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2一/h2我想再写一点寄合。
土地改革的时候，我有一个朋友在长野县诹访湖一带的村落指导土改，从他那里听到一些有趣的事情。
农民对土地具有深厚的感情，这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是一样。土改中，大地主比较好说话，小地主问题就很多，有不少情况反而觉得是改革不合理。有的人只开垦出一点土地，由于儿子上了战场，要求政府在他回来前代为耕种，却直接被没收。这样的情况其实很多。此外，还有人千辛万苦挣钱买到一两町田地，这些没有耕种的土地被征收时，地主备尝自己经年的艰辛劳苦遭到蔑视的痛苦。我的那位朋友对这种情况也感到非常棘手。
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对我的朋友说：“如果把人作为个体来看，他不会只做好事，三代之内必干坏事。不可没有互谅互让的精神。”他这么说是有原因的。在他那个村子，一到六十，就进入了老人的队伍。老人们时常聚在一起，谈论村子里各种各样不公开的忌讳话题，不公开谈论的问题都不是好事，都是有关家庭丢人的丑事。老人们在一起就唠叨这些，但是，他们不会向群落之外的人谈论。甚至谁也不知道老人们聚在一起，原来在谈论这些事情。我的朋友在四十多岁的时候才知道老人们谈论的话题，此前并没有听老人说过只言片语，但是在土改受到阻碍难以开展的时候，这位老人对他说：“只要是正确的事情，就勇敢地干下去。”他听后觉得言之有理。
在商议土改的会议上，大家提出对自己有利的各种要求。他便说道：“各位，在座的有人敢独自在深夜扪心自问，斩钉截铁地断言我从没有干过任何坏事、我的父亲只做好事、我的祖父也只做好事、我家的土地都不是通过不正当手段弄到手的吗？如果有这样的人，就请站出来！”这么一说，一直强硬坚持要求的人都沉默不语了。
后来，在协商陷入僵局的时候，只要把“深夜扪心自问”这句话搬出来，大抵都能找到解决的头绪。
我觉得这非常有意思，在几次遇到土改问题的会议上讲述这个故事，结果卓有成效，无论在哪里都能发现解决问题的线索。
有一件往事我至今未能忘怀：小时候，我也有意无意地去听寄合，不记得是跟祖父还是跟父亲去的。看见很多人聚在一起谈话，其中一个人大声嚷嚷着表达自己的主张。我当时还是小孩，不明白他主张的具体内容，但他一个人滔滔不绝的景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时，一个老人说：“说别人之前，自己先照照镜子。”老人这么一说，那个人立即默不作声。当时的情景极其鲜明地烙在脑子里。
后来我在出外旅行期间，时常有机会遇见这样的老者，也明确知道他们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最近有这样一件事：在能田多代子女士的著作《被切断双手的姑娘》出版纪念会上，今野圆辅发表评论说“能田是热心肠老太”，让我很感兴趣。今野和我是老乡，都是福岛县人，他的奶奶也是一位热心肠老太。大凡在村子里生活比较安定，又通情达理的老年人都是热心肠。他们对村里的事情了如指掌，经常向那些不幸的人们伸出援助之手，往往在人们觉察不到的时候做好事。今野的祖母有时夜里一两点去邻村探望不幸的女性，有时给生活困难的家庭送去食物，有时在三更半夜接待前来诉说心事的别人家的媳妇。
揭发别人的过错容易，但处理村里的人际关系时，有时有过错者在被揭发以后仅仅表示悔悟，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所以很难处理，因此女性之间会互相商量解决的方法。这时，通情达理的老年女性的想法和看法就成为年轻女性的人生指标和精神依靠。对什么事都洞若观火却表现出一无所知的样子，对纠正村里诸多弊端具有重要的意义。
小小的村落作为共同生活的空间过于狭窄，各家各户的事情都不胫而走，广为人知，而世间流传的多为坏事。总之，对邻居的事情知道过多会导致双方的生活沉闷窒息，没有城市生活那样轻松舒坦。今天的农村，从事非农业工作的机会多了起来，村里人也不像以前那样一天到晚见面，这确实让大家感受到了相应的轻松气氛，但如果同是农民，都在田地里插秧、拔草、收割，哪个人干的农活怎么样，大家一目了然，想马马虎虎地偷懒都不成。这种必须与社会保持一致的生活方式给个人带来诸多难以适应的难处，很多时候必须牺牲悠然自得的天性。而且平时的生活极其单调，每天如同行走在一条没有尽头的道路上。
对这种生活的一种补救，就是大家聚集在一起发泄精力，再一个就是在私生活中发现实现愿望的世界。前者是在节庆祭典等活动或者各家举办的宴席上忘乎所以地狂欢喧闹，后者是在狭小的村子里也不会被人发现的个人行为，尤其表现为婆媳问题之外的偷盗或男女关系的形式。
年轻男女的性关系应该比现在随便，在婚后相当长时间还未能了断，当女性一个人无法解决的时候，往往就向这些热心肠老太求助。
我在爱知县佐久岛看到一棵钉有大约五十根五寸长铁钉的树。把钉子钉在人偶上可以诅咒别人，这一定是用钉子把草人钉在了树上。据说这棵树原先长在神社的神殿后面的树林中，是一棵阔叶树，但不知何故枯死，神社就把这棵树卖掉了。买主打算当作柴火，于是把树伐倒、劈开，却发现树皮往里大约五寸的地方有这些钉子。原先钉在树皮上的钉子久而久之就埋到树干里，能埋进五寸，大概需要一百多年的时间。买主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就拿到村里的热心肠老太那里想问个明白。老太一看就明白这大概是草人诅咒的钉子，但没有吱声。在村子里，许多女人都找这个老太商量各种事情，据说男女关系的问题要比女性之间的问题多。看来这个草人诅咒也牵涉男女关系，但老太一生中还没有遇到这么严重的人际关系纠葛。一般在发展到这么严重的地步之前就大体解决了。促成解决的原因之一是村外是个广阔的社会。在村里无法解决的时候，就让当事人到村外去，这是最好的方法。以前一般不会这样做，村里发生的问题必须在村里解决。但现在甚至几乎用不着让当事人逃跑，当问题趋向复杂的时候，大家就随意离开村子。
但是，这样的调解人不能只以好坏善恶的简单标准评判人的行为，必须从人性的高度，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有那些已经把户主让给孩子，从第一线退下来，不再承担社会责任的老人才有可能履行这样的职责。
大约二十四五年前，我在福井县敦贺西面一个半岛的西海岸旅行的时候，看见路边有一个小佛堂，传来热闹的人声。近前一看，有十来个老太太在佛堂里围坐一圈，正打开重盒吃饭。一打听，原来是观音讲的在参加参笼。她们一到六十岁，都加入这样的圈子，时常这样参加参笼，或者在家里聚会，边吃边聊。
“你也参加进来吧。”
她们这么一说，我就和朋友两个人坐在佛堂的廊子上，一边吃她们分送的食物一边闲聊。
“你们还没有娶媳妇吧，要娶个好媳妇。老婆不贤，倒霉百年。”老太太们半是开玩笑地调侃着，一边劝我们吃她们带来的各种东西。虽然她们对两个外地来的陌生的年轻男人这样毫不在乎地什么都说，但当我刨根问底地询问观音讲的情况时，一个老太插嘴道：“这个讲就是说儿媳妇坏话的。”这时，旁边一个老太似乎在纠正她的说法，说老年人爱发牢骚，也就经常说儿媳妇的坏话。据说老太太这样聚在一起互相抱怨自己的儿媳妇，回到家里和儿媳妇相处时就不至于那么厉害。
我说，要是大家把这样的坏话散播到全村，那可了不得，她们说不会的，因为自己做媳妇的时候，就没人把婆婆说的坏话告诉过自己。可以说，这种观音讲就是老年人发牢骚的“讲”。
我觉得这非常有意思，是自己给自己制造出“姨舍山”的世界。
这种现象总体上在西日本比较普遍，表现出相当强烈的年龄阶梯制色彩，就是到一定年龄成为老人后，他们就隐居赋闲。而从东北到北陆地区，很多老年人依然掌握家庭的实权。这种情况下，儿媳妇就只能是儿媳妇，成不了女主人，儿子也坐不上主人的座位。
总之，在老年人有明确隐居赋闲想法的地方，老年人的作用也就明显。h2二/h2然而，年龄阶梯制明确的现象往往出现在非血缘的地缘集团比较明显的地方。当然，村里存在着血缘相同的同族集团，但不是一两个，而是若干个。这些同族者往往不是集中居住在一起，而是分散居住，与异姓者杂居。这种倾向在濑户内海各岛屿和九州西边的各岛屿上尤为显著。异姓者居住在一起，村里的异姓同业者或者地域性的聚会就发达起来。这种聚会便称为寄合。召开寄合最多是与宗教礼仪相关，此外还有各种村务。
像九州肥前西部在中世时期爆发大规模的松浦一揆，最初具有称为松浦党的同族集团的浓厚色彩，后来有姻亲关系的宇久氏（五岛氏）和青方氏也参加进来，用抽签的方式决定座次，不遵照本家分家的秩序，通过权利皆平等的思想举行一揆。而且参加一揆寄合的还有居住在各个地方的在乡武士代表，例如青方氏，虽然松浦一揆中列有此人的姓名，但青方氏本是散居在五岛的小值贺岛、中通岛、若松岛等岛上的三十多家的总称，本身就举行一揆，不过是从中选出一个人作为代表参加松浦一揆。
这是武士集团，而在濑户内海地方上，下级武士或农民渔民工商业者等生产者之间成立同业集团，这种集团称为“众”。例如三岛众、盐饱众等，“众”这个字大概与镰仓时代的古文献中出现的“一结众”等有关。一结众就是今天的“讲”的伙伴，地藏讲、念佛讲等在各地兴盛发展的时间相当久远，甚至连濑户内海西面的小岛八岛在至德四年（一三八七年）也出现一结众。另外，这个地方还保存有很多中世时期抄写的大般若经，因此可以推想这里自古以来就举办般若讲。
可以认为，寄合是在宗教性聚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现在兵库县加古川东岸一带的村落里有许多称为“讲堂”的建筑物。如四阿造，三面通顶，只有一面板壁，佛坛上祭祀着阿弥陀如来、地藏、观音等。此类建筑很多。这种建筑物也见于中世的画卷。在加古川东岸一带，这样的讲堂经常作为寄合的场所。例如讨论修路、疏通沟渠、储水池的用水分配等问题时，大家聚集在讲堂前面协商。这时候一般都穿着工作服，简单协商以后又各自开始干活儿。
但是，西日本的各个村落几乎都不是这种具有一定规制的讲堂，而是叫作“寮”、“庵”的很小的会堂。这样的小会堂大抵无人居住，平时都关着门。无寺院的僧侣有时住在里面，依靠村民救济的大米和布施等过日子，这个人死后，如果没有人接着来住，就成为空屋。
这种会堂多作为寄合的场所，可以认为寄合原本是始于宗教性的结众发展而来的，所以性质上应该还残留着不少结众聚会的氛围，在这样的社会里，经验丰富的老者自然受到尊敬。
我参加会堂寄合的次数不多，自己只是一个过路的外地人，觉得参加进去会影响聚会的气氛，所以不主动参加。但也有出于各种原因非参加不可的时候，有时我访谈的人恰好在寄合会场，于是顺便参加。
有一次，我在土佐的山里恰巧赶上寄合，说“我是东京来的”，他们就硬是要我坐下来。等寄合的事情商量完后，大家要我谈一谈东京，我就聊了各种有关东京的事情。那次寄合是决定共有山地的割草问题，山地先划分几块，决定谁和谁搭配一组去割草。区长念着划分出来的地块名称，问“谁去”，想去的人互相递个眼色，两三人就报出自己的姓名。事前不抽签，每一组似乎也是当场搭配，但进展很顺利。山口和山坳的条件大不一样，大家都没有抢先挑选容易的地块。我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但没有时间了解清楚。
多数人认为寄合是户主的聚会，在这种场合，很少由女性代理参加。而且女性一般不说话，只是坐在角落里听别人发言。也召开只有女性参加的寄合，但很少是全村规模的，大家志愿参加，而且话题与村落自治无关，主要谈论和睦相处、信仰，或者农业劳作，谈论过程中喝点茶。这样的聚会在濑户内海地方十分常见，频繁召开。极小范围内的女性聚集在一起，吃一点极为简单的茶泡饭加咸菜，聊上一两个小时，然后各自回家。经常举办如婴儿第一次洗头、命名、第一次参拜神社、百日等男性一般不会参与的筵席，参加的大抵都是女性。此外如灸疗等只有女性才有的活动，在开始之前或结束之后，大家会一起吃点简单的东西。这种附带饮食的聚会除了与宗教、劳作有关的内容外，几乎都是以闲聊结束。我有时也被她们邀请参加这样的聚会，一起聊天。聊天的内容有一半是类似戏弄别人的笑话，还有就是交换村里的各种信息。通过这种聚会，我可以充分了解各个家庭。
在这种聚会的基础上，还召开决定相关日常事务的聚会。所谓日常事务，如挑选插秧的姑娘、养蚕兴盛地区共同饲养的值班员等，大抵都由女性聚会来决定。另外，盖房子、葬礼等事项中，也有需要女性单独配合的地方，就由女性聚会来决定。
除了这种家庭主妇的聚会外，还有隐居赋闲的老年人的聚会。老年人的聚会有时候也男女分开，但像“讲会”这种形式往往是男女一起参加。
同样，未婚青年男女也多有“若众组”、“娘仲间”这样的组织，这么多的集体在村里形成层序。这种现象在中部地方的西半部很多。我在爱知县北设乐郡山中的名仓，对四十多户农家每户的经营状况进行调查的时候，虽然大体的数字很明确，但税款不清楚。因为税和其他各种费用都是通过区长征收，区公所以及其他公共团体就到区长那里去，但区长不是正在参加寄合，就是到日役番挨家挨户地收钱。交钱人说多少就交多少，具体项目没有逐个核实。于是我到区长那里查看账簿，税以外的费用都有记载，税款只有区公所向各家各户分送的收款单据，很少在账簿里明确记载。不仅这个村子如此，“讲”、“小组合”兴盛的村落多有这种现象，而且这样的村子自古以来都有强烈的地缘性的亲近感。
在名仓村召集老人们开座谈会的时候，大家首先兴致勃勃谈论起了万岁岭。起先我不知道万岁岭是怎么回事，询问之后，他们告诉我这是从村子去田口方向要翻越的一座山。在日清战争之前，都站在那座山的山顶上为士兵送行，高呼万岁。但是在山顶上挥手送别以后，士兵就立刻下到山谷里，被茂密的树木遮蔽，于是把送别的地点移到离山顶五丁多的地方。在那个地方分别，高呼万岁，士兵往前走五丁多过山顶，然后下山而去。据说万岁岭从山顶往前移五丁多是从日俄战争的时候开始的。这实在是精心的安排，从这件事可以明显看出村庄共同的意识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