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份，稻子都可以洗日光浴了。”三舅在田里边忙活边说。英语里虽然都叫rice，但种在土里时叫稻子，加工好了供我们吃的才叫大米。他用手指在田埂的土上写下稻和米的汉字。“来，你来写。”他耐心地看着我把两个字都写对，然后抬起胶靴，把刚才还写过字的地方扫平，土掉进了水田里。
夏日，每天的光照时长达十六小时。“除了虫害，最危险的就是稻子长得太快，熟得不均匀，”三舅给我解释，“要是长得太快，就把田里的水都抽了，让稻子干个几天。”传统的农耕技术认为，在稻子生长期短暂抽干田里的水，可以让根变得更坚韧。中国古人将此称之为搁田或烤田。实际操作时，要一直让土地干着，干得有些开裂了再进行其他活动。
三舅指着齐小腿的水。“这事儿老重要了，你懂不。水质啊，比种子和土还要重要。河水是最好的。人人都知道。”
“我不知道。”
“淤泥！”三舅有些夸张地强调。“河水有淤泥，有黏土。”后来我知道了，这些肥沃的土壤里含有营养丰富的矿物质。在成书于公元1149年的中国古代农学专著《陈旉农书》中，作者就记载：“大抵秧田爱往来活水，怕冷浆死水。”公元8世纪时，一位诗人写下诗句，三百年后，仍十分符合三舅与这片片稻田的此情此景：
东屯大江北，百顷平若案。六月青稻多，千畦碧泉乱。
插秧适云已，引溜加溉灌。更仆往方塘，决渠当断岸。
“这个时候啊，”三舅又开口了，“白天暖，晚上冷，刚好合适。一点儿湿气也没有。”
天气正好适宜。高温二十几度，低温十几度。白天可以穿个短裤，套个兜帽衫，不过我周围也没见谁这么穿。就连孩子们也都规规矩矩穿着长裤。暑假的时候，他们一般都待在家里，看电视，打电玩，或者做作业。村里星期一至五每天下午都有英语补习班。我会去帮忙。课间休息时，孩子们一个个地跟我五十米赛跑。他们细细的小长腿像风车般旋转着，跑过院子里的土路，搅起一团团云般的尘土。
我从没在稻田里看到过孩子们的身影，种子店他们也不会去，东福米业的碾米机或米仓更是不会近身。三舅说，大伙儿都觉得这是应该的。父母们希望孩子能上学，将来做个白领。有的孩子长大后还是去读了农学院，就在荒地和吉林市之间。但是，要是你没有照顾牲畜或与土地打交道的实践经验，农场管理和种子生物学这种东西，学来又有什么用呢？中国没有4h俱乐部这样的组织。农耕也不是那种做做学徒就能成为专家的技艺。三舅说，种田，是生来就有的本领，很难在后天学得来。
我的学生们喜欢看电视转播的体育比赛和《中国好声音》。根据我这些并不科学的样本显示，荒地的成年人比较喜欢看电视连续剧，特别是清朝宫廷戏和抗日战争时期人民的英雄事迹。除了新闻上偶尔播放，我从未在电视屏幕上看到过农田的画面。没有《草原上的小屋》这样的电影。学校的书架上，也没有和约翰·斯坦贝克讲述加州农场故事类似的中国著作。中国最经典最妇孺皆知的小说是《红楼梦》，事无巨细地描绘了一个贵族家庭的生活和兴衰。里面提到的佃户，只是在每年的祭奠之前出出场，交个租子。书里有个人物曾经颇带蔑视地说：“所以他们庄客老实人：‘外明不知里暗的事’，‘黄柏木作了磬槌子——外头体面里头苦。”
美国文学最早的一部著作也和《红楼梦》差不多同一时期。法国移民赫克托·圣约翰·克雷夫科尔在1782年出版了《一个美国农民的信》。本杰明·富兰克林、托马斯·潘恩、珀西·比希·雪莱和塞缪尔·柯勒律治都曾对此书大加赞赏与颂扬。这本书被认为描绘了典型的美国梦。读起来，就像一本浸透了更多汗水的《瓦尔登湖》：“与孩子一起耕作养活家人的父亲，世界上比他更伟大的，恐怕只有身体力行，躬耕农亩，为天下做表率的中国皇帝了吧。”
在荒地，我重读了赛珍珠的《大地》，不知道这本书我的学生会不会感兴趣。同时，也是因为美国有些评论家说我目前的研究“和《大地》有点像”，我想给他们一个更好的答复。当然，赛珍珠那本是一部小说，写的是华中地区九十多年前的事了。
小说的开头，年轻的农民王龙在娶亲当日醒来。他撕掉小破屋的窗户纸，伸了个胳膊出去看天气如何，他感觉到“一阵柔和的微风从东方徐徐吹来，湿漉漉的”，觉得是个好兆头。接着，就是结婚，生子，遭遇饥荒，娶了小妾，经历洪水、战争、田里遭了蝗虫，其中充满了欲望与贪婪。小说结尾，王龙在弥留之际嘱咐早已自视为城里人的儿子们：“我们从土地上来的……我们还必须回到土地上去……如果你们把地卖掉，那可就完了。”儿子们发誓说绝不会卖地。“但是隔着老人的头顶，他们互相看了看，然后会心地笑了。”
这个结尾充满了悲剧色彩。如果王龙活到了解放后，经历一波波革命，很有可能会被戴上资产阶级地主的帽子，被批斗处死。最后，他倾洒血汗挣来的土地将被归为公有，重新分配给贫下中农，比如弗朗西斯在荒地的亲戚们。
赛珍珠去世四十年后，仍然在两个世界中维持着尴尬的身份。中国文学界赞颂她，欣赏她的作品，但真正认真读她书的中国民众却寥寥无几；美国有很多人读她的作品，但并不欣赏，也不太感兴趣。美国小说家威廉·福克纳就曾经表示，不愿意与这位“中国通夫人”为伍。然而，最近才翻译过她著作的中国译者告诉我：“赛珍珠是一位革命者。她是第一个描写中国农村的作家。在这之前，就连中国作家也没能做到这一点。知识分子笔下也都是城市里的知识分子。”赛珍珠小时候住在长江边的港市镇江，到处飘散着著名的镇江香醋的味道。最近修建了一座博物馆，展示赛珍珠在成为第一个赢得诺贝尔奖的美国女作家之前的生活。然而，博物馆的礼品店里竟然少了一样东西：赛珍珠的书。
她一共写了八十本书，但最吸引我的还是她一生的经历。她的父母是传教士，雇用了先生来教她书法习字和孔子等其他中国古代哲学家的典籍。“我有一个双重的精神世界，”她在一部回忆录中写道，“在中国世界里，我说话、做事、吃饭都和中国人一样，思想感情也与其息息相通；身处美国人世界时，我就关上了通往另一个世界的门。”
她很喜欢查尔斯·狄更斯的作品，从她对很多细枝末节的文化差异的描写上，也能看到狄更斯的影响。赛珍珠的父亲将《圣经》翻译成白话的中文，而她自己独特的句法和语序也带着《圣经》的味道：thechildrentuggedatwanglungthen，andwanglungledthemallbacktothehuttheyhadmade，andtheretheylaidthemselvesdownandtheysleptuntilthenextmorning，foritwasthefirsttimesincesummertheyhadbeenfilledwithfood，andsleepovercamethemwithfullness（孩子们拉了拉王龙，于是王龙便带着父亲和儿子回到他们搭的那个席棚，在里面躺了下来。他们一直躺到第二天早晨，因为这是从夏天以来他们第一次吃饱肚子，而且他们也太困乏了）。
这样的场景，这样的声音，对于每个花时间倾听中国人讲故事的人来说，都是再熟悉不过的。平时话很少的中国人要是有了闲暇，凭着一时高兴，就会打开话匣子，快速地说个不停。弗朗西斯喝了几杯啤酒就是这副德行。三舅生气的时候话特别多。关老师则是在上完一天的课想舒缓压力的时候。之前我在北京的四合院里有个绰号老寡妇的邻居，每次我直截了当地问她，某年某月某日发生了什么。她经常好几天以后才回答我，手上还做着其他事情，比如下饺子，“水差不多烧开了。你一定饿了吧。我爸就喜欢这样的馅儿，猪肉大葱。他说我必须嫁给差不多比我大二十岁的一个军官。是他认识的一个人的朋友。1931年差不多就这些事儿”。她的声音很冷静，不带任何感情，仿佛是在讲很久前跟自己无关紧要的别人的事情。这和美国人讲故事太不一样。弗朗西斯一到美国，就注意到每个美国人都是故事的主人公，他们向任何愿意听的人讲述自己的人生故事，甚至在没有听众时也滔滔不绝。弗朗西斯说，中国人是发明了很多东西，但只有美国人才想得出博客、脸书和推特。
前文提到的约翰·斯坦贝克去了一些救济营，为报纸写了一系列报道，由此获得了《愤怒的葡萄》的灵感。赛珍珠的经历和他类似，《大地》中描写的各种场景，都是她的所见所闻。少年时期的赛珍珠曾经在饥荒时和母亲一起给穷人施粥；还在穷人的学校里教过缝纫。一次教会的野餐上，她认识了一个新加入的农学家，约翰·罗森·布克。他的中文说得磕磕巴巴，而她则流利如母语。十八年后，两人离了婚，她写道，和丈夫唯一的共同点就是“在主日学校教《圣经》”。然而事实上，两人都对中国的农田满怀着热爱。
赛珍珠搬进丈夫位于华中的农学研究站。说是研究站，其实就是一座小棚屋，周围的小道泥泞不堪，屋子也是用泥糊起来的，四周都是泥墙。他们把周围的乡村探了个究竟。他的交通工具是自行车，而她则入乡随俗，坐四人抬的轿子。他记录下农村生活的点点滴滴：住房、燃料、物价、饮食、娱乐、婚丧嫁娶等等。当时，在这样一个80％的人口都是农民的国家，还没有人像这样有系统地搜集这些材料。
赛珍珠的丈夫最后将这些材料集结成书，定名《中国农家经济》（ichinesefarmeconomy/i），一时成为比妻子更出名的作者。不过，对于非专业的读者来说，这部出版于1930年的著作十分枯燥，全是冷冰冰的数据表格。赛珍珠帮丈夫把这些报告打印出来，但字里行间的行文对两人的婚姻应该没有什么帮助。想象一下，一个熟读狄更斯著作和中国古代典籍的女人，竟然咔嗒咔嗒地在打字机上敲下以下的文字，“一个种植系统盈利与否，主要取决于作物的产量和售价、人力的季节性调度和利润最高的作物的比例”。
不过，此书接近尾声的很多章节都引用了当地的中文谚语并翻译成英语，比如，读书学不会插秧，只跟邻居学样；隔开种高粱，中间牛能躺。有的话感觉就像来自签语饼，并且经过了弗朗西斯的解析，宁愿饿死娘，不教断了种粮。
是赛珍珠加了这些谚语。丈夫在乡间田野中和男人们聊天，她就和女人们一起待在屋里，询问她们平时的生活，让她们传授朴素的智慧。她的妹妹格蕾丝曾对一名传记作家说：“她非常深入地参与到那个项目中，而且做了很多编辑工作。”布克成书后不久，赛珍珠就花五个月的时间，写出了《大地》。
1930年代，《大地》出了八个版本的中译本，而且被“不断地盗版”，赛珍珠带着一点小得意写道。但1949年共产党执政后，她的那些故事背景都成了不合时宜的旧社会，是已经被推翻的时代。早在1935年，她就离开了中国，也离开了丈夫。后来她和自己的出版商结了婚，搬到宾夕法尼亚州巴克斯郡的一个农场。红色恐慌时期，她以约翰·莎草为笔名，写了五部以美国西部为背景的小说。
尼克松访问中国的1972年，赛珍珠申请中国签证被拒，官方的拒签信中称，拒签原因是“长期以来，你在你的著作中都对新中国的人民和领袖持有扭曲、诽谤和中伤的态度”。九个月后，赛珍珠去世，被埋葬在巴克斯郡的农场里，那是一座孤零零的坟墓，墓碑上刻着她的中文名字。
看赛珍珠的一生，我发现一个外国人写中国，需要万分谨慎。尤其要防范不要让自己被埋葬在梅英东这个中文名字之下。第二个教训是婚姻失败，因为某一方对自己的研究太过专注，忘了分一点时间给伴侣。“我太忙了，太忙了，太忙了，一心都要去求证核实那些土地利用的数据。”布克在意外遭遇离婚后承认。还有个教训，这个国家可能会因为你写的东西，把你赶出去，终身不得入境。
当然了，还是有非常积极的收获。那是个密切关注中国的时代。赛珍珠夫妇认真学习中文，离开了大城市。他们目睹，亲身经历，而不是轻信官方的解说或学者的评论。他们关注普通人的生活，没有从那些名人富翁制造的新闻中去获取信息。1970年，赛珍珠写道：“美国人对中国人有着很浓厚的兴趣，但新闻媒体低估了读者的整体智慧和兴趣的广泛程度。”夫妇俩关注的，不是短平快的新闻，而是那些节奏更慢的故事。他们细细观察着土地与每个人在岁月中的各种改变。
他们热爱农田。二战时，赛珍珠曾经对即将出征的美国飞行员们发表演讲，她说《大地》的情节有些含混，让很多读者认为thegoodearth（直译为好的土地）这个书名是讽刺性的。“如果你降落在中国的农村怎么办？”赛珍珠问飞行员们。“嗯，那你很幸运，因为中国的农村很美。”
吉林的各大报纸在暑假时刊登了如下标题：
“高速公路收费站被爆腐败”
“67岁老妇从十三楼跳楼自杀”
“母亲弄丢宠物猫，九岁男童离家出走”
“来自黄色录像厅的调查报告”
“司机醉驾导致两人死亡”
“聪明小狗使用手机”
“发现一具血泊中的尸体，被打致死”
“喝醉后将朋友从二层窗户抛出”
“农民得奖猪被神秘杀害”
看完报纸之后，中国在我眼里简直大变样。回荒地的公车上，我突然想到，这些乘客是不是都能力通天？他们会腐败吗？会看黄片吗？会杀害得奖的猪吗？
而网上读到的西方报道又是另一番景象：
“中国认为食品价格需要上涨”
“中国在阿根廷大批购买土地”
“中国大批购买土地，巴西表示不满”
中国正在全世界疯狂购物，这是来自《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中国是阿根廷大豆的最大买主。这些豆子一般都用于牲畜的饲料。因为消费者对肉食的需求增加，购买大豆的量也大幅上涨。中国公司在巴西签署了总价值七十亿美元的协议，要求每年生产六百万吨大豆。再加上其他各种合同和投资，使得中国成为巴西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对食品和能源的购买，“帮助巴西复苏了经济……超过两千万巴西人摆脱了赤贫，经济形势稳定下来……”《纽约时报》如是说。
中国从国外大批进口食品，主要是因为国内人口多，需求量大，同时迅速的城市化进程又使得耕地大面积消失。过去三十年来，中国开发成商业用地的耕地总面积，有整个纽约州那么大。
科学技术的进步让现有的耕地产量上升：现在平均一公顷耕地的稻谷产量是六点三吨，是1949年的四倍。“过分追求高产量可能导致过度施肥，影响农业安全，”中国农业部的一名高级官员语带警醒，“当然，我们必须提高这个区域的产量，但我们的技术和资源还无法同步。”
中国将玉米、麦子和大米归为谷物，对这些谷物的存储量也是世界第一，达到每年消费量的40％。中国曾经是大豆的全球最大出口商，现在却变成了最大进口商。单是前文提到的巴西那一单交易，就能满足10％的年度总需求。20世纪初，中国每年只进口几吨玉米。而到2012年，仅仅一年就进口了两百万吨。中国的大量需求，再加上旱灾和美国乙醇产业不断增长的需求，谷物的价格被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峰。
中国大量进口谷物，最大的受益人之一就是美国农民。2010年到2012年，中国每进口五美元的美国产品，就有一美元是花在食品上的。销量最大的是大豆，每年的销售额是一百五十亿美元。2005年到2010年间，美国出口到中国的所有其他商品都翻了一番，包括乳制品、猪肉和果汁在内的食品增长了不止三倍。美洲山核桃更是狂增二十倍。佐治亚州的一位农民喜滋滋地告诉《华尔街日报》，由于中国人相信坚果有益于智力发育，“我们现在严重供不应求”。仅仅一年的时间，美洲山核桃的价格就涨了一倍。
中国不断地进行业务外包。2013年，中国和乌克兰签署了有效期五十年的协议，租下了该国三百万公顷的耕地。而在这之前，中国在海外租的耕地不过两百万公顷，这样一来就翻了不止一倍。在乌克兰这些土地上生产的谷物和养殖的猪将被卖给两个中国的大型国有企业。其中一个叫做“兵团”，成立于1950年代，以加强中苏边境守卫为目的，算是个准军事组织。现在，这个原来的准军事组织挥舞着支票簿，在上面写着，食品。
“我们可以给他们送一车厢猪尾巴，”三姨说。
“这是一句中国谚语吗？”
正在给花儿除草的她抬起头来望着我问：“啥？”
“给他们送一车厢猪尾巴，”我重复道，“啥意思啊？”
三姨大笑起来，灰白的卷发在毡帽下跳跃。“就是送一车厢猪尾巴呗，就是那个意思。哎呀我的妈呀。”她飞来一个调皮的眼神，上嘴唇都快包不住参差不齐的龅牙了。“你刚不是跟我说中国从苏联买吃的？”
1945年8月，苏联红军洗劫了吉林水泥厂，三姨告诉我。现在那儿还是水泥厂，就是之前那个不断喷着黏糊糊颗粒弄脏行人衣服的地方。“日本子在那儿弄了些先进的机器。我们赶走了日本子，机器留下来自己用。但是苏联红军一直待到打完仗，想拿啥就拿啥，全拿走了。斯大林说这都是为了工厂安全，把工厂挪到苏联，美国人就拿不去了。后来他又送回来了。周总理给了他好多苹果和大豆。周总理就说：‘猪肉我们是没有，但是可以给他送一车厢猪尾巴去。’”
“所以说不是真的送猪尾巴去？”
“中国那前儿都穷成啥样儿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