什么好奇怪的，因为萨拉森人本来就不应该统治基督教徒。”
13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当马可·波罗在东方的漫长旅行接近尾声的时候，他再一次与已经年迈的父亲和叔叔一起，穿越印度洋。他们航行的船队规模很大，也很舒适。十四艘大船在忽必烈汗的命令之下前往波斯阿鲁浑的王庭。
这些威尼斯人被授予的任务是面见阿鲁浑，向他呈献一份礼物。阿鲁浑的基督徒妻子早已去世，因而忽必烈汗选了一位新娘送给他。这位新娘名叫阔阔真，17岁，是一位“非常美丽和有魅力的”公主。然而，由于一些未知的原因，船队花费了近两年的时间才把公主送到波斯，而那时候阿鲁浑已在一场战役中战死了。他的兄弟海合都彼时统治着波斯，他告诉阔阔真的护送者应该把公主改嫁给阿鲁浑的儿子合赞，而合赞碰巧不在国内，正在外边率领6万名士兵作战。这个解决办法似乎让包括公主在内的每个人都感到满意。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后，波罗家族的成员再次启程，一路向西，回到他们的故乡欧洲。
他们的运气不太好，他们到达波斯的时间太晚了，以致没有见到阿鲁浑，因为没有哪个蒙古统治者像他那样热衷与欧洲基督教世界联合发起征服穆斯林的战争（而那正是穆斯林最虚弱和分裂的时候）。在阿鲁浑统治的7年里，他派遣了4个使团前往欧洲，徒劳地呼吁与欧洲同时从两侧夹击穆斯林。其中一个使团由一个叫布斯卡瑞尔的热那亚人领导，他在维瓦尔第兄弟启程环行非洲的前一年回到了故乡。他讲述的关于富庶东方的故事，很可能成为激励维瓦尔第兄弟开启他们不幸的航程的诱因。
阿鲁浑的使者中最杰出的一位是巴梭马，他是一名中国景教徒。他令人惊叹的旅程表明，在13世纪末期蒙古人横扫大陆的短暂间隙中，亚洲和欧洲的接触是多么活跃。巴梭马出生在元大都（之后被称作北京），经过多年的宗教学习，之后旅行到波斯。他的同伴是一个叫作雅巴拉哈的蒙古人，他是一位杰出的基督教徒。他们到达了他们所属的景教的大本营巴格达，正赶上那儿的宗主教即将过世，雅巴拉哈被选为他的继任者。
新的宗主教热情地支持阿鲁浑与欧洲联合攻击伊斯兰的计划，所以他提出让他的朋友巴梭马前往欧洲，他是推进这项事业最合适的人选。巴梭马从阿鲁浑处获得了旅途资助，阿鲁浑送给他黄金和30匹马，于是巴梭马骑马沿着一条常有人走的路线前往黑海边上的港市特拉布宗，然后去往君士坦丁堡、意大利和教皇国。无论走到哪里，他都会将有趣的事情记下来：他的船航行到西西里海岸的时候，埃特纳火山喷发了；那不勒斯发生了一场海战；热那亚周边乡村的美景（“像天堂一样的花园，冬天不冷，夏天不热”）。他的行程最北端是巴黎，在那里他见到了腓力四世，并且很吃惊地了解到巴黎大学有3万名学生。
他从巴黎骑马去了波尔多，将礼物呈献给了英王爱德华一世。他对于英王的称呼有些闹不明白，将他称作“科索尼亚的伊尔奈哥特王”（“kingilnagtorinkersonia），而实际上他应该是加斯科尼的英格兰国王。但是爱德华对于他的中国拜访者带来的消息十分高兴，他写了一封信，承诺在拜访者提议的战斗中一同作战，以根除“穆罕默德的异教”。1288年2月，巴梭马返回罗马，见到了新任教皇尼古拉四世，当尼古拉给他圣餐的时候，巴梭马激动得“热泪盈眶”。
最后，和其他人一样，巴梭马的外交努力也没有产生什么结果。尽管蒙古人一度相信天神腾格里选择他们征服整个世界，但是当他们征服世界的热情衰退的时候，他们转而发生内部争斗，并且撤回了征服的脚步。他们对欧洲人关闭了丝绸之路，而过去商业活动繁忙的印度洋甚至变得还不如以前通畅。马可·波罗了解的神奇世界，对于西方的基督教徒来说，再度变成鲜少有人知晓的诱人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