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他们叛逃，大大出乎本人意料，这实在是最近最令人气愤也最不幸的事件；”松田拿着一张手写的英文稿件，一字一句地念，“在天皇陛下的无上恩德下，所有人都对你们同情以待。但这三个人竟敢违抗我的命令，简直可以说是完全泯灭人性……是你们自己天堂有路不走，地狱无门偏要闯。”
在一些老照片里，巴丹被俘前的美国陆军准将布劳尔看上去是个乐天派，整天叼着烟斗，感觉走到哪儿都能闹腾一番。这个来自密西西比州的军人一路写下很多日记，有的藏在竹子里，有的埋在营房下面，记录了1945年这个集中营不断恶化的条件和他本人的遭遇。“一个月内我就瘦了十四磅，”7月的一天他写道，“没有肉，也没有糖。伙食很差，人人都饿得慌。”战俘的衣服全都破破烂烂的，集中营的看守命令他们多挖一些防空洞。
8月8日，广岛遭遇原子弹爆炸的两天后，并不知情的布劳尔写道：“第一次没升旗。”
8月9日，原子弹降临长崎的那天：“今天早上听到了空袭警报。大家好像都没去工厂做工。到底怎么了？”
8月15日：“很多人传言战争要结束了。其他集中营送来很多人。大家都不去工厂做工了。”
8月16日：“一整天大家都疯传说战争结束了。上午大概11点30分左右，战俘营附近看到有伞兵降落……关于他们是谁，有很多传言。”
哈尔·莱斯这个曾经当过兵的人看上去和“美国队长”毫无相似之处。瘦高个，一头红发，戴着眼镜，被选中参与红雀行动只是因为他会说中文。行动的三年前他入伍之初，军队就注意到他自学了德语、法语和俄语，而且还很流利。于是就派这个科罗拉多人坐船去芝加哥大学，学了一年中文。战略情报局派人来学校招收志愿者，莱斯和一群人一起来到卡特琳娜岛进行训练，学习了撬锁、密码传信和徒手格斗等课程，最后又和少数几人一起脱颖而出，正式被征召。他对劳军联合组织的女主持海伦一见钟情，娶得美人归。但婚后几乎立刻就坐船前往墨尔本，马不停蹄来到加尔各答，然后登上去缅甸的火车，再匆匆坐上目的地昆明的飞机，辗转来到西安，六个小时后，就飞翔在满洲的天空中，降落在一片卷心菜地里。
“我跟那些农民说的第一句话是，‘我—是—美—国—人’，”莱斯告诉我，“用中文说的。然后又问他们：‘你们知道日本人在哪儿吗？’我们没有罗盘，也没有任何情报，甚至连集中营指挥官的名字都不知道。我们的飞机出现了，开始空降食物包和补给品。一个日本人朝飞机开枪，但没打中。我们没有毁坏农民们的卷心菜，所以他们好心地给我们指路。我们就往那边走。开始下雨了，接着日本人就发现了我们。”
一看到那十几个日本兵，队里的中国人转身就逃。现在“红雀”只剩五个人了。队医是夏威夷的第二代日裔美国人，他命令日本人投降。但那几个士兵拉了拉枪栓，命令美国人把手举起来。
“没人大吼大叫，”莱斯回忆道，“挺不平凡的一次交流。那些人还是第一次看到活的美国兵。他们也不知道战争已经结束了。”
日本人缴了“红雀”们的手枪，蒙住他们的眼睛，把他们送上一辆卡车。发动机启动。卡车停下来后，蒙眼睛的布被取了下来。莱斯看到的不是刑场，而是一个日本秘密警察总部的大门。“他们请我们喝日本清酒和威士忌。警察头子承认说他听到投降的消息，但不知道该怎么办。他知道苏军就要打来了：就在北边约两百公里的地方，步步逼近。他同意让我们迅速去看一下战俘营。”日本司机用英语对莱斯说：“我听说你住在洛杉矶。我有个兄弟也在那儿，不知你们认不认识？”
“红雀”们被安顿在南满铁路宾馆。第二天，东京的官方投降诏书终于抵达了。级别最高的日本军官请莱斯见证他切腹自尽。
“我请他不要这样做，”莱斯说，“我需要他确切告知手下的士兵，战争真的结束了。”军官把战俘营交给这五个战略情报局的行动成员。形容憔悴而又兴高采烈的战俘们把莱斯团团围住，兴奋地拍他肩膀，不停握手，还问个不停。秀兰·邓波儿死了吗？罗斯福真的死了吗，怎么死的？现在谁是总统？谁是英国首相？过去三年的世界职业棒球大赛谁是冠军？现在不同军衔拿多少薪水？
在战俘营日记中，准将布劳尔写道：“这真是战俘们最开心的时刻，终于结束了三年半地狱般的生活！”最后的战俘营日记写于8月18号，“太多吃的了！饿了三年多了，大家很有可能会暴饮暴食，小心别撑死了！”一条画面很不稳定的黑白新闻片中，被解放的战俘们放肆地大笑，弹着吉他，让日本人填满散兵坑，建起临时的棒球场。
然而，对于哈尔·莱斯来说，游戏还远未结束。将近一千五百名被解放战俘中，有三十四名高级将领不见踪影，其中包括帕西瓦尔和温赖特将军，还有荷属东印度群岛的最高长官。莱斯了解到，过去一年来，好多人被扣押在西安县（今辽源）一个没有供暖的破败营房。自从苏军挺进东北，日本投降后，和那个集中营的通讯就被切断了。飞机没法飞，走陆路又太危险。
莱斯带着红雀队的一个士兵和一名日语翻译，手无寸铁上了火车。北上途中，他遇到一家俄罗斯白党，站在某个小站的站台上，苏联红军来了，他们都不知道接下来往哪里逃。在西安县的集中营，日本指挥官用英语向莱斯打招呼，原来他毕业于俄勒冈州立大学。他说，所有的战俘都活着。
温赖特将军骨瘦嶙峋，穿着破烂的衣服，看上去就像个稻草人。“战略情报局来解放战俘这件事让他非常困惑和疑虑，因为他从没听说过这个机构，”莱斯说着笑了起来。
三天后的中午12点30分，队伍来到沈阳，发现他们的宾馆里全是醉醺醺的苏联红军士兵。在来东北之前，他们中很多人都参加过斯大林格勒战役。一个中尉告诉莱斯，他因为杀了德国战俘，被降职了。他说，打起仗来，士兵就是国家的外交官，还说：“外交官也有干得好的和干得不好的嘛。”
一份“红雀”报告中写道，狂欢痛饮的苏联士兵在整个东北烧杀抢掠，奸淫妇女，报复四十年前打败俄国的日本。伪满洲国不复存在，中国人也开展了报复行动：“游荡的中国暴民不分青红皂白地殴打和屠杀日本平民。”
莱斯亲眼见到一群人攻击一个十二岁的日本男孩。他赶快走上去严厉制止，质问他们这样做和之前那些侵略者有什么区别。“有的中国人站在了我这边，”莱斯在日记中写道，“有的还说我中文说得不错。”他把男孩送去医院，然后回来把那群人遣散了，没收了他们的棍棒，但没有拿出手枪。他的语言能力帮了大忙：“这群人又评价说我作为一个美国人中文说得太好了。好些中国人站在我这边，痛骂那些言行不当的同胞。”
晚上不时能听到尖叫、机关枪响；还有日本人的住家或店铺被放了火，升起滚滚浓烟。一位战略情报局的军官报告说，苏联军队开始把下列物品通过船运回国：“（a）所有的机动车辆——坏的也不放过；（b）所有的汽油；（c）小型的机器和马达；（d）木材。”苏军甚至把疫苗也拿走了，令当地人在伤寒和肺炎爆发时毫无招架之力。
红雀行动开始后十二天，相关消息传回美国。住在旧金山的莱斯母亲接到当地记者的一个电话，问她对参谋军士哈罗德·莱斯的勇敢行动作何感想。“那不可能是我的儿子，”她回答说，“他不会做那样的事。”
身在洛杉矶的莱斯妻子海伦读到了相关报道，大声说：“这就是我的哈尔啊。”
1945年10月，苏军让莱斯自己选：要么马上离开，要么免费送他去西伯利亚。战略情报局局长威廉姆·多诺万怒火冲冠：“满洲什么时候成了苏联的了？”事实上，苏军一直霸占着铁路沿线和旅顺港，直到1955年才归还给中国。莱斯离开了，但很快回到东北。在代号威廉姆斯先生的行动中，他成为第一个到达中国东北的美国情报特工。干了一年之后，1946年，共产党将他彻底驱逐出境。我和他是在科罗拉多的戈尔登他家里见的面。
关于营救战俘这件事，他回过那个集中营两次，1989年和2003年，都是帮沈阳市政府宣传集中营博物馆的开放。我去的时候，躲开看门狗，找了一个侧门，划开门栓，偷偷溜了进去。从前的营房现在摆满了花环，有好多电线，到处都是水洼。迎面是一个紫色的条幅：老兵重访沈阳二战盟军战俘营记者招待会。条幅面对着一排排橘色的塑料椅子，上面布满了厚厚的灰尘。
战后，集中营的工厂被改建成一个电器厂，周围建满了职工住房。现在那些公寓楼则被高层商品房取代，广告牌上用英文承诺，lowdensityofthehoneylife（低密度的甜蜜生活）。跨越一条十车道的高速公路，那边隐约有一个购物中心，最醒目的招牌是必胜客。
集中营外的一块牌子上只字未提红雀行动，只是用中英文写着，战俘们“唯一的安慰就是热心中国工友的帮助”。解说词总结说，集中营“深刻反映了日本法西斯主义的一个侧面”。
不过，这句总结性的英文翻译被沙子蒙住了，抹都抹不开。这座博物馆十年前就破土动工，中途几次停工，因为大家产生了分歧，针对博物馆要展示什么，讲什么道理，进行什么样的爱国主义教育争论不休。现在还在建设中。
我去了方正县日本移居者公墓之后，一家日本报纸采访了一名六十二岁的退休小学教师。方正县政府让他写一写县里战时的故事。那位老师站在松花江边，就在那些日本母亲把孩子放在码头上然后自沉离世的地方，告诉记者：“这里发生的事情，正反映了战争对平民的伤害。保护这个地方，对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有益无害。”
他曾经向上面申请，在这里和附近一条支流的河边竖一块牌子，讲述一下当年的故事。当年，日本妇女们也曾试图从那条支流过河，把和服撕下来打成结，一起拉着，但最后还是被无情的浪涛卷走了。
官员回复说：“目前的情势下，不可能批准立牌子。”但这位老师非常乐观地说：“情势都是会变的。”
日本的侵略造成了一千四百万到两千万中国人死亡，而日本官员每年都会朝拜靖国神社，里面供奉着被定罪的日本战犯。一些日本老兵回到中国，讲述了他们在战争期间的所作所为。有些人甚至站在了过去的敌国这边。2002年，在东京的法庭上，有很多中国家庭联合状告日本秘密部队当年在东北杀害了共计一百八十名家人。一位日本老兵出庭作证。这是日本皇军在中国展开细菌战的事实第一次在日本法庭公之于众。根据国际法，受害者拿不到补偿金，但最后的判决终止了日本官方半个世纪以来对相关罪行的否认。
“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的展牌上写着，“731部队的法西斯罪行不容抵赖。”这个日本最大的细菌战研究部队拿中国、俄国、蒙古和朝鲜战俘做活体实验。他们的驻地就在哈尔滨市中心南边二十四公里的地方。日本医生把实验对象的战俘称之为maruta，日语里意味原木，降低他们的体温，进行截肢手术，开枪研究弹伤，让他们染上各种各样的疾病，感染细菌，只为了记录一个人到底能承受多大的痛苦。
实验基地原本有七十六栋楼，占地面积将近十平方公里。战败撤退时，日本人一把火烧掉了不少，陈列馆就在原址遗迹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在灯光昏暗的走廊上，周围陈列着防毒面具、骨锯和装着内脏的容器。外面有很多标牌，标出了过去的细菌培养箱、冻伤实验室和试验用老鼠培养箱。陈列馆旁边就是二十五中，孩子们在操场上的欢叫笑闹翻越高高的砖墙清晰地传来。
整整十三年，大约有三千名俘虏在这里被残忍杀害。而731部队在全中国的日占区都有附属基地，也用恐怖的方式杀害了另外七千到九千人。该部队名义上是日军的防疫给水部队，在这个身份的伪装下，给所到住处的井水下毒。这就像纳粹集中营门口海报上写的“工作使你自由”一样，虚伪而令人恶心。
日本也有一位约瑟夫·门格勒，他叫石井四郎，医学博士，日本陆军中将。1932年开始了他的细菌战。1945年8月，苏军攻入东北，石井命令将731的大本营和其他研究基地彻底摧毁，杀掉还活着的四百零四名战俘。光是烧这些战俘的遗体就用了整整三天，之后这位亲自在现场监督的高级将领说：“毁尸灭迹，天皇就不会被处死了。”
石井和他的手下带着一箱箱文件逃回了日本。美国军队发现他躲在自己的老家，那个村子的居民在报纸上发了一篇文章，说他被枪杀了，甚至还举行了一个假葬礼。石井未被逮捕，只是被带到东京接受质询。对他的质询断断续续进行了将近两年，一名美军基础科学负责人给指挥官写信：
这次调查中搜集到的证据是对这个领域的极大补充和扩展。这些数据是日本科学家付出数百万美元和多年的辛勤劳作得来的。从具体的细菌感染量来测试人类对相关疾病的敏感性，从而搜集了很多信息。由于对人类活体实验的顾虑，这样的信息在我们自己的实验室里是无法搜集的。
信的结尾写道，美军为调查石井在中国的所作所为而拨的款“比起他的研究花费，不过是九牛一毛”。
1948年，美国赦免了石井和他十八个手下的战争罪行。他们没有一个被起诉，更别说受刑了。三十年来，这宗交易一直是秘密，直到被一名美国记者发现。据说石井在日本开了一个儿科诊所，六十七岁患喉癌去世。
皇帝陛下溥仪，在1945年8月17日接到了伪满洲国覆灭的通知。这是溥仪一生中第二次逊位，然后他逃离了皇宫。他在机场准备飞往日本时，苏联军队把他拦下。之后把他遣送到西伯利亚拘留起来。他请求不要把他遣送回中国，并言之凿凿地说，只要一进入中国国境，就会面临杀身之祸。
1946年，苏联人把他押往东京，为战犯审判作证。年仅四十岁的他看上去如蒲苇般孱弱，非常苍老。但在庭上为了保命，他还是滔滔不绝。他穿了一件昂贵的棕色西装，说着中文，上演了一出好戏：中国的末代皇帝，站在证人席上，慷慨激昂地唱着爱国主义的赞歌。“满洲人民完全是日本人的奴隶，”他断言，“满洲的中国人民的痛苦几乎无法用语言表达。他们得不到生活必需品，甚至在严寒之下也衣不蔽体。如果中国人有高级的大米，那就是犯罪。中国人没有言论自由，说什么都要小心翼翼，不留神就会被处死。在日本统治期间，伪满洲国完全是个黑暗的国家。”
之前，中国军人对溥仪皇家祖坟的破坏和掠夺让他恨之入骨，发誓报仇，所以加快了和日本勾结。但日本人根本没有允许他去皇陵祭祖。“我最好不去，”一位将领对他说，“因为我的祖先全是满人，要是我去祭祖了，会显得满人比‘满洲国’其他族的人高一等似的。”
他为什么没把真相告诉来访的国际联盟李顿代表团并寻求帮助呢？“当时的情况就像我被强盗绑架了，然后邻居赶来救我。但强盗也在场，我没法告诉邻居到底发生了什么。因为等救我的人走了以后，我肯定就会被强盗杀了。”所以他又一直忍耐了十四年，等着合适的时机反抗侵略者。“那是我的理想，所以我自己走入了虎口。”
在二十年后他写的自传里，溥仪承认说：“今天回想起那一次作证来，我感到很遗憾……我把我与日本的勾结，一律否认……就是与日本人长期勾结的结果。我为了开脱自己，却回避了这个问题，只顾谈了我怎么被逼和受害……我在掩饰自己的罪行的同时，也掩盖了一部分与自己的罪行有关的历史真相。”
和日本天皇以及皇族一样，溥仪也没有被判任何罪。1950年，苏联把他交还给中国。他被送往清源附近的一个监狱，那是一个东北的县城，就在柳条边沿线，意为清朝的起源。而清朝早已覆灭，他已经从龙椅上逊位了。
那个监狱现在是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学校的参观团络绎不绝，参观这位“天子”成为阶下囚的牢房，他的编号是987。照片里的溥仪在牢狱里自己缝补袜子，用一个搪瓷的杯子喝茶，杯子上还写着，“劳动光荣”。导游介绍说：“最后，他成为一个对国家和人民有用的人。”
嗯，终于成为一个“有用的”人了。
195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溥仪被赦免并释放。他回到阔别三十五年的故乡北京。他穿着松松垮垮的哔叽呢毛式中山装，作为“特别导游”，在他过去的宫殿紫禁城里做了一次参观。在国有出版社出版的回忆录中，他并未用太多笔墨记录这次参观的印象，只是说，宫里的墙都刷了新漆，“我临离开故宫时的那幅陈旧、衰败的景象不见了”。
政府分配他到北京植物园的温室工作。溥仪一直瘦瘦的，有一双忧伤的眼睛，就像曾经装饰在伪满洲国皇宫里的那些兰花一样弱不禁风。他在回忆录的最后，引用了他的启蒙读物中的话，那是一本孔子学派的古典作品。
人之初，性本善。
性相近，习相远。
苟不教，性乃迁……
1967年，中国爆发“文化大革命”，红卫兵找到了已经罹患肺癌，虚弱无力的溥仪。他们大喊：“我们要把你赶回东北老家，揪斗你，砸碎你的狗头！”但在他们行动之前，癌症就夺取了溥仪的生命，享年六十一岁，没有留下任何子嗣或遗产。《纽约时报》在讣告中称他为“历史的遗孤”。不再是皇帝的他，遗体被火化，骨灰也没能和皇族祖先们合葬，而是被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那是优秀共产党员们最后的归宿。
然而，在以市场为导向的现代中国，溥仪再次变成了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1995年，北京郊外的一个私人公墓给了溥仪的遗孀一笔钱，数目没有公开，然后把他的骨灰迁至他们专门针对富有上层人士的公墓，华龙皇家陵园，就紧挨着清皇族的西陵。陵园的广告写着，享受皇家风水，理想的安葬之地。溥仪葬在那里就是最好的证明。溥仪的墓碑上只写了他的名字，用汉语，没有满文，他还是“天子永生”的象征。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以后，苏军从东北继续向南挺进，直到朝鲜的“三八线”处才停下。朝鲜半岛被这条线分为南北两部，一边是朝鲜民族主义共和国，一边是大韩民国。又一场大战一触即发。
但首先爆发内战的是中国。1936年，少帅张学良兵谏蒋介石，要和毛泽东组成抗日统一战线。也因为如此，张学良再也没有回过东北，余生的五十四年都分别在大陆和台湾过着软禁生活，百岁高龄时在夏威夷去世。1945年日本战败，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崩溃，各自为政，又打了四年仗。
国民党在内战中遭遇了几次致命的败仗，其中一次发生在长春，就是过去的伪满洲国首都，距离荒地村以西约一百一十二公里。日本侵略前，长春一共有十万人口；到伪满洲国覆灭时，有九十万人住在那里。
林彪指挥的共产党军队将国民党军队围困在长春城内，这位后来主导了毛泽东语录“红宝书”编纂的林彪下令，将长春变成一座“死城”。士兵们用铁丝网围城，堵住了一切通道。1948年6月到10月，五个月间，任何军民不允许离开，也不许往城内运送任何补给。幸存者们讲述说，当时在城内他们吃腐烂的谷子，玉米芯，接着是草和树皮。还有的把枕头撕开，将里面填充的玉米皮全部塞进嘴里。皮带拿来煮了吃；连死人的尸体也下了肚。美国飞机扔下来的援助包裹全被士兵们拦截了。
一位身在香港的研究者回忆说，在她写一本有关中国内战的书时，采访的每一位老军官一提起那场围困战，就会崩溃。在长春胜利公园聚集的老人中，常常会有那次围困战的幸存者。这座公园原来是日本人修的，现在里面竖着一座毛主席雕像。在那里，一位退伍的老兵说，官方说法是“兵不血刃解放长春”，而他知道这是怎么来的。
战争的余波一直延续，影响着战后的日常生活。中国估计，自1945年以来，至少有两千人死于日军埋在地下的化学武器。单在东北地区，就遗留下两百万件军火，其内部的化学物质渗入土地和水源，甚至带来更坏的影响。2004年的吉林省，两个十二岁和八岁的男孩在一条河里发现了一块生锈的有毒弹壳，接触后被灼伤，生了病。日本政府承认那是他们留下的武器，但拒绝赔偿。作为《联合国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签约国，日本出于履行义务，同意派专门的团队来挖掘这些武器残留，并在男孩受伤的敦化市外修建处理设施。
敦化在荒地村以东约三百二十二公里处，我想看看这个工程的进展。之前，日本承诺在2007年完成挖掘工作。日本外务省的一位发言人称，这些武器的清理工作“对于增进两国相互信任至关重要”。但2008年，负责该事务的机构被曝光挪用了一百万美元的公共基金。
我坐的大巴晃晃悠悠四个小时，在偶尔小小起伏的空荡荡的高速公路上经过绿色的小山丘，途经一个别墅开发项目，英文名是islandofegrets（白鹭岛）。我差点把白鹭（egrets）看成了后悔（regrets）。这可能要归咎于大巴前面的电视上播着连姆·尼森的动作片，画面模糊，看得我晕乎乎。他这些充满复仇和刺激的片子在很多大巴上热播，正逐渐取代东北广受欢迎的二人转。我本以为自己永远不会想念二人转那闹哄哄的唱腔和场面，直到在这辆大巴上坐了好几个小时，听着影片里传来轰隆隆的枪炮声和张口闭口都是威胁恐吓的粗哑嗓音。
敦化的街道布局仍然能看得出当年日本规划的影子：火车站前，轴向的道路呈对角辐射出去，形成交通环岛，通向市中心。五十万人口的敦化虽然名义上是中国的一个小城市，但感觉上更像一个县。所有的快餐连锁店都是山寨的，比如cfc，加州炸鸡。
一个名叫佟刚的当地人提出带我去看男孩受伤的武器清理现场，距离市区三十二公里。佟刚是个相当谨慎的人，一路紧紧抓着自己的苹果手机，指关节都发白了。头发剃光，反光的墨镜压在太阳穴上。牛仔和黑t恤好像用手涂的颜色。他让我叫他兄弟，开口说话总是这句口头禅：“我分析啊……”他脚步很快，沿着乡间的道路一直走，穿过牡丹江，经过连绵的烟草地，不时转身看着我，一边说：
“眼睛要一直看着正前方，兄弟。”
“别担心。我分析啊。小日本不愿意赔钱，因为他们觉得1972年我们签了和平条约，这事儿啊，就算了了。”
“看路，兄弟。”
“这儿就是原来的日本飞机场。我小时候，就在跑道上骑自行车。现在都种上玉米了。我分析啊……”
三十分钟后，我们进入一个窄窄的山谷，经过的标牌上列出了禁止在保护林进行的活动：伐木、点火、烧烤。这条只容一辆车通过的道路看上去像一条自行车道，蜿蜒着通向那条男孩们发现有毒弹壳的小河。而他们曾经住过的房子，现在已经被遗弃了。
“我分析啊，他们和其他人一样，搬到城里去了。”
我们继续前进，中间停下来抬起一根红白相间的杆子，这就算是门了。一个警告标志上写着，化学武器清理区，非请勿入。路上空无一人，唯一的声音是一阵轻微难辨的嗡嗡声，随着我们接近山谷里的最后一座小房子，这声音越来越大。穿过齐肩高的玉米秆，我们看到斜坡上有个小棚屋。往那里走，一群蜜蜂在身边环绕，原来小棚屋是个蜂房。老秦家是唯一整年住在这儿的家庭，他们拿出一碗用新鲜蜂蜜调的开水，欢迎我们的到来。
清理工作又暂停了，秦先生说，但他也不知道原因。他指着一块空地上停工的铲斗机和推土机。“卡车啊啥的都还在这儿，日本人都走啦。”蜜蜂在我耳边嗡嗡不停，弄得我手臂上痒痒的。秦先生说过去住在这个叫莲花泡的林场里的村民和日本派来的官员见过面，接受了他们提出的搬迁条件。不过那些官员很小心地说，这是一笔搬迁费，不是赔偿金，避免滋生未来可能与战争有关的争端和分歧。
日本政府拨款给敦化政府，在城区修建新的公寓房。但秦先生说，房子修好以后，村民们说建筑质量差，指责政府官员贪污了一部分拨款。但他们还是被强制搬迁了，原来的房子都被拆了。“我们家没签协议，”秦先生说，“城里不能种玉米，也不能养蜂。这么多年了，我种庄稼的时候从来没挖到过武器。希望它们是埋在其他地方吧。”
十分小心谨慎的佟刚又说了一连串对日本、战争、化学武器、受伤儿童、强制拆迁和挪用公款的分析。我感觉到暖暖的阳光照在脸上，呼吸着正在成熟的玉米香气。脑海中突然闪过叶芝的一句诗，是对林间空地，蜂舞蝶绕，独自在一间小屋生活的向往，在那里“安宁会慢慢降临”。
然而眼前这首诗的结尾却并不安宁：被蜜蜂叮一下可是痛不欲生。我尽力忽略周围这团嗡嗡响的蜜蜂云，喝着蜂蜜水，蜜蜂纷纷飞过我的耳畔，弄得我脖子发痒。
“它们不会叮伤你的，”秦先生打断了佟刚滔滔不绝的分析，“它们有它们的地界，我们有我们的地界，但我们要同进退。”
此处作者似有误，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一称呼是在1949年合并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抗日联军等部队改称后才有的。1945年还不存在。——译者
大约等于十二点七斤。——译者
劳军联合组织成立于1941年，与美国国防部合作，经过美国国会特许，主要职责是鼓舞美军士气。二战期间，该组织发起了名为“散弹坑巡回”的劳军演出，几千名艺人签约响应。——译者
约瑟夫·门格勒是德国纳粹党卫队军官和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医师”，被称为死亡天使。他负责筛选当时送往集中营的囚犯，并负责裁决是将他们送到毒气室杀死，还是做强制劳动。他还用集中营里的人进行残酷的人体实验。——译者
这是英文版的结尾。中文版的结尾是“‘人’，这是我在开蒙读本《三字经》上认识的第一个字，可是在我前半生中一直没有懂得它。有了共产党人，有了改造罪犯的政策，我今天才明白了这个庄严字眼的含义，才做了真正的人”。——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