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记得哪一年，他来东京的时候，当时涩泽先生担任日本银行副总裁，大概是昭和十七年吧。他说想向涩泽先生汇报磐城地区鸬鹚捕鱼的近况，我就带他去日本银行。走进巨大的建筑物，向前台提出面见副总裁的要求。门口的警卫警觉地看着这个身穿旧外套的乡下人。等了一会儿，一个年轻的女办事员出来把我们接进去。
我们走过走廊的时候，高木深有感触地提高嗓门对我说道：“多壮观啊！”副总裁正在会客，我们在另外的房间等待。“坐这个椅子，腰都会沉下去。”他的腰还特地弹跳两三次。
和涩泽先生交谈一个多小时，出大门后，他仰望着高大的建筑物，又一次感叹道：“多壮观啊！这样的地方，应该让大家都来看一看……不过，那么大的房间，涩泽先生坐在里面，一点也不显小，真是了不起的人物。”我觉得他的评论很有意思。
战争结束之前，我和高木大概见过四五次。昭和十九年我离开东京，一直到昭和二十二年，没有机会见到他。
昭和二十一年八月，我想知道东北地区朋友们的近况，坐火车前去看望的第一个人就是高木先生。战争结束，大家松了一口气。高木老态龙钟，仅仅是三年的时间，他好像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村助役这个工作去了，但不怎么聊这个话题。
农林省从战时就开始制订农地解放的计划，考虑如果农地解放，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因此对地主经营农地等实际情况展开调查。我于昭和十九年左右也参与对奈良县、大阪府等地的地主实际状况的调查。战后，我想看一看全国各地农地解放的情况，于是策划这次旅行。占领军的农地解放方针似乎基本沿袭农林省在战时所制定的那一套规划。占领军发布的方案与农林省原先的方案并无根本性的差别。在农地解放的各项措施已经完全落实的今天，我认为还是有必要亲眼看一看各地农业经营的实际状况。
高木说本地几乎已经不存在可以将土地拿出来解放的地主，以前有的地主可以举行大田插秧，如今大多没落衰败。学者们吵吵嚷嚷什么“阶层分化”，这大概也是事实，但同时也出现“平均运动”。走遍全国，令人感觉平均运动占的比重差不多和阶层分化一样大，但没有人认为这是个问题。实际上，从这个事实中不是可以发现新的萌芽吗？考察旧地主的生活状态固然重要，对这种财产平均化的现象也应该进行考察，于是我向高木了解北神谷附近的部落的情况。
从高木家往北翻越一座山，是一个叫大浦的村子，那里有一户姓渡边的名门世家。渡边是大浦村的地主。高木说北神谷没有地主，大浦有地主，二者进行比较，大概很有意思，你去看看吧。高木的侄子和田文夫住在大浦村一个叫长友的地方。高木说他也是研究民俗学的，对当地的情况十分熟悉，你可以去找他。
我离开高木家的时候，他在口袋里装了一升大米，交给我，说道：“就一升大米，还不至于让你被认为是拿到黑市上贩卖，把大米没收。拿着吧。到没得吃的地方，让农民蒸一下。要是大米吃完了，你就住在有得吃的朋友家里。”
我翻越丘陵，来到和田家，在他陪同下，对长友附近进行调查。夜间，我与和田在客厅聊天的时候，忽然听见土间有人问“宫本先生在吗”，是高木的声音。我走到厨房那边一看，只见他笑眯眯地坐在门口。
“没什么事，只是想再见你一面，就来了。”我们早晨刚刚分手，他觉得恋恋不舍，吃过晚饭特地翻山越岭来见我一面。
他说：“这个山谷里有‘咚锵念佛’，也有镰仓时代的坟墓，最好去看一看。”说罢，高木告辞回去，也没进客厅。他夜间摸黑走山路过来，就是为了看我一眼，看一眼后就回去了。这在我们看来可是十分艰难的事，他却满不在乎，觉得再正常不过。也许他是多情的人，但并非有意这样做。
高木走后，和田笑着说：“我伯伯就是这么一个人。他认为自己所做的事都是应该的。”高木几乎没有“非常时期意识”，不论战时还是战后，只做农民该做的事。
之后我看了咚锵念佛，看了寺院里古老的供养碑，还走访渡边家查看旧资料，然后继续往北的行旅。但大浦一别之后，直至高木先生于昭和三十年去世，再无见面之缘。
高木并不打算将文稿结集出版。我向他建议，他也只是说“哦，试试看吧”，却并不热心。和田、岩崎敏夫挂念此事，将他发表在杂志上的文章誊抄在稿纸上，整理出来，于昭和三十年十二月取名为《磐城北神谷的故事》，由常民文化研究所出版。但高木在校对稿出来的九月七日去世，享年六十九岁。
在他去世两三年前，“开国百年纪念文化事业会”编纂《明治文化史》一书。我们接受撰写其中的“生活篇”的委托，重点放在外国文化如何冲击日本人传统的日常生活，我们又是如何应对这些问题上，于是向全国各地的同好者发信调查，回信数量很大，内容也很充实。另外，我们还找到保存有明治时代家庭账本的农户，阅看后进行分析。由贺喜左卫门教授负责这项工作。明治时代就记账的农户不多，高木是其中之一。由于记载准确，对我们帮助很大。回想起来，高木不是那种故意高声吆喝引人关注的人，而是应别人之约撰写自己生活中的事情，或者为自己生活的需要而写。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生活本身就是民俗学的资料，高木本人就是优秀的传承者。我对高木的文字中最感兴趣的是他写的信。其中一部分信函收集在《磐城北神谷的故事》里，但这主要是柳田先生、中山太郎、涩泽敬三、佐佐木喜善、涅夫斯基、池上广正给高木的信函，还有若干高木的回信。阅其信，毫无矜持之态，渗透出人品格调。他与涅夫斯基的交往也十分美好。涅夫斯基的来信中有这样一段话：“如今经济萧条，深感足下亦颇有为难之处，然因萧条之故，御神明样数量依然增加，实觉有趣。”涅夫斯基是俄国人，毕业于东方语言学校，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来到日本，曾在小樽高商、大阪外语学校等执教，对日本民俗感兴趣，深入研究。后回国，成为政治的牺牲品，惨死。高木与他交情深厚。
民间的文化传承者不仅仅是单纯地将旧传统传承给后代，还为改善自己的生活付出比一般人更大的努力。这是他们的共同现象。这其中闪耀着农民的朴素和充满活力的明朗。
正是以他们为核心的一群人，引领着战前的日本农村走向进步。
日本本土的牛，有黑毛、褐毛、短角、无角四个种类。
为祈愿或还愿向神社献纳的绘画匾额或画板，多描绘马匹，代替以前献纳的活马。—译注
作为神灵依附之物，用于祭祀并成为礼拜对象的神圣物体。自古以来多使用镜、剑、玉、戈、肖像等。
日本町村内行政区划之一，由小字集中而成的较大的区域。小字是构成日本町、村的大字的小地域，亦简称“字”。
念佛舞蹈的一种。磐城、平地区在盂兰盆节期间舞蹈，手持钲围绕数位系腰鼓者，形成圆形，狂热跳舞。“咚锵”取自钲的声音。—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