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见到高木诚一，是在昭和十五年十二月临近年关的时候。我于十一月初离开东京，从新潟开始步行，沿日本海岸北上，到下北半岛的北端大间崎，接着南下，在岩手县的大船渡结束旅行，回东京迎新年的途中与他见面。
当时高木住在福岛县磐城郡草野村北神谷，即今天的平市。我是在昭和十年举办的纪念柳田先生花甲民俗学讲习会上，从山口弥一郎和岩崎敏夫那里听到高木这个名字的。不知道他是什么身份，但给我留下硕学之士的印象。后来以他为核心成立了磐城民俗研究会。我在回京的途中心血来潮，忽然想去拜访这位大前辈，便在平市的北面前一站草野站下车。草野站十分荒凉，我在车站前面打听高木的住处，一个老大娘亲热地告诉我路线。从车站沿着田间道路步行将近一里地。几座低矮的丘陵从西北向东南方向起伏延伸，丘陵之间的低浅山谷就是田地。丘陵的两侧有几道褶襞，那山窝里聚集着三五户民居。其中一户略大，是本家，其他的是分家，看似一个家族形成的小部落。这样的几个家族集团聚合在一起，就形成旧时代的村落。这种同族密切结合的地方应该保留着古老的习俗。我走了将近一里的田间道路，来到一户大农家前面，向正在马厩清理肥料的农民打听：“高木诚一先生的家在这一带吗？”那个农民停下手头的活儿，伸直腰板，从堆肥上方俯视着我，停顿片刻，说道：“我就是高木诚一……”我不由自主地叫起来：“我是宫本常一……”“哟，你是宫本先生啊。我还以为又是富山来卖药的。心想你是富山药房以前没来过的伙计……”高木说罢，从堆肥上下来，掸了掸衣服下摆。他给我的感觉有点出乎意外。我曾看过他刊载在杂志上的照片，身穿和服裙裤，姿态端正规矩，与其说是农民，给我的印象更像是一位医生，但现实中见到的高木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壮实老农。我们坐在阳光明媚的廊子上，开始交谈各种话题。他对我穷酸样的装束似乎没有情感上的排斥。我穿着人造纤维夹克，灯芯绒裤子，打着绑腿，脚上是帆布鞋，头戴黑色的呢帽，背着脏兮兮的背包，一把阳伞挂在背包的带子上。我这副打扮看上去的确像卖药的，但即便是卖药的，也显得破旧。因为走了大约两个月的路，脚上的帆布鞋已经破裂。这种不修边幅的寒酸打扮让我感觉轻松舒坦，与我打交道的人们也无拘无束，而且我和高木这样的农民交谈最放得开，从一见面就不见外，不用客套。
高木的话题从农民的工作情况开始谈起，他经营苗圃，种植蔬菜、花草，心情颇为愉悦。农民似乎必须是一个心地豁朗的人，看到夏天烈日照耀下的水稻，会咕嘟咕嘟地喝下田里的水，仿佛感觉到稻叶向上生长的气势。到了秋天，把田里的水放走，从哗哗流淌的水声中仿佛感觉到今年自己的职责已经完成，“啊，好像听见大家收获时的声音。”
高木并不是单纯的田园理想主义者，他还是优秀的现实主义者。他认真地思考如何增产，如何让农民过上舒适的生活。他在自家门前的一点空地上种植花草，把这些花草拿到平市销售。他家的屋檐下挂着成串的柿饼，十分美观。这个村子有很多柿子树，一到秋天，柿子成熟，人们把柿子摘下来，夜里加班，加工成柿饼串起来，这也是农民的一项副业收入。这个地方自古就是马的产地。马匹被征用去打仗。高木认为养马是为了耕作农田，不能被征用，农民要使用自己的方式提高农业效率，不能让战争左右农业生产。于是他决定引进牛，经过调查，发现黑牛具有很好的耕地能力，草野地方的农家养牛应该没有问题。那么，如何把牛引进来呢？他派大儿子去鸟取县学习饲养方法，先在自己家改为饲养和牛。取得成果后，向其他农户推荐，这样逐渐增加黑牛的饲养量。高木说“大儿子现在去鸟取买牛，大概明天早上能回来”。他在战时依然坚持走农民的道路。
我听高木的谈话，无论什么内容都觉得非常有意思，他的生活本身就是民俗学的素材，但是他并非固执于这种古老的生活方式，“农民古老的生活方式在古老的时代最为合理，当时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生存方式。现在要认真细致地观察那种生活方式，不过随着时代的变化，我们也必须有新的生活方式。但先要充分制订计划，进行试验。这是村子里先觉者的任务。我的家正是这种具有眼力的家庭之一。我的祖先好像是在加贺白山修行的僧侣，具体我也不清楚。后来定居下来，其职责是通过祭祀神社，让村子在神的护佑下免遭灾难。再后来努力从事农业，家神白山社成为村落的氏族神。有意思的是，家里出现几个喜欢搞学问的人。奇怪的是我们家当农民的都很好，不当农民的次男、三男都活得不长，所以我的家族没有分家。”
我原先就觉得奇怪，这一带的部落都是以本家为中心，几户分家围绕本家形成，但高木家周围没有这样的分家。他的住宅前面有一处隐居屋，高木年迈的父母住在里面。老父已经八十八岁，但身体硬朗，还能下地干活。高木不久也要隐居，这样隐居屋就有两处。他说“分家不增加，隐居家倒是增加”。
当地自古就有“隐居”的风俗。隐居者带着次男、三男出去，后来他们多分家独立。这种风俗大概形成了当地的村落景观。
“我家现在还和周围人家略有不同，十分重视旧规矩。大概与世袭神职的家世有关，所以格外关注那些旧事物。就我而言，我调查旧事物并非仅仅知道其价值，更主要的是可以认识很多杰出的先生、前辈，接受他们的教导，同时可以了解外面的广阔世界。不搞学问就没有这样的机会。”
于是，他把芳名录拿给我看。里面有柳田国男先生的签名，石黑忠笃、小野武夫等诸多优秀的学者、前辈都前来访问过。这并非高木的邀请，而是他们主动来的，人数甚多，其中还有几十个人组成的团体。他们特地前来访问高木这个热心农业的笃农家。听说草野车站前面的人都知道，如果一大群人打听高木的家怎么走，那就是去参观他的农业；如果一两个人问路，那是与民俗学相关的人。不少民俗学研究者是看了高木发表在《乡土研究》《民族》上的文章后前来实地考察。高木通过这些方式与各地的人们开展广泛的通信交流，民俗学研究者多是为人坦诚率直、没有功利之心的人，而且对听到的村里任何事情，没有人轻蔑鄙视，也没有人夸张炫耀。高木说他在全国各地都有可以无所顾忌地互相谈论自身生活的志同道合者，这让他充满信心，身在东北一隅，并无独处一隅的感觉，仿佛自己所在之地正是中心地带，“学问给予我勇气，告诉我不必自卑地生活”，高木的话语中包含着深刻的感慨，“这是农民必须做的学问，要是大家都这样回顾自己的生活，农民的日子也会变得更好吧。”
我们坐在廊子上交谈很久，中午坐在厨房最里面吃饭，然后高木依然穿着那一身工作服领着我在村里转悠，我看了老式农家住宅、白山神社、农田的耕作景象。晚上我向他请教当地的民间信仰，他说“老人家比我知道得多”，带我去他的父亲那里，一直谈到深夜。这里的生活结构没有受到西方文化和思想的影响，还保留着不少武士家庭的儒家道德的余韵，乃至更早以前的思维方式。
赋予他们生活秩序的，是对维系村民和家人关系重要性的重视，是对无形的神明的忠诚。我对年近九十的老人家说的话深为感动，在一旁提示话题的高木也是态度谦虚温顺。“我每次向他请教，都能学到以前未曾注意到的东西。”他说，自己和父亲一起生活了几十年，随着年龄的增长，越发深切认识到必须把父亲拥有的东西全部传承下去。
我向他请教在东北地区旅行时的各种见闻和不解之处，高木耐心细致地给我解释。我出生于日本西南部，发现西南文化与东北文化之间存在着很多差异，同时发现二者之间也存在几个共同点，这些现象令我思考。例如中国地方的山区有大田插秧的习俗，几十个插秧姑娘进入一块地里，田埂上吹笛敲鼓，演奏音乐，有人领唱，姑娘们一边附和着唱起插秧歌一边插秧。不是所有的农家都这么做，一般是村里的有钱地主，或者是牛贩子当施主举行这样的仪式。牛贩子策划的大田插秧又叫“牛供养”。
这个地方也有与大田插秧类似的活动，叫“太鼓田”。但举办太鼓田的只有三家，叫“磐城三太鼓田”。这三家过去都是地主家庭。太鼓田与大田插秧的形式极其相似，但施主的家庭是固定的。这并不是中国地方的规定，而是这三家的意愿。另外，古老的神社举行的御插秧式和大田插秧属于同一类型。有学者认为大田插秧是古代土豪驱使农奴进行大规模农业经营形式的遗痕。或许的确如此，或许并非如此。插秧时候奏乐唱歌、众多人一起作业的风俗在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也有。大规模农业经营形式似乎并非举行这种插秧仪式的直接原因，其理由大概是大规模农业经营者对继承传统的支持。我认为磐城三太鼓田也出于这个原因。
就是说由于传承者不同，会导致一种风俗发生各种变化。例如“绘马”，始于向神佛祈愿时牵着马捐献给寺院。因为以绘画的马代替真的马，所以产生“绘马”这个词。但是，后来不再画马，而是描绘自己祈愿的东西献纳给神社，又进而献纳可以作为纪念的绘画，至今依然。我在东北地方，尤其津轻平原旅行时，看见在十字路口、拐角处多竖立着绘有猫、蛇的绘马的木牌子。这些绘画都出自外行之手。这是叫“ごみそ”（gomiso）、“かみさま”（kamisama）的巫女在给病人和遭遇不幸的人占卜时，说是起因于蛇、猫作祟，将作祟的动物画在木板上，竖在路端，让众人礼拜，就能祛病消灾。这些绘马的功能已经与最初的设想大异其趣。不过，津轻地区将绘马作为消除祸祟的手段保留至今。
这天晚上，我和高木谈论绘马。第二天早晨，他从库房的二楼拿出几十张绘马给我看。这些绘马多是祈愿疾病治愈，其中多画有螃蟹、章鱼、鲍鱼等水生动物，我想这大概是本地特色吧。高木收集得相当齐全。我问他为什么收集这类东西，他回答说自己喜欢走路，在农活的余暇，经常在自家周边行走。他走路很快，一天能走二十里。有时候早上出门，走一整天，有时候坐火车到某个地方，下车后走回来。他外出行走尽量不走老路，喜欢走小道，逢神社必拜，逢寺院必进，经常在路边和农民攀谈聊天。这对他来说是无比的快乐。他说绘马就是在行走的过程中收集的。
早饭过后，我想看当地留存下来的“神明样”，让高木带我去。所谓“神明样”，就是在一根不到一尺长的木棒顶端用布裹出一个人脸—一般是一对男女，男性头戴黑漆帽，女性垂发，然后穿上布衣服。青森、秋田、岩手一带称之为“御白样”。福岛县内也只有平市附近还保存有一些这样的“神明样”。据说原先是叫“若宫”的巫女带在身上，用以挨家挨户说唱乞讨。由于巫女的所属不同，伊势、熊野、白山等居多，神明样似乎也就有“伊势神明”“熊野神明”“白山神明”等叫法。不过，各地的“神明样”无法从形状上区别差异。
手持这种“神明样”行走的巫女其实多半并非盲女，称为“巫女”显得不太相称，她们多是农家妇女。在民间，如果没有很多人支持，就无法从事巫女这个专门职业。神社、寺院也是如此，只有信徒捐献很多、拥有田地的社寺的神主或僧侣才能成为专职人员，否则就是居无定所的流浪者，依靠沿街乞讨维持生活。不少人都另有谋生的职业，其中少数人依靠环境因素和自己的才能，一边务农一边从事其他工作。这个地方的巫女似乎属于这种形态。所以许多农家还保存有神明样，但因为没人兼职当巫女，神明样扔掉觉得可惜，就献纳给神社。如此一来，与神明样相关的许多信仰习俗和传承就随之消失。这个地方的神明样信仰也是处在这个阶段。高木从农户那里搜集整理这些开始消失的传承，如果没有高木这样的人，这些传承大概将从当地的传承中完全消失。民间的口头传承和文字资料不同，与自己生活无关的东西很快就会被忘得一干二净。
但并非只是被遗忘，神体被保存下来，只是管理者发生了变化。民间传承的文化中，此类现象极多。如果有人把这种情况记录下来，也往往不是在信仰最旺盛的时期，多是在衰退期，信仰已经遭到相当大的破坏，担心很快就会被人遗忘的时候，才动手用文字记述下来。过去，文字就是在这种时候发挥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高木是在将古老传承导向现代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人，他本人就是一个完美的民间传承者。
和高木一起走路，发现他步履矫健。我对自己的行走颇有自信，但和他一起走路，时常要小跑才能跟得上。他身穿和服，外罩无袖长外套，手持手杖。这根手杖经常在手里转动，其神态如青年。这根手杖指代某个事物，包含着某种应该记忆下来的民间文化。
高木带着我走到草野车站，午后坐上火车。高木给我的印象，一言以蔽之，就是“爽快”。他是真正意义上的典型的农民。他的知识和技能准确无误，所以大家都放心地跟着他走。这样的人总是成为农民的核心，不会背弃农民。
身居农村，成为村民的标志性人物，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村里的富豪或有官职的人，他们掌握村子的实权。另一种是普普通通的农民，向村民展示着思想和生活的方向。高木属于后者。什么头衔职称都无所谓，他为自己是农民而无比自豪，但战争末期在众人的强行推举下当上了草野村助役（副村长）。
高木诚一略传（岩崎敏夫《日本民俗学大系》）这样记载：“明治二十年三月十七日生于福岛县石城郡草野村大字北神谷的伊势治家，长子。明治三十四年四月入县立磐城中学，但认为农家长子无需学问，于明治三十六年退学。曾短期担任代课教员，退职后在家务农。参加与农业相关的各种讲习会约二十次，再次接受山崎延吉的指导。农业技术逐年进步，作为热心农业的笃农家的名声也随之提高，现场参观考察其农业经营状况者接踵而来。同时，努力向景仰已久的横井时敬博士学习农事改革，很早就与小野武夫相识，专心研究农民经济史。他还将自己的农产品送往各种博览会、评选会参展，共获奖八十七次。后在农业补习学校、青年学校等担任特约教授，历任郡农会议员、草野村助役等公职，荣幸地在新尝祭上向天皇献谷。作为笃农家或者优秀农家经常受到县议会、大日本农会、帝国农会、农林大臣的表彰。明治四十年开始师事柳田国男，研究民俗学……昭和十年，成立磐城民俗研究会，被推为会长，此后越发热心研究。战后，因心有感触，辞去所有公职，回归一介农民，度过晴耕雨读的晚年。”尽管我感觉这么想煞有介事，但还是认为大概没有一个公职是他自愿要当的。
战事激烈的时候，有一次他有事来京，顺便来找我。他身穿立领的黑衣服和黑色旧外套，打着绑腿，脚上是胶皮底袜子，十分贴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