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很严重，她说，现在他在家休息。“别去打扰他，”三姨建议，“他很不高兴的。很少生病嘛，别说这么重的病了。明天早上他要去诊所打吊瓶。你去那儿陪他坐坐。”
早上6点，我跑了将近两公里到三舅家，结果发现他骑自行车去诊所了。我又跑去诊所。年轻的护士穿着洗得白亮的护士服，问了我那些常规问题——美国人，属鼠，身高一米八六——我一边回答，一边在走廊里找着三舅。
他躺在一间病房里，一共有四张病床，都躺着人，连着输液管。天花板上一个吊扇，推着空气阻力懒洋洋地转动着，面对村里街道的纱窗外，苍蝇嗡嗡着想闯进来。卡车按着喇叭开了过来，扬起一阵尘土，飘进屋里。生理盐水的袋子空了，病人用尽力气嘶吼着：“换药！”
我问了声好，拍了拍三舅的胳膊，他眼睛一亮。中国的家人之间是不习惯拥抱的，就算另一方经历了中风。
“没事儿，”三舅说，我问到底怎么回事，“啥事儿没有。”在田里检查稻瘟的时候，他突然觉得不对劲儿。左手两根手指麻了。“我本来希望只是抽筋，”他说。但还是继续麻着，没有感觉。他独自走了近两公里的路，来到诊所。分诊的护士了解这种症状，找来医生。一架救护车把他送到吉林市的一家医院，做了ct扫描和进一步的检查。看上去没有什么后遗症，但现在每周还是要来医院三次，打个吊瓶。三舅不知道输的什么药。“没事没事，”他连声说着。
有个手上缠着绷带，脖子上挂着白纱布的男人问我去哪儿了。另一个男人把吊瓶举到自己缝着针的眉毛那儿看了看，吼道：“换药！”穿着笔挺白护士服的护士走进来说：“美国人看咱们诊所，是不是觉得老寒酸啊。”我很真诚地说，诊所看起来设备齐全，员工都很负责，而且是个农民也看得起病的地方。但没人相信我说的是真心话。
我在想，三舅的医药费是多少；一屋子的人，我怎么才能让他知道，别担心钱的事儿呢？
在中国，付钱不是一笔财务上的转账那么简单。就算在餐馆吃饭，付账的时候双方甚至多方也可能在饭桌上大争大抢，高潮是某人一把夺过账单，抢先冲到柜台，扔下钱就走。付钱，是尊重对方的表现，也是在“人情银行”里存上一笔，以此搞好互相间的关系。作为一个老外，我在这个银行里是没法开户存钱的。这间房里的每个人和三舅都认识了大半辈子。他和他们一起走过生命中六十年的岁月。我们通过婚姻成了家人，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只是个外人。
我在前台询问了医药费，回答说已经付清了。那天吃午饭的时候，三舅的表亲，在村里开饺子店的，向我转述，三舅取消了我们每周一次的晚饭。“他让我告诉你，不太方便。”
“我跟他说过了，不用做饭。我去他最喜欢的韩国烤肉店买了外卖带给他。”
“不方便。”
为什么？跟钱有关吗，或是面子，还是我开了什么玩笑，或是诊所的人嚼了什么舌头？我有点儿懵圈儿。心想，三舅还不如像平时那样叫我一声傻瓜，直截了当地说出我错在哪儿了。
我很小心地对三姨说起这件事。她咯咯一声：“大伙儿都叫三舅‘鳅子’，心思啊特别难捉摸，一直都这样。他这外号起了几十年了。”
我以前从来没听过。
“你根本不知道他到底咋了，”她说，“你就去吃晚饭嘛，假装啥事儿没有。”
他下一次去打吊瓶的时候，我一直陪着他，对护士大拍马屁，逗病房里的人笑。然后按照三姨的指示，按时去吃晚饭，提着桃子、猪肉、坚果和菊花茶。什么解释也没有，但那晚和我共进晚餐的三舅精神矍铄，亲切慈爱，咂巴着嘴，用力嚼着爆炒蒜薹肉。孩子们跑进跑出，门不断关上打开。京巴狗用力叫着，想尽一切办法吸引主人的关注。
快到9月中旬，红旗路上日影渐长，山脚下的草渐渐干枯，变成沙子一样的棕色。稻田一片金黄。荒地村小学的孩子们课间外出活动时都穿上了外套，黑板上的内容提醒大家，注意白露霜降带来的寒潮；预防手足口病。很快，黑板上就应该出现说，冬天气温变化最大，要大家保暖了。
我终于刮了胡子，这是入夏到入秋后的第一次。这样孩子们就不会跑到老师毛茸茸的脸上来摸一摸，扯一扯。我经过岔路口街角的商店，店主向我问了声好，然后说：“之前有个利比亚人，大黑胡子，也搁这儿走来走去的。”
我当然不信了，还有个外国人？北非来的？怎么可能来荒地呢？“姨，是我。我那会儿没刮胡子，现在刮了。”
这位姨眯缝着眼睛，仔细瞅了瞅我，说：“真的吗，梅老师？那人比你可好看多了。”
我跑步的长度从二十二公里增加到二十六公里再到二十九公里。我沿着松花江，越跑越北，山脚下的树荫草地似乎日渐萧条。一路上能遇到正在干枯的玉米秆和因为葵瓜子太重而垂头丧气的向日葵。秋天真的到了，却好像是荒地第二春：天空碧蓝如洗，蚱蜢上蹿下跳，蟋蟀器乐和鸣，而我脚下生风，一路经过盛开的野花，轻盈的蒲公英。田野里的颜色还是那么和谐：绿色的茎秆，金黄的稻穗。田里的水被抽了以后，泥地逐渐干涸，青蛙在上面晒着太阳，夏天吃了一整季的大虫子，个个肥不溜秋的。
关先生十几岁的侄女说我看上去“身体不好”，在乡下，意思是“你瘦了”。她开始每晚都把家里的剩菜拿不锈钢碗装着送来，米饭、豆腐和土豆堆得高高的，让我觉得自己是只备受关爱的宠物。关先生用胶带补了补炕上的裂缝，然后加柴火烧暖。我把秸秆塞进下面的烟口，舒舒服服蜷在炕上，肚子那儿好暖和。我很快就像条满足的狗一样，睡着了。
身上现金不多了，我走到十字路口，到农业银行的自动柜员机上取钱。我做和平队志愿者的那个年代，必须要填好几张表，在银行柜台前排队，近乎低声下气地求柜员把账户里的钱取给我。好几次银行都让我第二天再来，因为当天没现金了。现在，取钱是分分钟的事：荒地的机器直接出人民币，这还是会让我感觉好像找到一个直通金钱的“任意门”，远在一万三千多公里以外的银行里的钱，这样就到手了？
荒地银行的经理姓王。矮个子，胖胖的，总是满脸堆笑。不过三姨说他那是苦笑，婚姻一点儿也不幸福。我问她是怎么知道的，她说：“人人都知道，俺们啥都知道。”
王先生说，最近银行搞了个试点项目，把钱借给农民，可以买好一点的农具，或者搞点副业。“问题是他们没有抵押品，”他对我说，“他们没法用分到的地来抵押。我们允许他们用房子做抵押，但值不了几个钱。贷款也是很小额的。说真的，要是一个农民想买一群鸡，弄个鸡笼啥的，肯定不会跑来找我，花一个小时填表，借三百块钱吧。他随便找个亲朋好友借就得了。这个村儿最需要的，是更多的打谷机。一台就要两万。是这里房子均价的两倍了。”
过去一周，三姨夫一直在催促我买一批收割机。“你可以搞个日租，”他说，“生意肯定老好了。现在大伙儿都在等着这机器呢。我这儿还有张名单。”
“但是过了这个季节，机器就需要储存起来，还得维护。”
他仔细考虑了下我的话。“想想也是哈，”他说，“反正马上收割都是由东福来做了。”
公司又把红旗路口那个牌坊修了起来。新的广告牌上，宣布荒地是一个“生态农业示范区”。三舅讲不清到底什么意思，关先生和其他我询问的农民也都说不出个所以然。他们甚至都没好好看看那几个字。接着我想起了刘博士，东福米业的农学家，她跟我说过，公司的地一开始叫“科技试验基地”，因为2000年那会儿政府喜欢这些字眼儿。现在用词变了，公司的眼界明显更上了一层楼。
东福的工人们穿着清一色的红色外套，拿着专用的镰刀在成熟的稻田里仔细寻找，挑选明年可用的稻种。稻子已经长到他们的腰上面，远远望去，就像畅游在一片金色的海洋中。
压力不小，中秋节之前要完成收割。中秋节大家都会坐在一起吃团圆饭，所以对新鲜大米的需求也达到了全年的顶峰。整个荒地的农民都忙碌地收稻子、打谷子。固执的三舅因为家人实在担心自己的健康，还是屈服了，雇了两个人。只用了一下午，他们就开着收割机，把他的地给收完了。
机器收割的缺点是，只要谷子被装了起来，就需要干燥，赶紧卖掉，免得发霉变烂。然而，人工收割的谷子，是连着茎秆割下来的，保存时间要长些，可以等谷价涨的时候再卖。但一直弓着腰收稻子，是人都受不了啊，还得举一把胳膊长的大镰刀。这工具倒是轻巧锋利，但要一直在茎秆之间挥刀向前，还是很费力气的，一边猛地拉扯一把，一边手起刀落。腰要弯得够低，必须刚好割到根部上面一点点。
一拉一割之间，空气中会扬起无数的谷糠，模糊人的视线，衣服上也蒙了一层粉，眼睛、嘴唇全沾上了。机器收割后的土地一片狼藉，人工收割后的秸秆却一捆捆绑在一起，堆成一堆，黄澄澄的，像一只跪着的狮子。荒地人的骄傲和自豪弥漫在农田中，面对着逐渐西下的夕阳。
打谷之后，大米就摊在水泥路上晒干，小路大路都行，但红旗路上不行，温泉的停车场不行，那里停满了游客的车辆。关先生最后一次在自己屋前的车道上摊开从田里收来的米。明年，收这些米的就是东福了，他们会把米放进一个烘干机，然后用日本造的机器进行抛光一类的加工。但现在，关先生还是很仔细地绕着这片金黄的稻谷，用耙子翻来翻去，那全神贯注旁若无人的神态，活像和尚在沙园中参禅。
9月末，一辆平板货车运来一块小轿车大小的粉色花岗石板，放在红旗路口。现在，只要进入我们这个小村庄的司机，就能看到上面雕刻的红色大字：荒地村。背面是小一些的字，漆成了绿色，开头写着：简介。
石板上说，荒地是1722年康熙年间起源的，这位满族皇帝还建起了吉林市的船厂。简介上的下一个年份是一个世纪后，1823年，这里修了一座庙，供奉着一位女菩萨，传说每到新年便举行宴饮，吸引东北平原上的子民们前来参加。
接下来的年份又跃进了一百年，来到1931年，日本人侵占了这片区域。1946年到1947年，国民党接管了这里，1948年，共产党执政，1956年，荒地建村。
我以为故事到这句熟悉的话就结束了。但下面又列出了三个年份。我跪在黏糊糊的新草坪上去看，1958年，荒地成为九台人民公社的一部分。1962年，改名为荒地营。
我现在五体投地，低着头，偏到一边去看最后一个年份：1984年，荒地营又改名为荒地村。
和村里的田地一样，荒地的历史在季节和岁月中流转，周而复始，回到起点。
虞美人在花形上和罂粟花十分相近。——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