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末，堆在墙边的秸秆上的露水结了冰。茅房周围苍蝇的嗡嗡声听来有些疲倦。大半年了，我第一次可以拍死它们。“那些苍蝇有战士的基因，抗日的时候遗传下来的，”弗朗西斯在skype上说，“但谁也扛不住挨冻啊。”
关先生坦白说，他不愿意待在家里，总是在新的车间挨到很晚才走。东福米业的车间有中央供暖，而我们卧室的窗户漏风，寒气袭人。他建议我买一卷胶带来黏一下炕，凑合凑合得了。“这是在这个房子里的最后一个冬天了，”他如释重负地说。
早上，我走路去学校，总要把运动衫的兜帽紧紧包住耳朵。我想象吹向荒地的西北风在西伯利亚集结。“做好准备吧，当狂风从北边袭来，你会禁不住哭泣且无限哀伤，”1903年，一名在吉林的旅人如是写道，“因为你的鼻子、眼睛、指尖都将痛不欲生。”现在风还只是一小阵一小阵的，但很猛很冷，正在为东北一整个冬天“马拉松”积蓄力量。
地里的玉米秆干了，还没来得及收下来作为饲料贮藏。我跑了过去，十六公里的路程，来到山脚下。近距离看这些山，比家里看要小些。路的尽头是臭熏熏的垃圾堆。一个夏天的自我跑步训练，这里就是终点了。在这里我完全看不到荒地。跑回家的时候，一阵大风吹起毫无生气的白杨，黄叶铺天盖地地撒在我身上。
唯一还有点夏天气息的颜色，是挂在篱笆上晾干的白菜。每家每户旁干秸秆垛拔地而起，是整个冬天烧炕用的。稻田变成了一望无边的泥地。青蛙钻进休耕期的田里冬眠，等春天再醒来。
三姨站在红旗路上，一脸鄙夷地瞪着最近修起来的妨碍她种虞美人的东西。草皮上，工人们修起了一面薄薄的墙，高一米五，刷成丰收的金黄色。上面用红色大字写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工人们跟三姨说了，修墙是要保护她，免得来个车祸啥的把她家给撞了。其实减速带可能更有效。来往的汽车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新修的路给毁了，每辆车车身上几乎都会带点土啊泥的。荒地第一次有了大量动物在路上被车辆碾杀的现象。遗憾的是田鼠和青蛙根本看不到是什么碾了它们。
“要是我们必须搬进那些高楼，那这面墙还能把他们干的丑事儿遮起来，拆房子的时候谁也看不到。”三姨猜测。她仔细打量和研究这面墙，我想她是不是把那句标语看成了一个预言。但她只是做了个鬼脸，说要把虞美人种在墙根下。说完就双膝着地，开始挖土。
这个季节时常会遇到突如其来的一阵冷雨，我会赶紧找避雨的地方，不过在这么一马平川的地方，挺难找的。暴雨让我被迫停止跑步后，我就在那座铺了铁轨的天桥下等着。吉林到长春的高速列车拖着光滑洁白的车厢飞驰而过，快得乘客都来不及看清荒地的站名。反正大多数乘客的窗帘都是放下来的。
站台空无一人。雨中，浅粉色的墙壁看上去挺美。车站是荒地最引人注目最干净的楼，不过废弃不用的库棚周围，野草已经悄然蔓延，入口也一片泥泞。一块生锈的牌子上写着：公用电话。现在农民和他们的孩子都有了手机。在新的天桥下，我看到很多用油漆喷的广告，挖井人的电话什么的。还有好多小纸片贴在上面，说什么“法轮大法好”；还有一张海报，上面有手足口病引起的水疱的图片。太可怕了，我干吗总是要去看呢？
暴雨变成了米粒大小的冰雹。
我向诊所跑去，推开贴着“二十四小时开放，祝您健康”的大门。护士说三舅刚刚才走，我在街对面发现了他，正坐在一张桌子边看电视。电视里蒋介石正痛苦地紧握双手，因为没能把日本人赶出东北。很快他就会遭遇兵谏，被迫联共抗日了。
“我知道这电视剧的结局。”
三舅说了声“啊”，权当问好。
电视继续放着，我们俩分吃了一盘春饼，这是东北版的墨西哥卷饼，夹一筷子葱丝，腌萝卜和辣味炒肉放在油亮亮的薄饼上，卷起来吃。我们没有要米饭。旁边的餐柜上摆着满满一大桶饭，想吃多少随便舀。丰收之后，没有什么庆祝，大家没有聚在一起吃今年的第一碗新米。我问为什么不，三舅说：“不就是米吗，有啥稀罕的？”
他有些艰难地站起来，踉跄地走到餐馆另一边，拿起一把椅子上折起来的毛毯，搭在我肩上，淡淡说了声“啊”，然后叮嘱道，“别病了。”
这餐馆就我们两个顾客。我们也没说话，只听筷子碰撞着碗沿，嘴巴咀嚼着葱丝，电视里将领在大喊，炮火在怒吼。我提醒自己，要尽情享受这一刻，好好铭记下来。三舅是我在这里的亲人，是唯一持续未变的变量。现在时光匆匆，这样的日子不多了。
我问起今年的收成，他一口气说出收了多少，卖了多少钱，像背电话号码似的，顺溜极了。土地的产出比他预想的高，大米的批发价也提高了，不过批发商也会跟着抬价。三舅预测，等大米真的上了架等着消费者去买，可能价格要高50％。
“涨价，”我说。
“别这么说嘛，”三舅说，“是提高，提高，提高。”
什么都涨价了。中国人太多了。
丰收之后，村里的人也变少了。又来了一场暴雨，我躲在一家人前门用锡板围起来的门廊下。一个小男孩撑着伞跑了出来，是荒地小学的孩子，我认得。他喊道：“老师，别站在那儿，别站在那儿，老师！”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解释说，这家的外墙被涂成红色，是因为里面停放着一个女人的遗体，要放到出殡那天。我害怕地一缩，这才发现前门的窗户也涂了红漆，只在玻璃上留下一个十字形的透明部分。
“咱们走，”男孩催促我，“免得她附你的身。”
“那你呢？”我说。“她为什么不附你的身？”
“我是个小孩儿！”男孩喊起来。
“那又怎么样？鬼讨厌写作业？他们不想再去上学了？”
男孩拉了拉我的胳膊说：“别开玩笑了。我们得走了，不然来不及了。”他把伞递给我，我们紧挨在伞下，往他家走去。
第二周，我被一阵音乐声惊醒。有人在吹呐子，长长的喇叭，声音有点像卡祖笛。一吹这东西，要么喜事，要么丧事，通常还伴着敲锣打鼓，把那些邪灵吓退。音乐是从一条土路上的一户人家里传出来的，土路我从没去过。关先生说，死去的这位是个八十六岁的老太太，家庭和睦，儿孙满堂，后辈都来为她守灵，至少停灵一晚，甚至更长。关先生要去追悼会。“要是你也去，打招呼一定不要说‘你好’，”他郑重其事地说。我得说“你不好”。
我和他一起走到那家屋前，但在院子里停下了。我不认识这位逝者，也不知道她家姓什么。我脑子里突然浮现起三舅躺在棺椁里的样子，一个陌生人跨过门槛，向他的亲人们做自我介绍。这个陌生人是个外国人，有可能做出什么不尊重逝者让人丢脸的举动，这会让本来就悲伤的气氛雪上加霜。
关先生说我分析得很理智，但这种事情源自内心的情感，“进来露露脸，”他说，“别做笔记了。这事儿你也不会想写。要是你觉得不得劲，我就跟他们说你要走。我清楚咋办。”我只要站在那儿，不记录什么就好。关先生领着我走了进去，关上门。
10月的最后一个星期，霜降逐渐接近立冬，我接到警察的电话，让我去派出所走一趟。我心里一沉。在北京，这个电话意味着我要苦苦哀求继续住在大杂院里，因为他们认为不安全。但我教了他们一连串的英语脏话后，得到了准许。警察们很高兴，因为要是老外骂他们，他们就知道了。不过，这样的交易对荒地的警察可能没多大用处。
在荒地很少看到警察，第一次见还是上次那个官员来视察，一个警官跑来管制荒地的交通，让车队通行。村里的派出所是一栋两层的砖砌小楼，墙面像北京那样刷成带蓝色边的白色。不过，停车场里全是晒干的玉米棒子，有两只小狗在打架。
办事员领着我经过几个窗口，窗口的牌子上写着：
出生登记
婚姻登记
档案纠错
“在最后一个那儿等着，”她给我下了指示。
来了一位警察，穿着平整干净的制服，叫我梅老师，抱歉说麻烦我跑一趟。他看上去就像我在中国见到的所有警察一样，永远一副四十上下的样子，好像未曾老过。他说村长向他们报告，我和关先生住在一起。是报复我没租他的房子吗？我无从得知。但根据国家规定，外国人无论是住宾馆还是借宿别家，必须登记。“城里的话你必须二十四小时内登记，不然就会罚款，”警察说，“但在农村你有七十二个小时。你在荒地住多久了？”
“七十一个小时，”我言之凿凿。
“啊。”警察笑了。我长出了一口气。
他让我去一个柜台，那儿的电脑前坐着另一位警察。我还以为她要手填那张明信片大小的登记表，但她打开一个浏览器，登录进去，然后找我要护照。把护照号打进去，我的照片就出现在屏幕上。
“好了，”她说。
现在，任何穷乡僻壤的警察都能进入一个包含每个人身份信息的数据库了。“这是你的签证，”她点击了一个图标，“你上次入境是上个月，从香港到深圳。”
“我去看我老婆了。”
住在这个没有监控、检查站和安检的乡下，我几乎都忘了中国的官僚制度和那些繁琐的规定。在这里，我从来没想过要办什么证，或申请什么许可。初夏的时候出过一次岔子，我去看弗朗西斯的时候，中国签证刚好前一天过期，结果我给忘了，最后错过了去东北的火车，得去申请新的签证。
警察停止了打字。“有个地方要填门牌号码，但是村里没有，”她说，“我就说你住在荒地吧。”我的地址就是个地名，像圣诞老人似的。
女警又跟我寒暄几句，问我为什么还没有孩子。她很好奇我一个人来荒地到底在干什么。她的语气突然从热情变成冷漠，问我是不是传教士。“你肯定是个传教士。你知道劝服他人改变宗教信仰是违法的吗？明白吗？你信什么教？你能证明自己和任何教会都没关系吗？”
我赶紧做无罪辩护。“在百度上输入我的英文名。”
百度就是中国的谷歌，很常用的一款搜索引擎。警官看到我在北京四合院危房外的照片，还有我在那个社区教退休人员英语时的照片。还有些中文新闻，报道我在那里写的书。
“哦，你是个作家啊，”女警如释重负地说。我还是第一次听别人用中文称我为作家。
“我们和老板聊聊吧，”刘博士拿出手机。这位东福米业的农学家正领着我穿过温泉旁的温室，一边流利地说着有关收成的数据。公司刚成立的时候只有近三十六亩地，而今年收了七千两百多亩的稻子。“老板可以跟你讲讲我们下一步的计划，”她拿起手机贴在耳边。“喂！”算是问好。接着一连串扬声调的“啊啊啊”，事情说定了。“他到园子里来找我们。”她领着我经过芭蕉树，走过葡萄架，来到一个茅草屋顶的小亭子，里面摆着一些藤椅。录音机里放着鸟儿的鸣唱，弥漫在空气中。刘博士停下脚步，摘下一颗红宝石般的草莓。
刘延峰走过各种植物，来到面前和我握手。他是东福米业的总经理，在公司的地位仅次于创立者，他的哥哥。刘老板指了指一张雕花木桌，谦逊地一笑，用带着浓重口音的英语说“sitdown，please（请坐）”。“我就记得这句了，”他坦白地承认，改口说中文了。
刘老板胸膛宽厚，平头黑发，红润的圆脸，扁平的鼻子。“我是个爽快人儿，”他边说边伸出粗粗的胳膊拉了拉用皮带扎在黑裤子里的t恤，“我每天就穿这样的衣服，除非要开会。”
两个服务员端着盘子过来，盘子里装着剥好皮的香蕉，切好的西瓜和草莓。“都是咱们这儿种的，”刘老板说着点燃一支烟。他抽的是金红塔山，比普通的红塔山更贵些，但比熊猫烟便宜。这些都是老板们爱抽的牌子，不算奢侈，但也没那么廉价。我委婉谢绝了他递过来的烟。
“哦，对，我经常看见你跑步。”他摆摆双臂做出跑步动作。“我也喜欢跑步。我想跟你聊聊在这儿组织一个比赛，比如马拉松啥的。”
“这里很适合跑步：地势平坦，车也不多，还有地方买水。应该在终点那儿修个酒店或再开发个温泉。”
刘老板笑了。“是啊，我们聊聊吧。我管宣传这块儿。那天张艺谋还来帮我们拍广告呢。”他说的这位是中国最著名的电影导演，是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开幕式的总策划。
“他是我的好朋友。要是你俩见面就好了。下次吧。”
我点点头，想起东北人爱吹牛是全国闻名的。刘老板又说起一位著名歌星：“去年他来过这儿，我和他一起唱了歌呢。”
我想起三姨让我假装要收购东福米业，好了解公司的真相。但刘老板看上去相当精明，这么个谎应该骗不了他。他说我什么事都可以问，还叫我哥们儿，跟我称兄道弟。
“是不是大伙儿都得搬出来，住到楼房里去？”
“目前，中央政府想解决的问题，”刘老板突然打起了官腔，“是农民如何开创第二收入。我们尝试过生产队的农业模式。效果没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好，就是1984年开始的模式。实际上1983年，咱们荒地就率先改革了。我是1972年出生的，还记得那个时候。”
我说我俩是同年生的。
“兄弟！”他殷勤地笑着，把那盘甜甜的西瓜往我面前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