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排球而已，”我安慰他。
三姨说刘老板这些计划就是吹牛逼。“他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她说，“但土地是集体的，要问过每个人之后才能做决定。”
我说刘老板很有信心和决心。
“咱们走着瞧，”三姨说。作为退休干部，她对村里的政治仍然关注和敏感，好像没太担心很快就会从客厅的窗户看到一座高架桥或滑雪坡。现在窗外的景色宁静祥和，一望无际的雪野，空空荡荡的红旗路。春天，如果三姨偷偷种在墙根的种子熬过了寒冬，她家门前那一段会盛开鲜艳的虞美人。
“我听别人说，”三姨说，“长春机场下面发现了石油。挺多的，他们可能把机场搬到这儿来呢，就原来的飞机场那儿。”把一个新建成的机场搬到六十多公里以外，在今天的中国是完全有可能的。说不定一个星期就完成了。然而我觉得这传言很不可信，但三姨的情报到目前为止没出过错。
“我们当然不想搬出去了，”她说，“你说那些楼房咋住啊？再说了，咱们家的根儿在这儿啊。每家都一样。你丈母娘就在这个村长大。你媳妇儿也是。说不定哪天你孩子也会住这儿呢。”
这时候宣布大新闻应该不错。
“我老婆怀孕了。”
三姨脸上露出异常灿烂的微笑，毡帽都拱了起来。三姨夫咯咯笑着，热情地祝贺我。之前三舅听说的时候，像往常一样低调地笑笑，但笑容中满含赞许，接着又批评我这么晚才当上父亲。
弗朗西斯早就告诉我了，是在某个夏日的早上。我的手机屏幕亮了，她的号码，我接起来，担心香港那边出了什么事。她告诉我，在家用试纸测了两次，这事儿板上钉钉确凿无疑。我的第一反应是哈哈大笑，上蹿下跳，但很快发现路上的村民都停下来瞪着我，赶快消停下来。到那天傍晚，我的嘴都笑疼了。弗朗西斯也一样。
也许我们该感谢荒地。这里让我忘记了中国的官僚体制和繁琐流程，忘记了更新签证，于是没能坐上北上的火车，在弗朗西斯那里多待了三天。那三天完全是计划外的，而我们俩在谈论是不是该安定下来。我们一个三十九，一个三十四，是不是该要个宝宝了？最核心的问题，是不是应该结束我的东北之行？我们争论不休，最后打成平手，现在生米煮成了熟饭，再没有了争论的理由。
炕上的三姨由衷地欢呼鼓掌。她没问弗朗西斯有没有坚持吃苹果，只问了预产期是什么时候，是男孩还是女孩？
我没回答第二个问题。是个男孩。但我不想听他们说我们运气好，因为男孩能传宗接代。我们决定了，宝宝中文名字的姓不用妈妈的（也就是外公的），而用外婆的。岳母家里只剩下她一个人了，我们的孩子将继承她的姓，继续帮这一家开枝散叶。感谢那场地震，没有让她去流产；也感谢岳母，舍不得把新生的女儿抱养出去。她把她送到荒地，在这里长大。而我也是在这里的路上接到了“小多余”的电话，说她怀孕了。
又一场生命的轮回即将完成。所有故事的转折与起伏，只有到最后才真正有了意义。在这里就是意义。
“预产期就是过完年吧。”
“那就是属龙的！”三姨大惊小怪。“太好了。是很好的属相！”
“随便属什么大家都说好，”我笑出声来，“没人会说，‘哦，你孩子是属兔的？啊，那可能会有点笨，不好’。”
三姨轻快地跳下炕，再进屋的时候手里拿着东福米业那个巨大的挂历，寻找吉利的出生日期。
“刚拿到的，”她说，“质量老好了。”
她翻动着厚厚的纸页，找到农历的日子。“龙年是这一天开始，”她说。每个月的页码上，都标有农历、阳历和节气。下周就是冬至了。我也是冬至时搬到荒地来的。
挂历的图片中有成熟的田野，笑容灿烂的农民，勤奋的收割者。农学家刘博士在挂历上加了农家俗语，让我想起赛珍珠在她丈夫乏味冗长的田野报告后加的丰富多彩的谚语。12月这一页的俗语好像没那么传统，更像签语饼上一句惹人眉开眼笑的话：“瑞雪兆丰年，财源滚滚来。”
弗朗西斯第一次去美国的时候，只有一张签语饼的纸条，她不能用地道而一针见血的中文解读：“生命的行程无法预测；没人能提前写就他的自传。”
这也许就是东北这片土地的写照。现在，我终于能把东北的列车时刻表、地图和历史书放到一边，开始书写自己的人生了。
我同三姨和三姨夫道别，手机突然振动起来，有条短信。我站在他们的院子里，遮住屏幕，抵挡刺眼的阳光，短信是这样写的：“愿你正在享受东北的早晨。宝宝踢我了。就像小小的手指在温柔触碰我的皮肤。太奇妙了。回家吧。”
冬天，封冻的大地寂静无比。万里无云的天空，阳光照射在冰雪覆盖的稻田上。雪野反射着阳光，那么刺眼，我不得不伸手挡在眼前。在红旗路上往南走，刺骨的寒风令我不得不加快脚步，离开这个叫做荒地的村庄。
英语中有一句俚语dumbbunny，意指“可爱的傻瓜、蠢货、笨蛋”。直译的话就是笨兔子。——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