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猪肉太多的时候，”三姨说，“他们也给运出去。”
这话不是什么预言。她的回忆总是围绕食物展开。三姨夫站起来，一边往厨房走，一边叫我留下来吃晚饭。他做了爆炒蒜薹肉，大米饭。“吃吧，”我都吃完三碗饭了，他还在催促我，“你吃得太少啦。你没吃饱。吃，吃，吃。”
1976年，毛主席去世，关于集体农业的梦也随之灰飞烟灭。70年代结束时，农民们分得了少量的个人土地，作为村里集体耕种庄稼的补充。工分制度被废弃了。“但是只要有改变，大家就不高兴！”三姨说，“抱怨嘛，人的天性。但‘大包干’开始的时候，抱怨的人可少了。”
大包干，就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个政策意味着，和那些饥饿的清教徒一样，大家不用再集体务农了。这个变化的诞生，不是在什么部长级会议上，而是在《大地》这部小说的背景，华中的安徽省一个农民的家里。以种植玉米为主的凤阳县小岗村，全村人饥肠辘辘，面对国家要求的缴粮指标更是雪上加霜。村里人挖树根，用盐煮白杨树叶，把树皮烤了磨碎当面粉吃。很多人举家离开茅草顶泥糊墙的家，沿街乞讨。
中学毕业的农民严宏昌，当时是副村长，专门负责农业生产工作。但1978年的秋天那会儿，谈不上什么生产，全村颗粒无收。大饥荒期间，村里的人死了四分之一。“我们知道饿肚子是什么滋味，要死也要换个死法，”严先生后来回忆道。
11月24日晚上，严先生召集村里二十户“当家的”，开了个秘密会议。村里的会计临时充当秘书，从小学生作业本上扯下一张纸，写了一篇七十九字的契约，将公社的土地承包到户，除了按照国家规定上交的部分以外，剩余的全归自己。“如不成，”契约的最后写道，“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孩子养活到十八岁。”农民们签了契约，按上自己的手印。
这就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开端。
今天，小岗村竖立着一座纪念该契约的大石碑，欢迎来村里参观的游客。但在1979年春天，当地一名官员得知了这件事，大发雷霆，说这群农民“挖社会主义墙脚”，威胁说要严惩他们。严先生以为自己肯定要被送去劳改所了，一大清早就起了床，嘱咐妻子说村民们保证帮他养孩子。然后他走到县委书记的办公室。但领导悄悄对严先生承认说，他知道自从签了这个契约，村里冬季的收成增加了六倍。这位官员告诉严先生，他会保护小岗村和这群农民，只要他们别到处宣扬，也不要把其他人拉入伙。
但村民们不是哑巴，农民之间除了种田还有什么话题呢？很快周边的村落也开始学起小岗村的样子。消息传到省领导的耳朵里，他们也不愿意惩罚这些农民，至少，他们在生产粮食。因此，他们没有把这种放弃集体农业的行为称为反革命，而是表示了支持，说这是“不可逆转的潮流，自发凌驾于曾经的国家限制之上”。
毛主席逝世三年后的北京，在邓小平制定的政策下，中国对外开放，欢迎对外贸易，实现经济自由。然而一开始，邓小平是反对允许“承包到户”的，担心又有人给他贴上“走资派”的标签，“文革”中他就被扣了这顶大帽子。然而，小岗村这场草根运动，却为他下定了决心。通过1978年到1984年颁布的一系列政策，中国正式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每家每户可以分得土地，自己耕种，只要按时定量上交给国家，剩下的归自己所有，可以当做自家口粮，也可以卖，卖价没有限定。全国的公社、大队、生产队分别变成城镇、乡村和屯。
小岗村现在是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村里展示了一份农民们当年契约的副本，因为原件丢失了。很多展品都在赞颂大包干的带头人，“大智大勇”的严宏昌和那些敢为人先的农民，以及党的英明支持。但不是每个人都会被华丽的修辞冲昏头脑。“我父亲签那个契约，就是因为饿，”严先生的儿子告诉我，“没什么英雄主义。他没有其他选择。求生是人的本能啊。领导们把大家活下来这事儿拿来宣传庆祝，真奇怪。”
改革没有停止。1984年，家庭承包的地可以签订十五年的租约；1993年延长到三十年。2001年，全国取消粮食统购，粮食价格放开；2006年，农业税被废除。
三姨很支持这些改革。“但是现在这里的人又不高兴了？你说为啥？现在不是地的事儿了，是俺们自己的房子。我不想当东福米业的租客。”
“你有一套公寓啊。”
“但是他们逼我搬的。就是新时代的地主嘛。”
我们站在红旗路边7月的阳光里，看着工人们在她房子上涂上金黄色的厚漆。“有人要来视察。这次他们修路。真好笑。”前面约三百米的地方，就在转弯到三舅家的那条土路前，竖起了临时的路障。我给弗朗西斯打电话，她又教了我一个新词：波特金村。就是英文里的potemkinvillage。
“这么多年，这儿的土地分配，还有咱们怎么种地，都变啦，”三姨说，“但我们的房子没变过。我们一直住在一个地方，没动过。房子本身倒是从泥糊的变成水泥的，也就是这点变了。你妈（我丈母娘）和你媳妇儿都是在三舅那房子里长大的。”
她又开始喋喋不休地抱怨了。要是你不要这房子，搬进了公寓，房子成了集体的一部分。而这个集体呢，会拆了房子，把地租给东福米业去种。这个公司会和你签合同，每年按照你之前耕种的土地面积付租金。“但农民不光是卖米啊，我们还吃米。剩下的秸秆还烧了暖炕。住公寓呢，暖气得出钱买。现在公司说得好听，头三年不用交暖气费。就是在迷惑我们。三年后你觉得自己还活着吗？还活着？那就得买暖气啦。我们的菜园子没了，也没法养鸡。我们全靠公司了。我们的家会被拆，根本没法回头啊。”
粉刷匠用滚筒刷着她的家。
“颜色挺好看。”
她没理会我的评价：“我冒出个想法。要是真想知道东福米业的计划，你就去他们那儿，跟老板说你想把公司买下来。看看价格表上有没有包括办公楼、温室和温泉那些东西。打听一下土地的事情：现在有多少已经签了合同，公司到底想要多少地。”
我指了指自己沾满泥巴的双腿，磨损的短裤，穿得很旧的连帽衫和一脸的大胡子。
“但你是个外国人啊，”三姨不以为意地说，“还有，再问问他们，是不是要把村名也改了。能不能改？”
二十分钟前，她的房子还没刷过漆。现在，面对红旗路的那面墙闪烁着崭新的金黄。
中国的农场，没有“典型”之说。农场数量很多，而大小规模、地理位置和农业类型（乳制品、牲畜、农产品、棉花、粮食）丰富多彩，不一而足。中国的人口占全世界的22％，可耕地只占全球的8％。大米、小麦、猪肉、鸡蛋、棉花、水果和蔬菜的总产量都居全球之首。
但新的农业模式很好总结，一言以蔽之：国家正在从家庭承包向农业综合企业转变，脱离乡村，转向公司城镇。
城市化带来挑战，农民的数量减少，但粮食的产量不能减。在发达国家，解决的办法就是规模化生产。现在，中国只有5％的禽类是那种“后院”散养提供的，每年不到两千只。有四分之三的鸡肉来自商业农场，其中很多每年能加工超过十万只禽类。在《大地》里所提到的安徽省，也是包干到户的小岗村所在的安徽省，美国的农商巨擘嘉吉公司（这家公司和阿彻丹尼尔斯米德兰公司，掌控着全世界80％的粮食贸易）正在修建一个养鸡场，名叫82号。在这里每年将孵化、宰杀和加工六千五百万只鸡。用养鸡场经理的话说，这样的产量“在广大的中国真是微不足道”。但政府将其看做小型农场也可以学习的典范，认为这是朝“高科技、高效率和安全农业”的进步。
如果一批食物来自数百位农民，他们使用的饲料、抗生素或农药质量不同，那么食品安全就很难监测。2013年的一份政府报告中说，有10％的中国大米可能镉超标。这种重金属容易致癌，并引发肺部衰竭。工厂的污水和废物排放，让镉进入水源；但也可能来自过度施加化肥的庄稼：三舅喜欢用的那种肥料，镉在其配料表中。
然而，农村的意义已经远远超越工作地点。在这个房价飞涨的年代，农村人的住房被写入了社会保障政策。年轻的一代也许进城务工，但总是可以再回到乡村。或者，他们可以把孩子送回农村养大，远离乌烟瘴气的城市，就像弗朗西斯被送回荒地一样。
说服上了年纪的农民和他们一家人抛弃这个保障，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难关之一。政府通常会在全国实施改革之前先试点，比如深圳这类经济特区的建立，就是市场经济的试点。接着再把深圳模式扩展至其他大城市。2007年，中央政府在西南地区的四川省进行了两个农村改革试点项目。
第一个项目是建立“农村产权交换”体制，感兴趣的农民可以把土地的使用权转让给某个农业企业，每年收租。这其实就是东福米业目前在荒地全村所做的，背后有中央政府的许可和支持。每家每户的土地将会被统一收编，实现机械化生产，由一个公司管理，而非一个村政府松散地监督着几百户人家的农业活动。
第二个项目允许农村居民“自由进城”，让他们得到过去无法享有的上学、工作、医疗和其他社会服务。从1958年开始，户口登记制度将中国分成了两个阶层：城市的和农村的。经济改革之后，两者间的差异进一步加大。城市居民的收入是农村居民的三倍。城市孩子上高中的概率也是农村孩子的三倍，而上大学的概率是惊人的十一倍。2013年，中国的城市化比率达到了54％，其中仍然被归为农村居民的农民工就占了三分之一。在各个城市中，估计有两点五亿中国人作为“二等公民”生活着。
在四川省的第二个试点项目中，农民仍然享有土地的所有权，但可以把他们在农村的平房换成城里的新公寓，孩子可以在附近上学，生病了可以很快就医。他们过去的房子被拆，原来的土地用来种粮食。把一个一马平川的乡村整合进垂直的公寓楼，不仅能净得千顷农田，还能增加城市人口。这也和东福米业在荒地倡导的事情类似。不过他们修的公寓楼是在村里，不在市中心。
中央政府说，试点的目的是想看看，能否公平公正地让人们离开他们的农村。同时，这也是为了寻找措施，平息对目前制度的异议。
中国禁止地方政府借贷筹资，所以农村是不能发行债券的。于是，他们通常建立开发公司，用村里的土地当抵押品向银行借贷。2013年，地方借贷总额飙升至三万亿美元，相当于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31％。
土地转让引起的权钱交易和腐败使得抗议四起，平均每天超过五百起。诸如“农村抗议不断，社会动荡隐患”之类的标题纷纷见诸报端。2011年，华南的渔村乌坎，在秘密的土地转让权钱交易曝光后，三千村民袭击了政府办公室。掌管村里权力四十一年的几位官员，在交易过程中中饱私囊，贪污受贿。
据2012年公布的一份全面的全国性调查透露，有70％的农民对自己的社会经济状况相当不满，其中非法占用土地是最令民怨沸腾的一点。国家政策顾问团的一名农业经济学家把中国贫富差距制造的紧张局势比作内战前夕的西班牙。
四川省成都市政府赞扬了试点工程，称其“首开先河，打破阻碍居民自由流动的长期桎梏；开天辟地，让农民能够在保有土地的前提下进城生活；前无古人，消灭了城市和农村之间教育和医疗上的不平等”。
两周后，试点结束。农村产权交易所被关闭，没人出来解释一句。我打开相关的政府土地管理局网站，只找到一条最近的新闻，说在内部庆祝活动上，干部们朗诵了诗歌，演唱了川剧片段，表演了题为《笑谈土地利用规划》的双簧。接近尾声时，“歌舞《翻身农奴把歌唱》把晚会推向了高潮”。
另一个标题是《扑克比赛圆满结束》。“在二十天进行的六场激烈竞赛中，局里科室的高阳和周穆今以胜利七场的佳绩获得了冠军。”
政府部门默不作声，但民营公司必须公开他们的信息。法律文件和许可证登记都是有案可查的。我坐在房间的炕上，伴随着隔壁屋关先生如雷的鼾声，读着东福米业的信用报告，这是公司必备的卷宗。
除了毁掉三姨的虞美人之外，公司好像挺清白的：没有悬而未决的诉讼，没有环保部门的罚款，没有对不正当经营的举报。各种细节都和农学家刘博士在公司办公室里告诉我的一样：东福米业是2000年成立的，建立者之一是现在荒地村的党支部书记刘延东。一开始只是个大米加工小作坊，设备条件都有限。公司的名字取自最初的创建者之名，后来刘先生从合作伙伴那里把全部产权买了下来。没有其他的股东。他弟弟是公司的总经理。市级、省级和全国报纸上屈指可数的相关新闻报道，也都是正面的。报道里总是提到刘先生的话：“技术上说，我们加工稻米，不种米。我们为种地的农民免费提供种子。选择不种地的人，会有专人帮他们种地，每年收入一万五千五百元。‘我们的座右铭是：稳定的企业+农民+科技=绿色大米’”。
2003年，荒地和周边乡村约两千名农民和东福米业签了合同，把庄稼土地承包给了东福米业。八年后，数量上升到五千一百二十名。
“过去，农田被分为好多片，”刘先生对吉林一家报纸的记者说，“2011年初，村里的代表决定合并农田，同时又保证农民的相关权利。”
刘先生没有提到，他和他弟弟也是村代表，只是着重强调了：“这个决定完全出于自愿，有完备的法律程序，农民们会得到补偿。”
三姨相当不以为然。“有啥人再帮我种花儿不？”她问道，看着正在拓宽中的道路，“你还想让我相信他们说的话，会出好价钱买我的房子？更别说能把咱们村儿管得更好了。我是个退休干部。我知道所有的政策，宣布的啥东西我都听着呢。但我还是不知道是不是必须搬进那些高楼里去。我不是让你去他们那儿说你想买公司吗？你去了没？进去见见老板。他说不定天天泡在温泉里呢。去那儿找找他。”
一个周日的凌晨，4点15分太阳就升起来了。我当时很清醒，有幸看到了日出。整个晚上，运水泥的卡车都把我的窗户震得剧烈摇晃。又没电了。工人们把湿湿的水泥铲到拓宽的道路上，照明用的是汽油发电机供电的聚光灯。
6点，一个小贩骑着三轮车慢悠悠地经过，高喊着各种各样的面条，还有“海带便宜卖了啊”。7点，一群人挥舞着柳枝绑在干竹竿上做成的大扫帚，扫过我们门前的车道。关先生还在钓鱼。我条件反射一般地在窗口往回缩了缩，突然觉得自己好像身处一群陌生人中间，是个彻头彻尾的异乡人。
我出去跑了很长一截，到了松花江，却没找到关先生。我往回跑，经过一个叫张家店的小村落。一个男人卖给我一瓶矿泉水，说他上不了网，手机信号也很差。“有当官的要来啦，”他颇有深意地笑着。天气很闷热，要下“车队雨”啦。
我在红旗路的最北端转了身，朝家里跑去。这段路上，从来没有汽车为我减速。它们总是稍稍转个弯，迅速绝尘而去。但现在，一辆车身漆成迷彩的丰田陆地巡洋舰开过，司机踩了刹车，掉个头朝我这边开来。我心里突然一沉，赶快拿出电话，按了弗朗西斯的快速拨号。我想，这么一来，应该就没那么引人注目了，至少看上去是个忙着聊闲天的哥们。
弗朗西斯还没接电话，司机就摇下了有色玻璃的车窗。此人体壮如牛，剃着平头，戴着飞行员的那种墨镜，堆着肥肉的脖子上戴着很粗的金链子。他用中文向我大吼：“不准录像！”
“我在跟我老婆打电话，”我回答。
他的嘴角轻轻抽动了一下。
“那个手机有摄像头吗？”
“没有。我很穷的。你看。”我给他看了看那个基本款的老式手机。
他哼了一声，车窗又摇上去了。陆地巡洋舰风驰电掣而去。
在荒地的岔路口，穿戴整齐的警察拦下来往车辆，不让任何人过马路。我回不了家。只好和村民们一起坐在杂货店里。“只要车队过去了，我们就能走了。”
“谁来啦？”
“温家宝。”国务院总理。
“不对！”一个男人边打麻将边说，“是个将军。”
“听别人说是农业部长。”
“胡锦涛2006年来过。”
“是2007年，”我纠正道。然后吹嘘我有一次在美国国务院参加为胡锦涛举办的官方午宴。村民们没觉得有啥了不起的。
“他到俺们村儿来过。”
“他吃过俺们的米。”
大家又七嘴八舌说了些头衔和官员名字。到最后也没统一出个答案，谁也不知道那辆开在荒地村的黑色奥迪后座上到底坐着谁。汽车左拐，顺着红旗路上还在晾干的新水泥，飞速而去。
2013年初，中国发布“一号文件”，说中央政府会“引导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序流转，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
这个国家那些以家庭为单位耕作的小块土地将合并成大块的，交给公司管理经营。农业部长说，“要逐渐将土地转到专业大户手中，发展适度规模经营，这是未来的方向”。
高层官员们预见到了农业的未来。就像荒地村。
普遍的说法是当时签订契约的是十八户。——译者
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情夫波特金，官至陆军元帅、俄军总指挥。波特金为了使女皇对他领地的富足有个良好印象，不惜工本，在其必经的路旁建起一批豪华的假村庄。于是，波特金村成了一个世界闻名的、做表面文章和弄虚作假的代号。——译者
此句原文是muggywithachanceofmotorcade，来源于英语中一个常用说法muggywithachanceofshowers（天气闷热，可能要下雨）。——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