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吃点儿，管够。”
“那个制度效果要好得多。每家每户种自己的地，养活自己。当时我们家第一次一年挣了一万元，感觉很富足。并不是说很有钱，但至少稳定。现在当然不够了。你要供孩子读书上学，还要买车，日常开销也很大。大家想要多挣一份儿钱啊。在这儿，我们每年种地的时间还不到半年。第二个问题：以后谁来种地？我们这个岁数的人都不想下地了。大家想住城里，尽量多挣钱。没人想让他们的孩子种地。这是个很紧迫的问题。”
刘老板把香烟从嘴里抽出来，塞了片西瓜进去。他一口咬下西瓜瓤，丰富的汁水在舌尖上啪啪直响。“咱们公司——你知道是怎么成立的对吧？现在这个品牌下面有十一家企业。一开始是个乡镇企业，村里的党支部书记也和大家一起办公司。”
“就是你哥哥，公司的创立者之一。”
刘老板点点头。“我们的目标是带领荒地致富。”
“是不是大伙儿都得搬出来，住到楼房里去？”我重复了一遍之前的问题。“还是说他们可以选择自己的去留？”
刘老板又点燃了一支烟。“我们形成了一种全面机械化的集约化农业，”他说。我转向刘博士，让她给翻译翻译。
“就是要减少劳力。”
“我们说的是解放劳动力，”刘老板赶快纠正，“这是中国农业的大方向。我们是首批试点之一。所以国家领导才来视察：来看看我们的模式，鼓励鼓励。集约化农业，日常开支少些，成本就少了。中央政府也会给一些补助：我们买了设备，每年向每户按一埫地（十亩）一万三的价格来租。政府另外付两千五。签三年合同就能享受这个级别的补助。他们可以去干别的，这样就会有第二收入。”
刘老板看我微张嘴唇，又要提刚才那个问题了。
“中央政府很欣赏我们的这种模式，”他继续说道，“因为集约化种粮在安全上比较好管理，种植也比较高效。农民们可以不再种地，他们的下一代可以找其他工作，为国家的经济增长作贡献。风险就从农民和村政府那儿转到了公司肩膀上，我们投了资，要有回报啊。”
我又张了张嘴。
“我会回答你的问题，”他说，“改善农民的生活环境也是我们的目标。要是他们不种地，干吗还要住在地里？他们可以住进高楼，有中央供水和供暖系统。你看了我们在修的新楼房没有？那些就是给农民住的。前农民。是，很多人还没做好思想准备，不想搬进去。我们的职责就是减轻他们的担忧，继续促进村里的发展，好让他们愿意搬家，因为他们总会发现，住进去之后，他们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都会提高。比如说在老年活动中心就可以看医生。他们不用担心没人帮忙，随时都有人来帮忙。”
“很多人喜欢有个院子，自己种菜自己吃，”我说。
“以后，他们就想买更好的菜了，”他回答，“这个西瓜好吃吗？”他指着盘子问我：“比你10月份能吃到的任何西瓜都好吧？”
“是，但10月一般不吃西瓜——”
“现在可以了，”他打断了我，“城里人去沃尔玛，一整年，啥水果蔬菜都能买到，都是从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来的。我们今天就能吃到菠萝、苹果和芒果。农民不应该像我们一样享受到这些吗？他们整个冬天通常只有大白菜吃。我就是吃大白菜长大的，现在那样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就像我爸妈那一茬儿也不用再吃高粱和窝窝头了。”窝窝头是一种口感粗糙的玉米蛋糕。
刘老板越说越激动，我感谢他说话这么坦率。中国的开发商很少会坦白具体计划。我问五年后的荒地会是什么样子。桌子对面的刘老板往前倾着身子，双脚互相摩擦着，很急切地想要回答。
“五年后你就认不出这个地方了。你是老师，我们就先说孩子。他们上学的问题会怎么解决？昨天我和吉林北华大学的校长签了个协议。他们会把大学附属的小学和中学都搬到这儿来，咱们会修个新校园。我们就这么来填补城乡差距。现在的农民都想让孩子去城里上学，所以他们就搬到城里去，村里人口少了，全是老年人。等你还没明白过来，这村儿就完了。全中国都有这种现象。”
从2000年到现在，中国有四分之一的乡村成了只有老人和留守儿童的“空巢”。中国设立了2020年达到60％城市化的目标，要增加一亿城市人口。但迁移到城市，并不意味着生活水平能立即提高。政府预测，到2020年，全国只有45％的人能拥有城市户口，享受学校、医院等相应的社会服务。
相比之下，刘老板的主意更好。“我们把城市搬到这里来，”他说，“咱们修个现代的校园，请在城里教过书的老师。要是学生考进了全国重点大学，就去读。如果没有，就保证他们能进城里的北华大学。北华大学的外语系和中医专业都不错。这两个学位找工作都还是有优势的。”
“我还在想其他办法促进人口增长，把大家留在村里。这在今天的中国可是个大问题。城里全是农民工，国家政府想让城市化从农村开始。‘不要进城，要自己建城。’咱们这儿就是这么做的。首先，我们可以把这片村儿全都连成一片，增加点人口。估计十五年内就能有三万人，现在荒地才两千人，孤店子也只有几千人。人口多一点，就可以吸引投资，因为劳动力更多了。国家政府也会帮助我们，解决基础设施上的花费。”
“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已经饱和了，现在城里人都不知道把钱投到哪儿，因为你可以买的房产数量是有限制的。还有，城里人周末的时候都想跑到乡下来放松放松。顺着这个思路，下一步我们应该在这里发展房地产。我们可以学学欧洲，修个度假村。那就需要再有个超市。这个我已经做好规划了。还有体育馆、剧院。”
“听起来就是个城市啊，”我看到刘老板不住地点头，“如果这里和城里人工作的地方一模一样，干吗还要在这儿买房子度假？”
“有一片湖，”刘老板回答，“我们要修个很大的人工湖。另外，还有一座山。我们这边没有山，对吧？完全是平的。”
“那边的小山风景很好，你有去过吗——”
“所以我们在造假山，”刘老板滔滔不绝，“夏天湖上可以划船；冬天人们可以在山上滑雪。我们会站在农业旅游的最前沿。”
我对刘老板说，这样的规划很糟糕。和可再生沾不上边，也不是可持续发展。中国这么大，消费者想去哪儿就去哪儿，而且有越来越多的人跑到国外去。有句话我憋着没说，他就像个小男孩，在沙盒里玩着自己信以为真的东西，构建着一个叫做大米之乡的神奇世界。
“你错了，”刘老板笑着说，“我告诉你，我刚从香港回来，在那儿找到一个投资者，他的公司愿意给整个计划投钱。我们负责提供土地，从政府那儿申请许可。这里会正式变成一个开发区。”
这样一来，政府就会拨款修建新的道路。“我们希望能修一条通到吉林市的高速公路，只需要二十分钟就能进城，不像现在要花一个小时，”刘老板说，“我希望有一条八车道的大路，什么都不缺。还有那个老机场？可以建一个物流基地，空运海鲜过来。然后把鲜花空运出去。我已经签了个协议，定了种花的温室。这儿没人种鲜花，都是从南方运过来的。我们会成为这个领域的头一份儿。”
我无言以对。
“我听说你也是从美国的农村来的？”
“是的，明尼苏达的一个小镇。在密西西比河附近。很冷，跟这里一样。”
“你们镇现在啥样？像荒地一样。”
我不得不承认，和刘老板梦想的样子很接近。
我童年的家乡充斥着高速公路的噪音。我妹妹现在还住在那里。周围的田野上生长的，只有购物中心和大厦豪宅。在明尼阿波利斯上班的白领们都喜欢到这郊外的小镇来住。镇上有个很大的高中，有点像个大学校园。周围有几片湖泊。但为数不多的农场基本上只种温室鲜花。
刘老板一笑，好像在说：“我不是早说了吗。”
“我们可以成为友好城市，”我建议。
“为了我们的友谊，”刘老板相当欣赏这个想法。
“我不想只是自己富起来，”他突然冒了一句，“我希望我长大的地方，所有的人一起分享财富。这就是我接下来的计划。让我的农民们过上和我一样的生活。有人在写一个电视剧，关于我的。拍摄播出是板上钉钉了。大家都会看的，大家就爱看这种奋斗成功的故事。”
“你刚才说‘我的农民们’。”
他没理会我，继续说：“等我们把宏观的东西完成了，就专门给农民建两百栋温泉别墅。这样人人都能来享受温泉了。”
“和这个温泉区是分开的。”
“对。农民来这儿老觉得不得劲。我们还要为村里修个大食堂。再过两三年，我们就可以一起过年了，就像过去一样。”
“在人民公社。”
“现在，我们计划搞个春节晚会。我会邀请最好的唱歌的和跳舞的，到这儿来给咱们表演。”
我的脑子被自相矛盾的话搞得混乱不堪。农民们会变成城里人，但还是像农村那样庆祝新年，待在属于他们这边的温泉区。货运机场和高速公路。电视剧。说不定就叫《我的农民与我》。“我们约个时间再谈谈吧，”刘老板说，“真的很想和你聊聊美国是怎么种地的，那里的农业最重要的特色什么的。”
我脑子里涌现出政府拨款和大型农业公司。但说出口的，却是我那当律师的妻子不断向我灌输的：享有正当程序的权利甚至比《农业法案》还要重要。
“美国农民的地都是自己的，在这儿，地都是集体的，”刘老板说，那语气就像他就是集体。
就别想搬进楼房的事了，我心想。还在为花儿担心的三姨，根本不知道会面临什么样的变化。
“万一村民们不喜欢你的计划呢？”
“我会耐心解释啊，说我在帮他们。我会让他们和他们的下一代生活得更好。一定要搞清楚，这是全国的趋势。挡不住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把发展农村作为他们这一届政府的头等大事。机械化农业就是其中一个方法。农业旅游也是。我们两手都在抓。我要去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出差学习，看看他们是怎么做的。我知道他们的模式和咱们想搞的很像。”
我突然意识到，整个谈话期间，刘老板压根儿没提到大米这个词。他出生在荒地最贫穷的家庭，却在二十二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关老师曾经也教过他），参加中考进了重点高中，接着考进清华大学，中国最好的理工科大学。在那儿读的中文系。
他说，大米是农学家刘博士的专业范畴。她负责田里的事，而他要拉生意，促进公司成长。刘博士微笑着点点头。自从刘老板坐下，她基本上没说话。
“我们不能放弃的，就是这个区域的‘农业特性’，”他继续道，“这是签发许可的省政府一再强调的。我们可以开发土地，但不能造成耕地减少。所以我们无论建了什么东西，都要种粮食来弥补。比如，我们用楼房来代替平房，然后在原来的地方种地。总有一天人人都想搬到楼房里去。”
刘老板用这句话回答了我的问题，三姨和三舅是不是非得搬家呢？总有一天。
刘老板说中共中央政治局有个委员听说了东福米业的成功模式，派了个调查小组来视察。之后他写了一封表扬信，说要是公司的工作“持续顺利进行”（刘老板觉得持续顺利进行的意思就是粮食高产出，食品安全，收入增加，不出乱子），他们的商业模式就可以在全国推广。他还告诉刘老板，下一次的全国农业年度论坛就在荒地举行，就在温泉那儿。
“我们需要修个大一点的会议厅，”刘老板告诉我。
村里有的砖墙上还有1960年代刷上去的口号，已经褪了色，农业学大寨。大寨是那时候的模范公社。我说，以后全中国的口号可能都要换，换成“农业学荒地”。
“事实上，”刘老板说，“我想把咱村儿的名字改一下。”
“荒地是个很棒的名字，”我说，“你们在红旗路上修的那个新石碑说历史要追溯到清朝了，1722年，比美国建国还早。”
“我有个更好的主意，”刘老板说。他有些戏剧化地顿了顿后宣布：“村名改成东福，和咱们公司一样。”
唢呐的一种，属于中国民族乐器中的管乐器，用于吹奏地方戏曲，卡戏，模仿动物叫声，和唢呐不同的是，呐子没有笛孔，靠气息控制音高。——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