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的荒地绿意深浓。稻子长高了，几乎快到我的臀部。越来越高的草垛都快遮住田里的水了。沿着红旗路一路走，感觉像穿过长毛绒毯子，里面藏着好多青蛙，兴奋的呱呱声从稻田的四面八方传来。
节气正值立秋，三舅说，这是稻农们压力最大的时候。还有三十天就得收稻了，他走在自己的田里，看有没有那种钻石形状的黄色病变斑，是稻瘟病引起的。从前，这是最致命的农作物病菌，一旦染上，一整株性命难保。“一直很让人头疼，”三舅说，“但是生长季到四分之三的时候，总是会出现。”
他仔细检查着每一株稻子。毛茸茸的外皮不断破碎，像打湿的粉笔一碰就裂。“还有一个月，”他说。他把灌溉渠里长的野草扯掉，解释说很快他就会抽走点水，好让稻子的根部更有力。“现在白天天气热，晚上天冷。等白天也凉快儿了，就能收了。”
我注意到他从没说过什么“老天爷保佑”的话。
“迷信没嘛用，”他说，“干活才行啊。”
但每天，他家里供的神农像前，都会摆上新鲜的水果。雕像光着头，留着长长的胡子，代表着中国农业的始祖。
“那不是迷信，”三舅严肃地说，“那是传统。”
关先生和我住的家里什么神像都没有。没有挂钟、闹钟、电视或收音机。这是我住过的最安静的地方：我的手机铃声经常会把自己吓一跳，我大喊起来的时候，关先生总觉得很好笑。于是我就把手机设置成静音了。
我每天跑步的来回总长延长到十六公里，十九公里，最终达到二十二公里。和一路上的村落相比，荒地显得很有生气也很规整。上次官员视察后，留下了外墙刷成金黄色的房子，拓宽的红旗路上干净的水泥路面以及太阳能发电的街灯。这种街灯在这一片还是头一次安装，人们说这是好东西，但其实村民们日落之后都不怎么出来了。因为日落而息，他们要待在家里，吃晚饭，看电视，然后上床睡觉。三姨看了一眼每个灯杆上装饰的红蓝色旗布。上面宣传着大荒地米和神农温泉。
“这条路是东福米业出的钱，现在变成他们的广告牌儿了，”她说，“应该写限速多少多少公里啊，我们真正需要的是这个啊。”这话说得在理。改建后的红旗路看上去就像个跑道。汽车在上面飞驰而过，好像下一秒就要起飞似的。这对骑自行车的人和步行的人都不安全，我也被迫把跑步路线改到北边一点的土路上了。
有人在几根灯杆上涂写了一些赞颂法轮功的话。1999年，政府宣布法轮功是邪教，彻底取缔了该组织。然而在荒地，仍有人用油漆大字宣称其“好”。这是我在村里唯一见过的涂鸦，很快又出现在其他灯杆上。高铁轨道上方凌空架起一座新桥，在通往桥上的阶梯上也喷着这些涂鸦。
灯杆上还贴着一张通知：东福米业在招聘二十五岁到四十五岁的男性，去大米抛光车间工作，主要负责装卸稻米，操作机器。关先生得到了这份工作，每天8点开始轮班。他很高兴，因为上班前还可以去钓鱼。他说，这样就有两份收入了。东福米业好。
拓宽红旗路的时候，路边的水曲柳都被砍掉了。公司又种上了树苗。虽然新的路基和三姨家的距离变窄了，她还是满意地看到，又有地方可以重新种虞美人了。“我9月份播种，”她说，“春天就发芽了。虞美人很好养活。它们都是自己传播种子的，所以几小袋种子就能种满整条路了。我会种点儿粉的，再种点儿橙的。”她指着房子黄色的墙前的那块区域，说种下的花儿就会在这里开放。我怀疑除了诗人济慈（“穿过虞美人摇曳花茎的微风，如此柔和平静地走进我的灵魂中”），再也没有谁像三姨这么热爱和重视虞美人了。“老漂亮啦，优雅得很，不像向日葵，”三姨做了个鬼脸，“向日葵是用来产葵瓜子的。虞美人么就是花嘛。”
“可以产鸦片啊。”
“胡说！那是犯法的！林则徐虎门销烟，把鸦片都扔水里了。”我们又像通常对话时那样，这次是回到两百多年前，在那个遥远的南方码头的一起历史事件。每次一搭上三姨的“思维列车”，我就觉得时间旅行简直是身临其境。在游历第一次鸦片战争一圈之后，我们回到荒地。“看着这些虞美人，你就忍不住微笑。这样的花儿可不多。”她边说边看着那大片大片的稻田，畅通无阻地延伸到远处树林茂密的山脚下。她不认同我的品味，说这不是风景。“是粮食。”
我在家门前的车道往右转，走了十五分钟，穿过大片稻田和东福米业新的大米抛光车间。仓库的外墙是金属做的，面对着一个大广告牌，广告牌上是一排排整齐的楼房，以及一排大字：人人一条心，建设新乡村。起重臂和几十个农民工也参与其中。我经过他们的临时工棚，往右转，沿着一条窄窄的小径向下跑，我记得大陆的尽头是一片水田。沿路全是一排排蓝色锡板，就是那种围在建筑工地外面的，完全遮盖了那些被荒弃的泥墙小屋。和城市里的建筑不一样，农村里没有什么房子会因为历史悠久而升值。工具生锈，野草疯长，路面下陷，屋顶垮塌。大自然，总是赢家。
一条小河里堆满了垃圾，散发着恶臭，河上有一座单车道的桥，上面竖着另一块广告牌：奉士河清淤工程。旁边的效果图显示，河两边的人行道拓宽了，种了柳树，十分惬意。我看看牌子两边，还是臭烘烘的枯河。回到牌子上，只见清澈见底的河水。牌子两边：粪便垃圾堆在一块；再回到牌子上：河面盛开着美丽的莲花。啊，我又进行了一次时间旅行。
公寓楼已经粗具规模。四层的楼房，没有电梯，外墙上刷着钢铁灰的新漆。但车道没有修好，泥泞一片。楼里也还没有通电。楼房看上去还不错，可以和吉林市甚至是北京的新楼相比。墙上贴着一张通知，说这是第一期，东福米业花了近一千五百万元，修了六百套公寓，希望广大村民踊跃入住。
但是和荒地典型的农舍相比，公寓就显得有点拥挤。从窄窄的窗户看出去，没有延伸至山脚的田野，只能和其他的公寓楼面面相觑。乡下的房子一般朝南的那堵墙都会开大窗户。然而，公寓楼的天花板低矮，光线昏暗。承重墙把本来就不宽裕的空间分隔成更小的房间，不像在农舍，大大的房间，生活起居都在炕上。公寓里没有炕，只有中央供暖。
楼梯也是大问题。就连底楼的公寓也得上几级台阶才能进。老人会不方便，特别是冬天。另外，住这么高，他们再也没法接地气了。
在建的有一个老年活动中心，还有一个停车场和健身场地。这个开发项目背后是东福米业第一个住房修建工程。那是一排平房，仿照了传统的农舍设计，有院子和晒稻谷的地方。村长说要把他的房子租给我时，我一时间有点难以接受，觉得就是个没有灵魂和生气的水泥块。但和新的公寓相比，算是实用亲切的了。
关先生听了我的实地考察说：“我喜欢新房子。盼着搬进去啊。”他已经签了协议。“为什么你会觉得这房子这么破？”他问。“因为我不会再花钱装修了，他们要拆了种地的。”
“什么时候？”
“他们会说的。”他看见我的脸色一下黯淡下来，补了句，“别担心。要是你的租约还没到期就得搬走，你可以跟我一起住楼房呢。”
他们家也同意把原来的土地承包给东福米业，选择每年拿租金。关先生是东福米业的全力支持者：东福米业种他的地，用公寓来换他的农舍，让他在抛光车间工作并付他薪水。他给我展示过自己的工服：红色的帆布外套，左胸上绣着公司的名字。很快，这种衣服就要在荒地无处不在了，就像当年蓝色的毛式中山装风行中国一样。现在，只有三舅那一辈还在穿。
“很快你就会去温泉度周末了，”我打趣关先生。
“我×！”他爆了句粗口。“那地儿我从来没去过。那是有钱人去的。”
“一开始大家都那么说。但是一旦去了，就会上瘾哦。”
关先生说，比温泉更能让道德腐坏的，是街角那家店里每晚的麻将活动。要钓鱼，就得早点睡觉，没法去搓麻将。但是第二天能听到输赢的情况。“特别容易上瘾，”他说，“不仅仅是想赢，还想打败那种你特别看不顺眼的人。”
看不顺眼的原因，可能是钱、家庭关系、工作矛盾或是其他各种各样的纠纷，要么就是听谁说了上述谣言，或是传了不该传的话。村里没有秘密。“我妹妹现在就不爱到这儿来，”他说，“谁看不出来啊？大家都在议论她。她没结婚，搬到城里去了，她原来的房间里住着个外国人。”我哈哈大笑，他看着我，又说：“你可千万别跟别人说你给我们的房租多少，行吗？我们跟他们说是帮你的忙，因为你亲戚也是咱村里人，但他们没有多余的房子给你住，而且你在学校免费教书。别人不知道我们还收你的房租。要是知道了，唾沫星子可得把我们淹死。”
他说，对他而言，就算村民们觉得我和他妹妹“有一腿”，也比知道我是个租客来得更好。
“他们会这么说？”
“不不不，”他条件反射般地否认，“只是可能。”他很快把话题转移到钓鱼上。
那个周末，行驶在荒地的卡车又在天亮前把我吵醒了。没电了。“他们在修红旗路，”关先生解释说。
“不是刚修过吗。”
“可能要再拓宽一点吧。”
我赶上了前往吉林市的早班公交车，排队买了票，登上开往机场的高铁，去赶飞机。我要飞到弗朗西斯身边去。这是个冲动的决定。我需要找个人说说话，我需要永远充满前进的势头，一路进行有中国特色的“拥挤障碍赛”：往前挤，挤到队伍前边儿去！别留空位，补上去！别往那边儿看！我终于离开售票处，过了安检，上电梯，走舷梯，进了飞机。飞机起飞，我看着窗外，寻找荒地村，但从这么远的地方看，所有的村庄都一模一样。
接下来的那一周，三姨在红旗路上大发雷霆。
“你看看，你看看，你在香港的时候，东福都干了些啥！我本来想在那儿种花儿的！”她满脸愤怒和轻蔑地指着一溜绿色的草皮。一缕灰白的头发从她的毡帽下跑了出来，垂在她晒黑的脸颊边。“现在我得等到这些草都死了。或者干脆直接挖起来，种我的花得了。他们肯定得知道是我干的。但这是村里的地啊，不是他们的地！你看看，你看看！”
我们盯着荒地村的第一块草坪，默默无语。
这是一场典型的中国式对话，三姨先询问了我去看弗朗西斯的情况。“她怀上了吗？还没呢？”接着才说出坏消息，“呃，三舅中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