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城市生活也发生了变化。在东北，后者的开端是1990年代，效益不好的国有企业纷纷倒闭。荒地西南约四百公里的沈阳，曾经是中国工业的佼佼者，大家都端着“铁饭碗”，住宅有保障，医疗很方便，孩子上学更是不用发愁。这里曾经有上千家工厂，生产的商品从床垫弹簧到飞机，无所不包。工人们住在国家统一的住宅区，称为工人村。三层的公寓楼，不带电梯，楼前是绿柳掩映的道路，很多名字里都带个“工”字，比如赞工街、强工街、重工街、卫工街。
我还依稀记得21世纪伊始这些地方的没落。落锤破碎机重重地摧毁公寓楼，失业的工人们四处找工作，手里举着牌子列出自己的技能。过去作为交谊厅的工人文化宫被下岗妇女们占据了。其中一个捏捏我的屁股说：“嘿，老毛子！”
“我不是俄国人。”
“你别蒙我了，”她回答，“跟我就说实话呗。跳舞吧。”
她打开通往舞厅的门，里面的音响正放着中音萨克斯吹奏的曲子。这间舞厅没有窗户，黑灯瞎火，我只能从女人头上的发胶味感觉她的存在。“三支舞，十块钱，”她说，“你的手想放在哪儿都行。”
我们没跳舞，在大厅坐了下来，还有六个她的“同事”。这里有一溜公交车站常见的那种橙色塑料椅子。工厂关门了，白天她要去酒店打扫房间。“我有个六岁的儿子。我家那口子也下岗了。所以我们很缺钱。每天晚上我都来跳舞。是区政府组织的。每个顾客进来都要付给他们五元钱。相当于买票嘛。我们挣多挣少都归自己。有总比没有好。一分一厘都有用呢。”
“我干了半年了，但不适合我，”一个女人说。
另一个问道：“现在我还能上哪儿挣钱去？工作没了，没地方去啦。”
“农民为啥还想跑到城里来？”又一个女人开口了，“跟我们比他们太轻松啦。真希望我也有地，永远都能赚钱。”
虽然环境昏暗嘈杂，女人们却开朗快活，说起过去生活有多好，一起大笑，用东北腔互相调笑着：“说啥？”她们都有小孩，在跟我解释铁饭碗丢了的时候，语言简单直白，像是在给孩子讲故事：“坏人”把她们的工作抢走了，总有一天，他们会因为“撒谎”而受到惩罚。
没做成舞伴的那个女人把我领到楼上，那儿是工人文化宫的计算机培训教室，也是漆黑一片。隔壁是美容教室，三个女人，头上箍着发卷，在化妆箱里翻翻找找。英语学校的门前有张桌子，坐着一个男人，他用中文问我干什么。我用英语回答。但他不耐烦地挥挥手，“我听不懂”，他咕哝着。我转过身，他在后面阴阳怪气地喊：“abcdefg！”
跳舞的女人们很坦诚，说有时候不止是转转圈。“要是有男人问，我们就把电话号码给他。不过大多数人还是来跳舞的，想跟别人接触一下。他们也过得不容易。”那间黑乎乎的舞厅里，每个人都面目模糊，在里面不用看得太清楚，全凭感觉：一群下岗工人紧紧抓住对方，随着没有歌词的曲子，转圈，迈着舞步。
八年后一个8月末的工作日，我旧地重游，发现大多数工厂都拆了，被豪华公寓楼所代替。但原来的街名没改，所以，现在重工街、卫工街的人们，就住在名叫纳帕名门和亚美利加之类的高层建筑里。
我走进过去的工人文化宫，一群穿戴体面的舞伴正在跳华尔兹，我显然扰了他们的雅兴。穿着制服的保安请我离开：“这里是私人会所。有钱人才来得起。”
附近有一家星巴克，音响里放着切特·贝克的歌。我坐在店里，周围是很有美国风的大地色系装修，真不知道从哪里能看出来我在中国的东北。答案在门口揭晓，我条件反射般地塞了很多纸巾到帽衫口袋里。过去的公共厕所还在街那头，到里面肯定用得上。
工人文化宫变成了一个私人舞厅，过去少帅张学良的银行则成了沈阳金融博物馆，讲述着“钱的故事”。一个展厅里有来自世界各国的纸币——“厄立特里亚人用的是纳克法，”导游背着稿子。小小的壁龛上立着财神像，很多人都跑来跪在前面的垫子上，叩头祈求。最后一间展厅里，很多中国游客停下来看照片，旁边是华尔街公牛雕塑的复制品。还有一尊比尔·盖茨的蜡像，带着微笑。“他就是活财神，”讲解员对我说。
在城市的另一头，日本人设计的广场面对着原来的南满铁路宾馆。就在这座广场上，树立着中国最著名的毛主席雕像，雕像对面是可口可乐与韩泰轮胎的霓虹灯广告。这座伟岸逼真的塑像是“文革”高潮时落成的，毛主席的脚下是一个基座，基座周围围满了昂首向前，挥舞着红旗、扳手和步枪的无产阶级，把佛像和含有帝制色彩的雕塑踩在脚下。大理石基座上贴满了小广告，工作中介，养老院之类的。“找工作吗？”“你老了谁来照顾你？”一对中年夫妻，穿着洗得褪色的衣服，来到广场。他们朝雕塑鞠躬，十指交叠，默默祈祷，然后再次鞠躬，在毛主席脚下放了一束花。夫妇俩告诉我，他们曾经住在工人村，现在是来祈求工作的。圣人般的毛主席雕像伫立着，一言不发。
工人村过去一共有一百五十七栋楼，现在只剩下七栋。这些老公寓楼看上去仍然挺吸引人的，特别是和周围那些平淡无奇的高层比起来。水泥的拱门通向宽敞的楼道，堆满了白菜；大大的窗户外垂着粉色的天竺葵；楼与楼之间的小院里种着土豆和豌豆，开着漂亮的小花；一根根杆子间牵着晾衣绳，大家都趁着阳光好，把毯子拿出来晒一晒。
其中一栋被改成社区的展览馆。这里不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是个非常不错的博物馆，不是那种用冷冰冰的年月日和死亡人数把历史掩埋，而是让历史鲜活起来。展览的主题是工人村过去的辉煌。有四间按照那时候布置的公寓，重现了50年代、6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这里的日常生活。你看，这里是任先生的卧室。1952年他来到沈阳，在3301厂工作。他的房子里有旋转式电话、气炉、搪瓷脸盆、痰盂、椅套、缝纫机；这是工人村社会主义住房中比较高档的一种。另外在当时的中国比较少见的是，这套公寓里有电灯。
然而，今天，这里停电了。我在黑暗中独自在两层的展览馆游荡，用手机屏幕照明。博物馆每天开放四个小时，只有一个志愿者守着，不收门票。志愿者是个老太太，说这些老式的展品都是邻居们搜集来的：砧板、衣帽架，还有北方孩子常玩的旮旯哈，用猪膝盖上的骨头做成小沙包。每间房墙上的老挂历显示了家庭娱乐活动的演变：黑白电视机（1969），大型手提式录音机（1978），影碟机（1988）。
谷仓里展示了粮票之类的配给券；学校的黑板上用白粉笔写着英语的第一课，“longlivechairmanmao！”（毛主席万岁！）其他展厅的墙上刷着几十年前的政治标语，从毛主席的训诫“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到邓小平说的“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手机屏幕的微光下，这些口号仿佛远古时代的洞穴艺术。
和铁饭碗这个概念一样久远的，是分配驻地和工作。三姨的丈夫就经历过。“我从来没当过农民，”我们坐在荒地的炕上，三姨夫对我说，“我是抗美援朝之后被分配到这儿来的。肯定不是我选的啊。我是南方人。但是参了军嘛，派你去哪儿就得去哪儿。”
三姨夫出生于1934年，十六岁参加了解放军。作为一名军人，他是村里唯一不觉得我跑步是浪费时间的。看到我经过红旗路时，他会伸出双臂拍拍手，过于宽大的迷彩外套袖口使劲晃着，为我加油鼓劲。
“我是……1957年分配到这来的——对，1957年。就住在飞机场的一个小木屋里。飞机场是日本人用过的，但是跑道不行了，所以我们重建了一下。还有厨房窗户那儿能看到的燃料库，那时候还在用呢。我们有谷仓和燃料，刚打完仗，农民可能有这些就觉得安全了。可我是当兵的，知道这样就把这儿变成了敌人的打击目标。这边，那时候全是一片荒地。有一些草啊泥巴啊糊起来的小棚屋，你丈母娘就是在那种屋子里长大的，你媳妇儿也住过。没有电，没有水龙头。”
1950年代，沈阳的工人村慢慢成形，而荒地这样的小村庄还是一副19世纪封建社会的样子。那种弗朗西斯小时候住过的老房子现在还剩下一栋，被改成了库房。泥巴和稻草糊的墙壁大块大块地剥落，看痕迹好像多年来一直有驴子在啃似的。没有地板，全是土；内墙和地上被煤烟熏得黑不溜秋；用波浪形锡板搭起来的屋顶上，锈迹斑斑。在中国那些面貌一新的大城市，我经常遇到怀念老房子的人，但在乡村，这样的人一个也没有。看看眼前这样的棚屋，有什么值得怀念的呢？
“我刚到这儿的时候，没有稻田，”三姨夫继续讲着。“这一片儿全是高粱。我在部队那会儿，吃了老多高粱。难吃死了。粉粉的，没啥味道。不像大米有香味儿。”
他来的时候，荒地的稻田才刚刚开始。“那前儿还没有红旗路呢；这外边儿啊全是种的大米。出去都是绕着田埂走。有时候脚下一滑，就跌到田里去了。我很不高兴，我们住在田里，不是村里。我也不喜欢冬天。其实现在还没习惯呢。头一年我手上和鼻子上都生了冻疮。那前儿也是一直挨饿啊。这里有野鸡野兔，我就跑出来打野鸡。那前儿年轻嘛，身体好，所以就派我去打。鸡没路可逃了，就把头塞进雪里。这样就完事儿了。”
他停顿了一下，斜过身子看我的豆奶喝了多少。“我给你倒点儿热水，”他慢慢起身，挪到窗边的热水瓶那儿。是那种老式的搪瓷热水瓶，瓶塞拔出来的时候会发出令人满足的蹦跶一声，袅袅的热气飘散出来。
三姨夫讲话慢悠悠的，声音也很柔和。三姨出去买东西了，也没人打断他。他跟我讲起第一次遇到美国人的经历。
“我老家在长江以南，那个村叫梁山村。在南京的西南边。老小了。但是1943年日本鬼子还是打过去了……也可能是1944年。不对，肯定是1943年。我那时候还小，鬼子把全村都烧光了。嗯，东北的鬼子要好些。不敢说他们就是好人，但是他们需要中国人给伪满洲国做工啊。在南方他们对中国人就是‘三光政策’：烧光、杀光、抢光。我那时候还在上小学。”
他喝了一口热气腾腾的豆奶。
“就是那前儿第一次见的美国人。1945年仗打完了，一些美国人跑来我们村帮忙重建。他们开着拖拉机来的。”他回忆着，大大的棕色眼睛睁得更开了。“不说我都差不多忘了。1949年共产党解放了我们村。第二年10月我就参加了志愿军，那时候抗美援朝已经开始了。我们学校每个男的都参军了。我们村一共出了九十六个志愿兵。都是十四岁到十六岁之间的。”
十六岁的三姨夫第一次离开家，坐着空军后勤的火车到了北京。
“1950年快过完，我们到了边界，就是鸭绿江边的那个丹东。他们给我们发了枪，军装有一件穿一件。我拿到的那件就特别大。”
现在也很大。不过三姨夫太瘦了，穿什么衣服都显大。
他记得在朝鲜，白天在洞穴里扎营休息，晚上趁着夜色行军。“跨过边界之后，就看到美国飞机在天上到处飞啊。说实在的我也不知道我在哪儿。打仗的时候，按上面说的做，活下来就谢天谢地了。我们队里也有朝鲜人。他们以前在东北抗日。解放战争的时候志愿加入了共产党。那前儿谁知到苏联想让中国帮他们打美国啊：斯大林怕美国呢！打完仗了我才知道，村里九十六个参军的，只有六个活了下来。我就活下来了。运气好。这就完事儿了。”
1953年战争结束，三姨夫被分配到沈阳。“我认识你三姨的领导，他把我介绍给她的。然后我们就结婚了。”
我问他俩是不是一见钟情。
“嗯呃，”他淡淡地应了一句，在东北话里表示“是啊”。我被他的坦白暗暗惊了一下。“男人都这样，遇到想结婚的女人就会这样。不过女人好像不是这样吧。”
三姨一家住在荒地。所以1957年，三姨夫就从沈阳调动到这边的飞机场。“土改完了，地都被分给了农民。不过我刚也说过，当时还没多少地呢。‘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红卫兵来破四旧，结果根本没啥可破的。但我们家，我媳妇儿，还有三舅，过得都不好，因为他们的长辈被划成了‘富农’。我是当兵的，所以红卫兵没管我。他们朝别人大吼大叫，我只要站在那儿就行。但是他们太凶了。我们都不认识他们。他们是城里来的，就跟侵略一样嘛。你肯定都没法想，这些不认识的人闯到村里来，对着一个人大吼大叫。我根本不懂他们在做啥。我是当兵的，觉得这完全不符合纪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