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的荒地村生机勃勃。一团团棉花般的白云倒影在水洼之间，鱼儿跳跃在水面上，鸭子嘎嘎，青蛙呱呱。我在红旗路上散步，随处可见毛毛虫和立在叶尖上的蜻蜓。拖拉机开过广阔的绿色稻田，一直延伸到远处的山脚下。还有两个月才到收割的农忙。接着北风就要造访，太阳在下午4点前就会下山。这短暂的夏天，值得仔细品味，好好珍惜。
周边旅行一圈后再回来，感觉这片土地格外宁静。一眼望去，没什么好看的，实在让人松了口气，心理负担全消。与哈尔滨相比，要描述荒地，仿佛只能讲述它的过去，现在没什么好讲的：没有博物馆，没有地方报纸，没有坟地，没有标牌，没有图书馆，没有故居或战场的遗址。村民们说起最近村里的一些发展，一家人可以一起种一片地，得来的收成自由买卖；他们带着骄傲，满足于没有战争、饥荒、土匪强盗和跟随政策变动的生活。我万分理解这种骄傲。我走出红旗路，往三舅家走去。他看到我，第一句话就是：“你回来啦。你走的时候，啥事儿都没有。”
我想想背包里那些写得满满当当的笔记本，心想“啥事儿都没有”还真是新鲜。三舅的意思很简单，一切都好：没人生病，稻子长得挺好，天气也不反常。他带我走过他那片地的田埂，稻子正按部就班地成熟，青蛙在我们的脚边疯狂地跳来跳去。咱俩是来除草的。那些影响稻子成熟的野草有学名，就像来自《芬尼根的守灵夜》：鸭跖草、猪殃殃、稗子。
三舅主要搜寻一种三个叶片的单株野草。这种草必须用手拔。但除草剂效果还不错。“稻子长得挺好，”他说，“你媳妇儿呢？”
“她在香港。”
“挺好，有工作就好，”三舅说。接着就直愣愣地看着我，黑黝黝的脸上带着茫然的表情，这些日子好像又新添了几道皱纹。他的左眼总是流泪，像白内障的前兆。从田野那头远远看过来，他仍然是个矮胖结实的壮年男人，一头白发理成清爽的平头也显年轻。但走近看，六十七年的岁月全在他脸上纵横交错地刻着呢。我想，也许把他的庄稼签给东福米业，搬进一个设施齐全的现代公寓，未尝不是个好主意。
“她在那儿工作，你大老远跑这儿来，”他说，“你怎么给得起这个钱？”
我的开销很少：坐火车，吃饺子，租房子，偶尔路上住个便宜旅馆。一个月的花费顶天了也就几百美元。但这个数字在三舅看来已是天价。三舅觉得大葱的价钱也是天价。
“现在啥东西都更贵了，”他说，“以前从这儿到荒地诊所，坐三轮儿只要五块钱，现在都七块了。一年涨了40％啊。种子也涨价了。猪肉涨得太吓人了。”一年前，一斤猪肉十二元。现在一斤要十九元。
话题从我的生计（或者说没有生计），转移到各种东西的价格上。很多村民一谈起物价，都像打开了话匣子，总要花点时间发表两句意见。三舅如数家珍，说了很多涨价的东西，从肥皂到牛奶（和去年相比涨了9％），再到大葱。在东北菜里，大葱的地位就像意大利菜里的牛至叶。三舅现在去市场买葱，都讲不下来价了。“今年我就自己种。还种了土豆、（西红）柿子和洋葱。我还买了只母鸡，因为鸡蛋也涨价了。”
通货膨胀是全国性的。最近一次在火车上，我看到周围的乘客一边大声啃着煮玉米，一边读着《货币战争》《欧元系统的崩溃》《非理性的积极力量》这类书籍。政府采取了多种措施抑制通货膨胀，然而，那天早上的报纸头条，依然报道说油价又创新高，达到每加仑四点九一美元。另一篇文章写道，中国一个很受欢迎的网上论坛投票选出“涨”为年度汉字。其选票超过第二名“怨”差不多五倍。
火车经过一片寂静的青纱帐，我问坐我旁边那些来自各行各业的男女老少，怎么看涨价这件事。不问则已，一问大家就七嘴八舌地讨论起飞涨的房价，还有食用油涨价了，卫生纸涨价了，机票涨价了，学费也涨价了。大家讨论得越来越热烈，乘客们义愤填膺地指责那些囤货的，炒房的，说涨价这事儿真是“气死人了”。在中国，这些基本都上升到私人恩怨的高度。突然间，一切都被涨价席卷，包括我之前还安安静静的火车之旅。
所以，中国社科院一年一度的《社会蓝皮书》将物价列为公众最关心的事情，也在意料之中。中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也就是通货膨胀的计量器，在2011年3月涨了5.5％，创造了涨幅新高。主要推手是食物价格，平均上涨了11.7％，某些地方的蔬菜价格甚至翻了倍。
康师傅，全国最畅销的方便面，涨价10％，宣称说是配料涨价了。而法国超市连锁家乐福不同意，于是全中国一百六十九家家乐福拒绝上架康师傅的产品。既然跟法国商家扯上了关系，就让我们充满法国激情地喊上一句：涨价啦！！房地产的价格仍潮涨不止：在与香港接壤的城市深圳买一套一百八十五平米房子的钱，能在纽约最好的地段买一套四房公寓。
就连死者也没能逃过涨价。在私人运营的深圳罗浮山永久公墓，一个售楼小姐告诉弗朗西斯，出五万元，能让她父亲的骨灰在山上一个一平米的墓地里安放二十年。之后可以选择再放五十年，不过前提是公墓还在，没变成房地产建筑工地。
“如果选那些风水好一些，也就是背山面水，能看到池塘山谷的公墓，”售楼小姐说，“那就要出七万块。那些都卖得快。我建议你今天就出手。一天一个价。”弗朗西斯迅速选了个风景不错的墓。
我可不敢跟三舅说真实的价格。我只是跟他说，弗朗西斯去了选定的墓前，跪下来，跟爸爸讲家里又发生了什么事，将他的骨灰入土，在地上磕了三个头，伤心地哭了，然后告别。
“嗯，挺合礼数的，”三舅赞许地说，“要讲孝道。”这话能从三舅嘴里说出来，那就是最热情的赞美了。我的内心一下子柔软起来，想起那天手上捧起新鲜泥土的味道，头磕在坟墓旁的地上那种接地气的感觉。接着三舅发问了：“买那个墓，花了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