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荒地。一阵轰隆隆的声音把我惊醒。我挥手赶去眼睑上的一只苍蝇，拿起手机一看，凌晨3：35。轰隆隆的声音又来了，震得房子都晃起来。我从瘪着肚子的枕头上翻身起来，爬到炕那头凉快的油毡布上，往窗外看。空空的自动倾卸卡车在红旗路上风驰电掣而过。
就在前一天早上，我坐在这个空荡荡的小屋里，有种与世隔绝的感觉，心想，要是醒来突然失忆了，能猜得出我在哪儿，是怎么到这儿的吗？我会觉得这个地方落后还是美丽？当时我的室友关先生已经开摩托车回来了，他向我宣布：“五斤鳝，四斤鱼，不错不错。”我的手机收到一条短信，也是“钓鱼”的：“一个月拿到mba/mpa双学位，证书上印有北京地址。价格好商量。联系张老师，电话18210557248！”在中国，就算是躲到偏僻的乡下，与世隔绝的时间也相当有限。
现在，周六凌晨，还没到四点，一队自动倾卸卡车震动了我们这个小小的农屋。
我拉了下一根塑料线，就是头顶那个光秃秃灯泡的开关。灯没亮。电热烧水壶也启动不了。我下了炕，趿着拖鞋，跑到厨房去开灯。也没反应。荒地晨光熹微，一缕阳光偷偷照进我们的小院。我来到屋外，看到那排向日葵在每一辆大卡车经过的气流冲击下，晕头转向。
我弯腰走过葡萄架，遭遇了那个晒着鱼干周围苍蝇乱飞的大筛子，赶紧躲着走。我的头碰到一张渔网，接着是一个蜘蛛网，睡意朦胧中我走得东倒西歪，也不知道到底甩掉了哪个。一根绳子上吊着钩子，钩子上挂着做鱼饵的水虫子。要是我在这里醒来，失忆了，一定会惊慌失措地想，到底做了什么罪大恶极的事情，居然来到这么个破地方。茅房外面有个三十厘米高的木台子，是防老鼠的。我跨过台子，蹲下来。“别去想坑里可能有老鼠，”我每天早上都这样告诫自己。但还是满脑子全是它们血红的眼睛，在下面闪着凶光，盯着我。
我套上一件兜帽衫，抓了一把雀巢袋装咖啡放在前面的口袋里，出发去三舅家。他那儿能用秸秆点火烧水。我在红旗路上往南，看到一溜大卡车都排到他家门口了。一辆小松牌挖掘机停在荒地村的岔路口。将近两公里的路，经过每一个卡车驾驶舱，我都要背一遍那个单子“美国人，身高一米八六，属鼠”。
“他们在拓宽红旗路，”三舅解释说，然后递给我一只筷子，搅搅咖啡渣，“是东福米业的工程。他们出的钱。我猜啊，是想更方便那些人去温泉。要么就是有大官儿要来啦，他们想给他看看，‘我们的路修得老好啦’。”
“路需要拓宽吗？”
三舅呵呵笑了。“这路本来好着哪。两年前才重新铺了路面儿。我还记得那前儿只是土路，再那前儿吧，特别窄，就是条小路。新的那个牌坊也得拆啦，才刚修起来俩月呢。”
好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那天上午，红旗路口那个写着东北富饶之根的牌坊就被拆了。拆下来的残垣断瓦装了满满一卡车，和其他装满土的车子一起，轰隆隆开出了荒地。
挖掘机沿着路边挖出一条三米宽的沟。之前，这本来是个排水沟，但在将近五十米的沟里，也开满了三姨种的虞美人，粉的白的煞是好看。我在三姨屋外找到她，戴着一顶渔夫帽，站在那儿朝操作员大吼大叫。
“东福米业想干啥就干啥，”她说，“通知都不贴一张。我都来不及把我的花儿移走。这花儿是我亲手种的，我自己买的种子，自己育的苗！村儿里谁不知道我的花儿！”
这是实话，这条光秃秃的路上有这么一段色彩缤纷的花圃，已经成了村里的地标。
我们看着挖掘机挖进湿润的黑土地。“很好闻啊。”我说。
“一股土味儿，”三姨纠正我。
她指着远处的起重臂和楼房：“东福觉得大家都想搬，从院子里搬到那儿去。只要同意了，就把你的房子拆了，然后种稻子。我绝对不搬！”
三姨是个党员，过去是村干部。温泉、楼房、道路拓宽这样的发展最让她烦心的是，背后的金主是一家私有企业，不是政府。“都是东福干的，”她说，“是个试点项目，所以国家还拨了一些工程补贴，但管事儿的还是公司。是他们设计的。要把这儿建设成什么‘东北第一村’。牌子你也看到啦。政府想让东福这样的公司带领‘落后’农民做出改变。这就是我们国家现在的方针。”
所有的政治都能涉及私人的层面。三姨又朝那个挖掘机操作员大喊大叫。对方一直躲闪着她凌厉的眼神，专心致志地把一铲土倒进卡车里。那天下午晚些时候，太阳把每一样东西的影子都拉长了，红旗路上工人们斜斜的身影足有五米长。卡车装着一车车碎石，又开了回来。石头被填进开挖出来的沟里，掩埋了三姨那些可怜的花儿。她哭了。
“她真的很爱那些花儿，”三舅和我坐下来吃晚饭，“那是她的爱好。人为什么想待在家里，都是有理由的。她就是因为那些花儿。不过她可以再种嘛。一个星期路就修好啦。”
我正吃着豆腐，差点儿噎着。“一个星期？”
“听说他们要带一大队民工来。肯定是哪个当官儿的要来视察了。”他用同样的语气预报起天气。“某某秘书长要来，局部晴朗；小干部来，可能多云。”
三舅对这些事情表现得很实用主义，或是听天由命。但看着其他老人对中国剧变的反应，总让我心里酸酸的。他们毫无办法，管事儿的人也从来不问他们的意见。三姨是非常爱国的。小时候，那些在她家院子里驻扎的人民解放军对她说过，“我们不会欺负你的。”她还喜欢唱革命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所以，为什么就没有人来提醒她，先把花儿移栽了呢？
三舅说她的粮食没有被糟蹋，房子也没拆，不过就是一堆花儿嘛。他像平时一样狠狠瞪了我一眼，很认真。
“你瞅啥？我要给你点颜色看看，”我说。
他哼了一声，挺给面子地挤出一个笑容。“你记住，我们每年只有四个月长庄稼。那就是我们十二个月的生计。我在乎的是吃饱肚子，穿暖衣服，不在乎什么破花儿。三姨有退休金拿。还有你，你还有钱给那个关老师交租金，满东北逛去呢。”
三舅之前提过，我不应该给任何人交租金，因为我在学校上课不收钱。
“要是我能住在这儿，也会给你钱的。”
“一家人收什么钱！”
我们沉默地坐着。每到这种时候我的中文就说不利索了。我害怕说错话，让场面变得更难堪。我没跟他一起住，他是不是生气了？他是不是在为钱发愁？他是不是支持道路拓宽工程？是不是跟三姨吵过？
“租金也没多少，”我小心翼翼地说。
三舅说：“别浪费钱。你马上要生孩子了。小孩儿可花钱了。”
“我的中文名字就是卖儿，”我大笑起来，“这事我门儿清。”
“不，你才不知道呢，”三舅严肃地说。
田野间滚过一阵隆隆声，一开始我以为卡车又来了。“打雷呢，”三舅说，意思就是，“快回家吧。”我得走十五分钟回去。我谢过他这顿晚饭，他没说话，只点点头。接着我躲过院子里大叫的京巴狗，从他屋子后面的田里抄小道朝我住的地方走去。
我把这条小路叫做蛙道，一路走过全是蛙鸣，还不断有癞蛤蟆跳到我的小腿上，偶尔还停在我的鞋带上。我嘴里满是一团团小飞虫，就像吞掉一大片浮游生物的鲸鱼。雷声越来越大。施工队已经到红旗路了。黑暗之中我能听到他们的声音，他们一边说话，一边赶在暴雨来临前把碎石铺平。天降大雨时，我刚好走进家门。电还没来，所以我直接上了炕，借着电脑屏幕的光，看起南满铁路的报告。直到电脑电池耗尽，就该睡觉了。
天蒙蒙亮的时候，我被“祝你生日快乐”的曲调吵醒。看着窗外，我发现曲子是一辆洒水车车顶上的喇叭发出来的，边洒水边扫走那些卡车留在路上的垃圾。
我出门晨跑，跑过被雨水冲刷过的道路，经过名叫土城子和黑山的小村落。很多村落的后缀不是村，而是窝棚，来自帝制时代，意思是路边的驿馆，或是猎队扎营处。再跑远一点，松花江附近，就有个下洼窝棚。我花一块钱买了一瓶矿泉水，大口大口地喝。卖水的女人问我：“你家有河没？”
“密西西比河。”
她两眼放光：“挺有名儿的嘿。”
我点点头。接着她脱口说出中国和美国各有多少平方公里。“你们国家稍微大点儿，”她说。
“你咋知道的？”
“我喜欢读书啊。”
我又从她那儿买了个苹果。她开始如数家珍地说出吉林省的各种苹果，接着又说新西兰的，智利的，华盛顿州的。对我来说，所有的苹果都和我尝过的一种味道差不多，我私底下管这种水果叫管闲事大妈：每咬一口，我都会想起荒地村那些七大姑八大姨，带着责备的语气，催我快点让弗朗西斯怀孕，还说要让她多吃苹果。
我开始往店门口退去，但店主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美国人看到的太阳，和我们这个一样吗？”
“什么？当然啦。只有一个太阳啊。”
“同一个太阳，哈？”她听起来并不信服我的答案。
我继续晨跑，直到路变成土路，越来越窄，只能走拖拉机，最后到了河边。等我跑回荒地，施工队已经到了，穿着宽松的工装裤，汗衫，胶鞋。他们才去吉林市改建了一条路，接着就坐大巴到这儿来了。才一上午的时间，他们就用砂浆混合的石子，修好了一条新的道牙子。
道牙子底部与稻田平行，一直到路基那么高。碎石块和泥土填平了之前那条沟，顺着红旗路，大概五公里长。这一切在一个工作周内就完成了。施工队每天从日出干到天黑，完全靠双手工作：没有电动工具，只有泥铲，铁锹和水平仪。他们在东福米业总部附近临时搭起来的工棚里吃饭睡觉，外面用锡板围了一圈。很多人都会留下来继续修那些公寓楼。
工人们来到三姨门前，三姨拿出几瓶矿泉水，还问有没有谁饿了。他们叫她大娘，有些不好意思地谢绝了她的好意。三姨戴着渔夫帽，身上手织的衣服也打了补丁，放低身段来迫使他们接受。“我只是个普通人……”话一出口，她就滔滔不绝起来。
她一直是我的“总参谋长”。我给她两斤猪肉，她说：“三舅生气了，因为你不像以前那样给他送肉了。他那个老顽固啊，不会告诉你他喜欢肉，不喜欢牛奶，因为猪肉要贵多啦。”（于是我就给三舅送肉去，他又对我视如己出了。）
而三姨呢，让她生气的是别人。
“东福米业想让农民从院子里搬走，搬到新楼里去？那我们就要花钱买暖气和水啦。我们不能自己种菜，得去买啦。连米我们都要自己买来吃！这说不过去啊，”她说。
村里人的房子都是自己的，所以新的房子就算赔偿金了。但房子占的地，没有补偿一说。因为地是村里的，是属于集体的。“理论上，这个还可以哈，搬到楼房里，啥都齐全，”三姨说，“但是万一我就爱守着老房子呢？万一我啥都不想变呢？这公司对我们指手画脚，警察和政府呢，都支持他们。和过去可不一样喽。”
我问：“如果关系到人民的生计，政府不是应该做主吗？这个不是死规定吗？”
三姨表示反对：“我们就说吧，你喜欢你的房子，喜欢这块地，在上面种种菜啥的。你就喜欢现在这样。但他们不允许。因为政府的政策啊，要人人平等，至少每个人要一样的对待。你说现在这样，有啥公平的？”她朝新拓宽的道路挥了挥手，指着她的虞美人曾经绽放的地方。
“人们可以选择是种地还是做其他事情。他们不是一定要做农民。这很公平啊，是不是？”
“你什么农活都不会，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她回敬我。“是啊，是有些人再也不想种地了。但很多人还是想啊，三舅就是。以前集体种地的时候，大家都是互相依靠，因为大家都在一起劳动。现在呢，终于可以各干各的了，东福米业就来掺和了，买地，买房子，把我们村儿都攥在手里。”
三姨是不种地的，但她看东西都很长远。说到发展什么的，她的话也比一般人有哲学意味。
“现在这些变化啊，我都不高兴，”她说，“不过人哪，都不高兴新东西。他们说不高兴，其实是不肯定。没人来解释为啥会有这些变化，没人能想象这对于自个儿家的未来意味着什么。我还记得1952年那前儿，开始‘互助社’，1954年，开始‘农业生产合作社’，然后是1956年，‘高级合作社’。都是土地集体化，让农民而不是地主来掌控土地。那时候大家高兴不？当然不高兴啦！哎呀我的妈呀。吵架啊，抱怨啊。然后怎么样了呢？生产队。然后是大跃进，接着就是大饥荒。每次改变大家都不高兴。但是不高兴的人，也是可以做出改变的。”
美国新大陆，清教徒在普利茅斯忍受了两年的食物短缺后，于1623年废除了公社农业制度。每个家庭各自耕种，耕种所得归自己所有。人们变得比从前更为勤劳，女人和孩子也下地和男人一起干活。殖民地从此再也不知饥荒为何物。
中国在集体化农业方面的尝试持续了将近三十年，直到三姨口中“不高兴的人们”改变了这一现状。
1949年建国后，政府颁布的政策把自耕农纳入了集体。1954年，估计有八十万名地主因为“反革命”罪名被处死，他们的土地被重新分配给农民。在三姨记忆中，土地改革政策的宣布，开始于吃从地主那里收缴来的牛肉和羊肉罐头，那是她第一次吃这两种肉。两年后，中国速战速决废除了土地私有，农民们被编入七十九万个农业集体合作社。三姨怀疑所谓的合作社其实就是地主原有的土地被贴上了新标签。政府把土地结构调整称为“趁热打铁”，以防地主乡绅卷土重来。
那时候荒地已经广泛种植稻米了。我和三姨一起坐在她家炕上，她开始讲述那时候怎么种稻子，接着又跳到另一件事去。“你注意到了吗，《松花江上》那首歌里面，有森林煤矿，大豆高粱，但是没有稻子？”
在这首包含亡国之恨的歌里，记录的不仅仅是日本的侵略，还充满深情地回忆了东北消失的风景。“挺好笑的，”她引吭高歌了一段儿说，“现在没谁种高粱了，种蚕豆的也比大豆多。森林啥的，都快被砍光了。能挖的煤，也没过去多了。”
三姨夫正看电视上的斯诺克比赛，突然转过头来补了一句：“现在这首歌应该唱，石油，玉米和稻子。”
“不过，开这些田是真不容易，”三姨说，又捡起之前的话头，“我们都搭了把手。牵一匹马，拉着雪橇，把土翻一遍，然后穿着木鞋子，把土都踩平。我们在田上走，走过去，走回来；走过去，走回来。土地一弄好，越来越多的人就搬来啦。1955年，俺们村儿就从‘初级社’变成了‘互助社’。都是贫下中农的集体。有长工或是有那么些地的富农不能参加。集体不接受他们啊。要不他们就去接受再教育。”
最后这个词总让我脊背一阵发凉。但三姨的共产主义信仰坚定，一席话里充满着骄傲和自豪。我问她，互助社的互助什么意思。
“你家有匹马，我家劳动力比较多，我们就交换嘛：你的马拉犁翻地，我们家帮你插秧收割。后来就变成人民公社，我们都到食堂吃‘大锅饭’，大家把锄头啊什么的工具都拿到院子里来，谁想用就拿去用。我们把衣柜都捐了出来，给食堂做桌子用。那个时候荒地就成了一个村儿。”
“1956年，”我条件反射般地想起村里那块石头，脱口而出。1958年，中国所有的合作社都变成“人民公社”。这项政策引发了后来的大饥荒，导致成千上万人死亡。中国的官方说法是，饥荒是由自然灾害引起的，因此被称为三年困难时期。
“合作社那前儿吧，自己的口粮都是要上交的，”三姨说，“我们在家里偷偷磨大豆，和大麦混在一起。鬼鬼祟祟的。什么都得是公社的。我们连一分钱都没有。挣的是工分。每天工作完，你都要去评分，记在每家每户的小手册上。其实啊，工分多少都是随便的。根本不是个真正的公社。评分的人挣的工分最多，他的朋友啊，家人啊，挣的也多。你清楚标准吧。如果干苦力，就有人说，‘给他六分吧’。要是真的特别辛苦，十分也能挣，甚至十二分。但是富农顶天也就八分。每天晚上都有人提醒他们，工分少是因为他们过去剥削过人民。我们家就是那样儿的。我爷爷自己走路来到这村儿，一开始靠背粮食挣钱，后来条件稍微好点儿，雇过人帮工。我爸爸呢，就在这儿开过一个粮仓。所以我成分不好。不过，我运气好。原来跟伪满洲国的日本子干过事儿的人才最惨。等到说完工分，大家就坐一块儿吃饭。要是你不干活，或犯了错误，就要扣工分。是这么说的：倒找八分。辛辛苦苦干一年，结果还欠组织八分。”
我说换了我，估计撑不了多久。“你肯定话太多，还说错话，”她拍打着我的胳膊，假意责备道。接着她又切换成“村干部”：“从行政角度讲，我不喜欢工分。这个制度不公平。60年代那前儿，我们已经变成‘高级合作社’，走在实现社会主义的路上了，我们那会儿的村长挺好的。当然他是被调走了，又来了新领导，从头来吧。”
制度没变。在党内要往上走，像美国市长那种努力寻求连任，待在一个岗位上是没什么希望的，要在一个地方干得好，然而一步一步，在仕途之梯上升迁：村到县，县到市，市到省，以此类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