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我入住原来的大和旅馆，这在过去是南满铁路沿线的高档连锁宾馆。1934年出版的一本旅行指南说这个旅馆“安静舒适，周边环境优美，有宽阔的夏日花园”。现在这个花园改建成停车场，宾馆显得很低矮，旁边一个巴士站都要高些，站顶上的霓虹灯闪烁着“安利”的广告。
宾馆里的寝具是现代的，还安了电视。但除此之外，房间里弥漫着一股1930年代的味道，高大的落地窗，洞穴似的小浴缸。桌上的电话响了，我本想说“不需要按摩”，但是客房服务部打来的。服务员说我是今晚唯一的客人，所以她不会像平时一样到处走一圈。她会在门边留下两个装满的热水瓶。前台说，中国人比较喜欢住宾馆那栋毫无个性的新楼，价格是这里的两倍。我来这里是想感受历史（或者像前台说的一样，就是抠门儿），现在这个古老的宾馆属于我一个人，就连那些按摩服务也不屑一顾。房间的确安静舒适，一面墙还安着那时候的暖气片。晚上，暖气片发出轻微的嘶嘶声，好像要我为这个房间继续保密。
1932年春天，一群外国人在对面的火车站下了车。他们是应中国的邀请，来进行外交援助，对日本加以干涉，削减其在东北的势力。
“我刚刚听说国际联盟决定派代表团去调查满洲事件，”威尔·罗杰斯写道，“我觉得似曾相识，就像从前在俄克拉何马，有人的马被偷了，警长专门前来，到马棚里一番巡视。”
国际联盟代表团，又叫李顿代表团，得名于团长李顿伯爵，还有另外四个成员，分别来自美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他们在日本控制下的东北四处游历。下了火车走上站台，看到墙上贴的是英文海报，上面写着伪满洲国，这个初入社交界的“名媛”，欢迎国际联盟代表团的到来，希望伪满洲国能变成东方日内瓦。一名日本军官对记者表示：“比起我们大日本帝国刚刚到来的时候，政治气候已经好多了。”另一篇报道中提到，那些政治意味明显的海报，每天晚上都会被撕掉，天亮之前再换上新的。
代表团对溥仪进行了简短的采访，只有十五分钟。“他们向我提出了两个问题：我是怎么到东北来的？‘伪满洲国’是怎么建立起来的？”溥仪想要请求他们营救他去国外。“我这个念头刚一闪过，就想起来身边还坐着关东军的参谋长桥本虎之助和高参板垣征四郎。我不由得向那青白脸瞄了一眼，然后老老实实按照他预先嘱咐过的说：‘我是由于满洲民众的推戴才来到满洲的，我的国家完全是自愿自主的……’调查团员们一齐微笑点头，再没问什么。然后我们一同照相，喝香槟，祝贺彼此健康。”
代表团无论走到哪里，日本官员们都寸步不离。溥仪后来说，他们甚至把所有会说俄语、法语或英语的中国官员都关押了起来，确保他们见不到代表团成员。
日本人对代表团争辩说，伪满洲国所辖区域过去从未真正属于中国。他们展示了一张1720年的地图，长城以北的所有地名都用满文标注，以南的城市则是汉语。南满铁路总长则展现了几分装帧精美的纸张，印着清朝一位皇帝1743年写的诗，赞美东北独特的地理和历史。
代表团并未被说服。六个星期的调查之后，他们在报告中总结，中国应该保留对东北的主权，就算在那里形成一个自治区也可以。然而，国际联盟非常短命，1932年10月，联盟的成员以42对1的投票（反对票来自日本）通过了李顿代表团的报告，但同时又提出，不实行任何制裁或军事干预。
日本退出了联盟，继续往南边推进，染指大中华区。从1933年初起，他们发动了一系列战争，企图打过长城去。这些事件的目击者之一，是美国学者欧文·拉迪摩尔，他亲眼见到日本“十天之内就蚕食了十万平方英里的中国领土。他们的战术简单粗暴，开着各种装有马达的交通工具，直捣黄龙，从中国军队的主力处突破深入，丝毫不在意他们较弱的侧翼”。他写道，这是第一场现代闪电战。“好像只有德国和俄国注意到他们的这种战术。其他人则认为这只不过是很多日本人打败了很多中国人，没什么值得职业军人学习的。”
1933年5月，战争终于暂告一个段落，休战协定提出建立一个非军事区，扩展到长城以南约一百公里处，从沿海的天下第一关到北京。中国政府还被迫接受和承认了日本对长城以及整个东北地区享有管辖和控制权。
“开国皇帝登基，”1934年3月，《满洲日报》头版大肆报道，“上午八时二十五分，在寒冷刺骨却又阳光灿烂的典型满洲天气下，溥仪，清朝末代皇帝，成为‘满洲国’的开国皇帝。”在英文报纸的纪念增刊中，刊登了通用汽车、壳牌石油、太阳石油、通用电气和福特汽车的广告，这些公司还表达了“对今日奉天登基的祝贺与美好祝愿”。
这篇文章详细描述了溥仪为期四天的斋戒和净化，冥想与祈祷，以及他身上穿戴的丝绸长袍和黑貂皮帽子。他的后面跟着十辆深红色豪车组成的仪仗队，在城里绕了一圈，停在“天坛”前。
我本以为这个故事会证明一个观点，历史上的很多人物都会出现两次，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闹剧。但最终这并没成为闹剧。在“天坛”上，溥仪写了《告天书》，点燃，把这些话送去给上天过目。“陛下将一生为国家奉献……后世子孙将铭记这一伟大时刻。”
即位诏书由南满铁路的两位宣传总长撰写，一对美国父子兵，亨利和查尔斯·毕夏普·凯尼。他们是1927年来东北为该铁路公司效力的，之前他们在历史上留下的记录不算很多。两人进入公司后，主要任务是绘制地图，编纂旅游指南，其中一本指南里提出这样的建议：“拜访重要人物或参加皇家花园派对等场合时，需要戴大礼帽，穿双排扣长礼服。”
亨利·凯尼曾在夏威夷做记者，后来成为该地区公立学校系统的领导，做了五年。1920年，他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文章，赞颂这座刚被纳入美国辖区的小岛上，多民族共存的和谐美好。他写了一首歌，纪念已故的夏威夷公主。岛上的学校在公主诞辰这天，都要唱这首歌。但他也强调，夏威夷学校的课程，应该努力把美国和岛上的土著和其他移居者区分开来，包括大量的日本人。是不是在当时，他心中就种下了对伪满洲国那个“和谐社会”钦羡与赞赏的种子呢？
又或者说，这种子的萌芽，是在凯尼搬去日本之后。他担任了《泛太平洋》杂志的编辑，背后的金主是一名美国针织纱巨头。1924年，凯尼又在《大西洋月刊》上发文，提到十二岁的儿子，他对其的爱称是小虾，还描述了他们在东京郊外的家。“我们住在海滩上一栋异国风格的大别墅中，里面堆满了单身汉的杂乱东西。”文章里写到了1923年可怕的关东大地震。后来，根据有关部门测算，该地震的震级在里氏七点九到八点四级之间，横滨被夷为平地，该地区死亡人数达十四万。亨利提到他从家里赶到位于东京的办公室，想看看儿子是否还活着。在路上，他遇到了那位针织纱巨头，他说，城市会进行重建，美国人会留下来提供帮助。“这是我们应该为日本做的，”他说，“新政府很有勇气。重建的规模要更大，要比过去建得还好。所以我们必须忘记我们的损失，伸出援助之手。美国在这里是有使命的。”
十年后，李顿代表团访问期间，亨利·凯尼成为南满铁路的代表。在一张当时拍下的照片中，他站在日本军官的身边，满头银发，有点像演员约瑟夫·科顿。凯尼写了一份发给西方媒体记者们的通稿，其中写道，这个地区过去“完全是未开化的蛮荒之地”，但现在却有潜力成为“中国最富饶兴旺的地区和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原因何在？“众所周知，是日本将西方文明带来了满洲……全中国只有这里在进步发展，而那个萧条颓丧的国家的其他地区，正越来越深地陷入混乱和毁灭的泥潭。”
凯尼没有写的是，尽管日本人只占该地区人口的3％，学校里教授的语言却是日语，不是中文，或是他们所谓的伪满洲国语。他没提到的还有：日本人在这里建了神庙，所有人经过时都要九十度鞠躬；两百五十万公民必须进行强制劳动；本地人的活动受到限制，也禁止拥有土地或吃质量好的大米；每年东北地区有六百万吨谷物出口到日本；1932年到1944年，日本从这里攫取了六百万吨的钢材和二点二三亿吨煤炭。
外国媒体将这个傀儡政权戏称为日本洲国（japanchukuo）或木偶洲（mannequinchuria）。伦敦《泰晤士报》的记者皮特·弗莱明（007创造者的哥哥）于1934年到东北游历，记录说，日本对这里进行着“无情的操控”。在伪满洲国禁烟总局（实质上是鸦片垄断局），一位与众不同很愿意说话的雇员“喋喋不休地说了两个小时”，解释了政府垄断的毒品交易的盈利状况。这些生意包括了在最畅销的香烟烟草中掺入鸦片。
然而，在亨利·凯尼笔下却是一片形势大好，他报道说：“并非征服，而是发展。”旅行者们能享受到齐备的美国设施：舒适的普尔曼卧铺车，由鲍德温火车头带动，行进在重达百磅的匹兹堡铁轨上。“这些美国机车的长鸣响彻满洲的平原，穿越满洲的城市。这是现代企业的雄壮之声，带来富足现代生活的福音，为一个古老的民族，传播机遇、健康、教育和幸福。”通了铁路的城市与“美国那些新建的小镇有着惊人的相似”。
南满铁路甚至还在纽约设了一个公关办事处，就在东四十二街上（今天，原址上是亚美单身俱乐部）。1936年，亨利·凯尼访问美国，特地列出了那些支持日本侵略政策的媒体。他的备忘录和通稿后来被一名美国记者发现并公开。该记者后来写道：“日本人发现消息走漏后，延长了凯尼的假期。直到战争爆发时，他仍然在法属塔希提岛上和自己的日本妻子一起度假。”
在南满铁路公司接班的是他的儿子查尔斯·毕夏普·凯尼，他给美国记者和学者们发送了“仅供个人参考”的急件。在这些急件中，他不遗余力地要纠正“失真信息”，比如对中国人抵抗行为的报道，他说那不过是“强盗土匪作乱”。还有据说日本人“在餐馆和其他公共场合相当嚣张跋扈”？尊敬的先生们啊，这样的行为难道不就像巴黎的美国游客，“他们太过活泼热闹，弄得法国人人侧目，但并无大碍。很多人都是第一次踏上别国土地”。他“饱含深情”地写道，伪满洲国有将近九千公里的铁路，而中国其他地区铁路长的总和也不到一万公里。四十八个新城正在计划中。煤矿开掘欣欣向荣。一伪满洲国元能兑换二十八点五美分。尊敬的先生们，“并非征服，而是发展”。
1933年，亨利·凯尼写道：“日本人口过多，带来社会压力；加之为促进本国自然资源的发展，日本官员开始鼓励日本民众大规模移民伪满洲国。”
过去日本人也不时地有过集体移民行为，规模较大的是往北边的岛屿北海道（驱散了当地土著的阿伊努人）和夏威夷。他们在夏威夷的人数日渐增长，是美国将其接管的原因之一。到1924年，美国完全禁止了日本人往美国领土移民。澳大利亚、新西兰、秘鲁和巴西也通过了类似的法案。
但之前他们企图在中国进行“农耕殖民”的行动失败了。大多数生活在伪满洲国的日本人都附属于军队或南满铁路。1931年前，只有不到一千名日本农民移居到铁路区内的试验田。成立伪满洲国时，这些农民几乎都回国了，只剩下区区两百人。
而日本本土正在经历经济危机。大萧条严重影响了日本的制造业，工人们不得不大批返回乡村。农民占了日本劳动力的一半，但因为大米和丝绸价格下滑，再加上作物大面积生病枯萎，农村经济一落千丈。正当规划者们为伪满洲国首都和宫殿画出蓝图时，日本北部已经因为饥荒饿死了五十万人。官方记录显示，该地区有一万一千六百零四名女孩被卖去进行“服务”，也就是做妓女。
1932年，经过在东京一系列激烈的辩论和游说之后，日本国会批了非常有限的预算，在伪满洲国建立日本农民的试验殖民地。试验的开端进展缓慢：先派了四百七十位农民，定居在松花江边比较偏远的东北小镇。第二年再派五百个去。不过，1936年，日本政府将发起“百万移民计划”，目标是在未来二十年内，将日本农业人口的五分之一移民到东北。
之前，日本曾经支持朝鲜人移民到该地区。南满铁路公司就曾号召日本辖下的朝鲜农民跨过鸭绿江，“在此过程中巩固日本在满洲的势力”。朝鲜当时的中学课本中有一张地图，一条环形的铁路，连接着首尔、平壤、哈尔滨和其他东北城市。朝鲜移民在这里种植水稻，证实一年一熟的大米在经济上的可行性，同时也把种植技术普及给当地土著。这种现象在飞地间岛（今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尤为显见。19世纪末，清政府批准朝鲜人在这里进行农耕活动，好为这个中俄交界的满洲东北角增添人口。
来到此地的朝鲜人中有个年轻小伙子，1927年在吉林上了中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在伪满洲国领导了抗日游击队，并改名为金日成。后来他说，自己在东北的经历为朝鲜革命打下了基础，1948年，他成立了一个在国际上备受孤立的国家，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大半个世纪以后，他的主体思想仍然牢牢控制着这片土地。
1937年7月7日，日军和中国军队在北京郊外的卢沟桥发生冲突，演变成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在接下来的八年，战火燃遍了全中国。
历史上有多少大规模的战争，一方挥师侵略，一方民不聊生，而我们（至少在我们的文化中）却一无所知，或几乎遗忘殆尽的？然而在今天的东北，日本的侵略和占领似乎就在昨天。你下榻的也许就是原来的日本旅馆，你停靠的可能就是日本人设计的火车站，甚至可能无意中就走进日本人用过的地堡。在这个地区的西北角，满洲里到哈尔滨的铁路上，从呼伦贝尔海拉尔火车站顺着一片草原步行三十分钟，就能来到过去的一个日本军事要塞。那里树立着一个用石块垒起来的纪念碑，用中文写着，勿忘。
遗址的地下是长长的隧道，这里是日军在西部的重要前线，而这些隧道是由两万名中国囚徒修建的。一排钠灯在湿冷的空气中投射下幽灵般的微光。墙上有英文和中文的牌子（没有日文），详细介绍了每个地方的功能：营房、厨房、医务室和厕所。修复遗址的时候，中国工人重新粉刷了墙面，不过小心地保留了过去侵略者留下的黑色日文字迹，警告大家注意非饮用水和其他危险。在这里，历史逃过白色墙漆的掩盖，存留了下来。
这个要塞是日本一条战线的一部分。整条战线是为了守护边疆，对抗苏联控制下的蒙古。1939年夏天，在蒙古骑兵跨过伪满洲国疆土，放牧马群后，日军和苏军在这里混战了四个多月。战斗愈演愈烈，从互射步枪，到火炮攻击，再到出动坦克，最后发展成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次“带妆彩排”。本来只是马背上的一场小冲突，最后升级到空战的地步。这次战争双方共出动了三万架次飞机，是苏联空军和日本空军第一次战斗机轰炸行动。装甲兵司令格奥尔基·朱可夫是苏联陆军的总指挥，他出动了大批坦克。后来，在对抗纳粹的斯大林格勒战役和占领柏林的战役中，这位将军故技重施。
最后，在这场史称的诺门罕战役（战役爆发的村子叫诺门罕）中，日本溃不成军，损失惨重。溥仪去看望了伤员。查尔斯·毕夏普·凯尼专程写了一篇报道，题为《诺门罕英雄享誉》：“在这个良辰吉日，他们过去一百多天来在这片平原上面对苏联重兵装甲所作出的拼死抵抗十分值得，荣光无限，因为满洲国的皇帝亲自送上了温暖人心的宽慰。”
他的报道中当然不会提到，有传言说应征在册的中国步兵杀掉了他们的日本指挥官，和伪满洲国其他暴动的反抗部队一样发生兵变。
溥仪的傀儡生涯继续着。从诺门罕回到“首都”火车站时，“帝国卫兵鸣礼炮向归来的君主致敬，陛下看上去身体健康，心情良好”。一个军乐团奏起国歌（天地内，有了新满洲。满洲内，便是新天地。），火车慢慢停下，站台上站满了前来迎接的官员，包括皇家内务部副部长，公共和平部长和玉玺主管。
1941年4月，诺门罕战役正式结束，日本和苏联签署了互不侵犯条约，后者得以抽出大量兵力对抗纳粹德国。至此，伪满洲国与蒙古和西伯利亚的边境稳定下来，就像其与朝鲜边境线一样。于是日军又将注意力转向中国的其他区域和太平洋。
1941年夏天的一份东北杂志上刊登了查尔斯·毕夏普·凯尼的报道，“全满洲种植丰产作物，七种生活必需品将实行定量配给”。他还在另一篇题为《大东亚共荣圈》的文章中提到，日本在建立“新的世界秩序”。在一篇关于溥仪和盖世太保创始人的文章开头，他写道：“皇帝陛下很高兴将一等勋章和绶带授予德意志帝国元帅赫尔曼·戈林。双方相谈甚欢。”
12月7日，日本轰炸珍珠港，占领香港，向美国和英国宣战。溥仪宣布伪满洲国也进入战时状态，颁布诏书称：“官民一心，万方一志，举国人而尽奉公之诚，举国力而援盟邦之战。”然而溥仪再次坐在了冷板凳上，一直旁观到1945年8月，苏联军队打破互不侵犯条约，向日本宣战，派遣苏军百万精锐挥师伪满洲国。
日本，这个所谓的盟邦丢下了东北和三千万民众，其中包括三十万作为“扛锄头的士兵”被劝说移民至此的日本农民。他们丝毫不知，他们是面对类似苏联攻击这一类战斗时的第一道防线。日军将他们秘密地称之为人肉碉堡。现在，祖国抛弃了他们，只能靠自己了。
此处似遗漏了一个信息。根据溥仪《我的前半生》中文版，他实际上是先在张园住了五年，才搬进了静园。而且这处宅子原来叫做乾园，静园是溥仪改的名字。另外作者在本书中引用的溥仪回忆录文字来自《我的前半生》英文版ithelastmanchu/i，凡遇到直接引用的，中译本全部引自《我的前半生（全本）》，溥仪著，群众出版社2013年版。——译者
飞地，指在本国境内隶属于另一国的领土。——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