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半岛着迷于从中国进口的华美货物（直到今天，瓷器在阿拉伯语中还被叫作“中国的”）。甚至红海也一度被称作“中国的海”，因为在最早的时代，就是从那里，满载象牙、香料和黄金的货船起航，前往中国交换奢侈品。继希腊人之后，罗马人开始称呼中国为“赛里斯”（seres）——“丝绸之国”。
伊斯兰教创立之前的波斯——伟大的萨珊王朝，曾派遣代表团前往中国。尽管波斯的古老文明有很多了不起的技艺，如中国人乐于学习的波斯制作银器和吹制玻璃的技术，但是中国的统治者总是认为其他所有国家都必须承认中国的优越地位，并且要归顺于它，这是理所当然的。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如此强硬地坚持这一点。尽管我们已知一个中国学者在10世纪曾拜访过巴格达，但是布祖格从未提到有任何一个中国商人去过印度洋以西的地方。当中国皇帝收到遥远国家的君主送来的礼物时，他傲慢地接受了它们，并将它们视作觐奉的贡礼。作为回礼，中国皇帝以赐予者的身份，授予对方封号。
尽管远洋航行充满风险，或者正是由于这些风险，航行到遥远国家的前景成为搅动年轻人激情的动力：与伙伴们一起出海的远洋船只的轮廓、在印度洋地区的古城出土的房屋石膏板上的斑驳印记，共同承载这样的精神与情感，但是毫无疑问，灾难总是频繁发生。9世纪的一份中国官方记录提到，从印度洋航行过来的船只携带“白鸽作为信号”：“如果船只沉没，即使远达数千英里，白鸽也会飞回家乡。”对水手而言，陆地鸟类是个好兆头，因为经过数星期的外海航行，这些鸟类是他们看到的第一个证明不远处有陆地的标志。在没有航海图和精确的航海仪器的时代，船长们通常依靠这些标志：海水颜色与洋流的变化，海面上漂浮的船只残骸，甚至是夜晚海浪磷光的数量。
布祖格将一位七次成功航行到中国的船长称作英雄，但是这位英雄最终与他的船一起葬身大海了。印度洋的远洋船只最多能承重一百吨货物和五六十个人。这样的船总是畏惧风暴，但因为没有风而造成船只不能前进的状况与风暴一样危险。饮用水可能会耗尽，或者病菌也会从老鼠出没的地方在船上传播开来。有时高温和恶臭会把乘客逼疯。那些还留有理智的人花大量时间阅读宗教经典，以期从中找到可以安全抵达的预兆。人们站在船头密切观望，在陆地最终映入眼帘后发出第一声欢呼以提醒其他人。
《印度的奇观》通常在讲述发生在海上的故事时体现出一种反讽式的幽默，但是这些故事也可能是令人心酸的。当布祖格讲到人们遇到危机如何行事时，那种真实感使得其间的数个世纪好像突然消失了。他讲述了一次海难过后，几个乘坐小船死里逃生的幸存者在海上漂流了几天，远离了印度海岸。他们之中有一个男孩儿，他的父亲在船沉没的时候淹死了。饥饿逼迫幸存者想到同类相食，于是他们决定杀死并且吃掉那个男孩儿。“他猜到了我们的意图，我看到他望着天、眯着眼，默默祈祷。幸运的是，就在那一刻，我们望见了陆地。”
因而，许多到处漫游的商人选择最能吸引他们的港口定居，而非冒险返航，这并不令人吃惊。有生意可做，有清真寺可以祷告，有奴隶和姬妾可以满足他们的生理需求，除此之外，还希冀什么呢？特别是安全抵达中国的旅行者，通常都不情愿回去。在布祖格写书之前的两个世纪，东方的波斯人和阿拉伯商人已经多到可以对广州发起一次海上劫掠，而原因据推测是报复他们所受的虐待。
布祖格在手稿中提到一位从中国返回的旅行者，他是一个犹太人，名叫伊斯哈格·本·亚胡达。他出生于索哈尔的一个贫困家庭。索哈尔是阿曼的一个主要港口，而阿曼则正好位于波斯湾的入口。与一个犹太同事吵了一架之后，伊斯哈格决定出国碰碰运气。他带着自己的全部家当——200金第纳尔，首先前往印度，之后又踏上前往中国的旅途。
在伊斯哈格到达中国之前几年，中国发生了几场动乱，在这些动乱中超过10万的外国商人及其家人被杀害，但是伊斯哈格留了下来，并且发了财。30年后，也就是公元912年，索哈尔的民众震惊地看到伊斯哈格回到了家乡。他不再是一个地位低微的乘客，而是一名自己拥有船只的富有商人，他的船满载着丝绸、瓷器、麝香和珍贵宝石。
布祖格殷勤地讲述了伊斯哈格是如何与阿曼的埃米尔艾哈迈德·本·希拉勒达成谅解的。“为了逃避关税和什一税”，他们达成了价值100万迪拉姆的“约定”。伊斯哈格为了巩固他们之间的友谊，还额外送给埃米尔一个珍奇的礼物——一个带金色盖子的黑色瓷花瓶。
埃米尔问：“花瓶里有什么？”
伊斯哈格答道：“在中国我为你烹饪的鱼。”
“在中国烹饪的鱼！两年前做的！它现在得成什么样了！”
埃米尔掀开华丽的瓶盖往里看，花瓶里装着一条被芬芳的麝香环绕的金鱼。鱼的眼睛是红宝石做的，花瓶里的东西估计价值超过5万金第纳尔。
由于拥有巨大的财富，伊斯哈格很快就成为人们嫉妒的对象。一个曾经没能买到他货物的人，决心在距离索哈尔1000英里的巴格达向他报仇。最终，这个人获得了哈里发穆克塔迪尔的支持。他告诉哈里发，那个犹太人是如何与埃米尔达成秘密协议的，以逃避关税和什一税。他向哈里发描述了伊斯哈格从中国带回来的精美货物——丝绸、瓷器和珍贵宝石，以此激起哈里发的贪欲。而且，他还说伊斯哈格没有孩子，如果伊斯哈格死了，没有人继承他的财产。听到这些，哈里发将一个名叫“富尔富尔”（fulful，意指黑胡椒）的黑人宦官叫到一旁，叫他带30人前往阿曼，立刻逮捕伊斯哈格，并将他带回巴格达。（这个宦官接下来的行为对于10世纪的穆斯林读者毫不陌生。宦官们被认为是恶毒并且狡猾的，他们服务于有权势的人，以此获得高升。）
索哈尔的埃米尔听说了哈里发的命令，他逮捕了伊斯哈格，但同时告诉伊斯哈格一笔可观的贿赂可以使他获得自由。之后，埃米尔采取了下一步措施，以使他富有的囚徒免于哈里发的控制，并且保卫他自己的地位。他散布所发生之事的消息，并且警告城中其他商人，如果伊斯哈格被带往巴格达，他们将来也难保不受到相似的对待。商人们的回应和他期待的一样，先是罢市，之后是集体请愿，再之后是在街上发动暴乱。这些商人提出警告：他们会集体撤离，并且告诉其他商人远离阿拉伯半岛的海岸，因为在那里个人财产不再安全。
埃米尔写信给哈里发，详述了商人们所讲的话：“索哈尔是一座以海洋为生的城市，当船只不再来这里的时候，我们将被剥夺生计。如果我们之中的小人物被如此对待，对于大人物来说情况只会更糟。苏丹如火焰，将毁灭他所触碰的一切。因为我们无法抵抗这样的力量，所以我们最好现在就离开。”为了使他们的消息传回家乡，商人们将他们的船只在码头周围一字排开，做好起航的准备。事态超出了那个宦官的掌控，他带来的人决定逃回巴格达。作为一种离开的姿态，他们拿走了属于被关押的伊斯哈格的2000金第纳尔。
他们离开之后，伊斯哈格被释放了，但是他极为愤怒，决心永远离开阿拉伯半岛，永久定居中国。他准备好一艘船，将自己所有的财产都装上，然后启程了。但是，他再也没能抵达中国。当他的船抵达印度洋另一侧的苏门答腊岛时，那里港口的统治者向他索要一笔巨额通行费，否则不让他继续航行。伊斯哈格拒绝支付，结果有人深夜登船杀死了他。那里的统治者接管了他的船，以及船上的一切。
布祖格不做任何评判，他允许读者们自行演绎，但是因为他的书里出现了真实的历史人物，所以他清晰地表明他的作品不是小说。最重要的是，他在作品中详细说明了印度洋贸易的不成文法：无论是何种种族与信仰，商人在海上享有自由，在途经的每一个港口都应享有公平公正的对待。作为一个船长，布祖格完全理解商人们是如何避开这一原则可能会遭到破坏的港口。之后提到的波斯湾出口处的霍尔木兹港，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们：“商人们将最稀有和贵重的货物带到霍尔木兹港。这座城市中的居民信仰各异，而且没有人被允许冒犯他们的宗教信仰。这就是为什么这座城市被叫作‘安全的城堡’。”
《印度的奇观》的读者在这个故事里，还能认识到一层更个人的信息。哈里发和他的阿曼埃米尔是阿拉伯人，而布祖格和他当时的读者则是波斯人。尽管波斯被强制伊斯兰化已长达两个多世纪（布祖格以阿拉伯语写作，并且以所有正确的穆斯林观点作为故事的开端），但是他的同胞中仍有许多人怀念昔日波斯帝国的荣耀，甚至坚持信仰波斯帝国古老的琐罗亚斯德教。他们回忆萨珊王朝的城市如何被夷为平地，以及一度是粗鄙的沙漠游牧民的阿拉伯征服者，是如何在波斯人的尸堆上建立起胜利祭坛的。萨珊王朝的末代君王曾派遣密使前往中国请求军事援助，但是一切都是徒劳。
然而，他们终究还是无法回到昔日的光荣岁月。在西方好战的基督教军队的压力之下，伊斯兰教注定会到来。它的影响遍及印度洋，并且不断扩展，越过印度，一直延伸至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那时已经掌控了非洲东海岸，那里能够满足它对人力的不断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