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先生又说了汉语：“再见。”再见。
一天清晨在哈尔滨，天气很好，我在高远的蓝天下，走过哈尔滨制药集团老干部活动中心和同一个公司的房地产集团办公室。这是非常典型的21世纪东北漫步，路上看不到任何旧时代遗留的真东西，但又能寻找到蛛丝马迹：酒店翻修做旧的黄铜门前有楔石，写着1903。重新粉刷过外墙的犹太会堂；圣索菲亚大教堂绿色的洋葱顶。“哈药集团欢迎您来到哈尔滨！”教堂前广场上巨大的广告牌十分醒目。教堂的外墙是红砖砌成的，仔细辨认，上面还依稀留着“文化大革命”时期用明黄油漆刷上的反帝国主义口号。
然而，破坏又重建的历史循环往复，如今，哈尔滨曾经是“世界舞台”的过去并不是需要藏着掖着的丑事，而是城市宣传的重点。两个街区外就是全世界唯一的国际友好城市展览馆，一名导游领着一群中学生，经过一个个展室。每个展室都代表了哈尔滨的友好城市，一共二十七个。“我市政府与这些城市建立的友谊，宣扬了和平稳定与相互理解。”导游又在背诵课文了。孩子们盯着来自英国桑德兰的镀银勺子，智利蓬塔阿雷纳斯的邮票，日本旭川的清酒和以色列吉夫阿塔伊姆的一本《光明篇》。“忘记历史等于背叛。”导游如是总结。
孩子们你推我攘地走过展览馆光滑的大理石地板，一边摸着胡桃木墙板。从墙板的材质能寻找到这栋大楼过去的踪迹。一个世纪前，哈尔滨还是国际铁路枢纽，而这里是丹麦领事馆的所在地。一会儿学生们又驻足观察芬兰罗凡涅米的小旅鼠标本，闻闻来自拉脱维亚陶格夫匹尔斯的羊毛围巾，接着看看乒乓球世界冠军维尔纳·施拉格穿过的运动服，他是奥地利维也纳新城人民引以为豪的城市之子。
“那个地方到底在哪儿？”一个男孩打破沉默问道。“这些城市都在什么国家？”在中国，展览馆很少有地图，学生们困惑不已，有些焦躁和嘈杂。导游无意中看见了我，就像抓住了救命稻草。我也正对着一些展品困惑不已，据说这些展品来自哈尔滨最近的新朋友，我的故乡，明尼阿波利斯。“这是我们在美国的友好城市！”导游兴奋得快喊起来了。“这位肯定就是我们的美国朋友了！”等到大家满含着崇拜和惊喜的欢呼逐渐退却，我用中文解释，自己并不是展览的一部分。接着又转身去看我的故乡代表性的展品。那座我引以为豪的城市，有著名的沃克艺术中心，名扬全美的歌手“王子”，优雅美丽的天际线和宁静的湖泊组成的市中心。明尼阿波利斯的市长办公室选了一些东西作为城市代表前来展出。最醒目的是珠宝。接着学生们和我一起看了一个弓箭头，射箭靶和百思买集团的标志，还有黄金地鼠的标本，一盒盒金枪鱼罐头和贝蒂妙厨的天使蛋糕预拌粉。“那里冬天很冷，和这里一样，”我补充说，试图找些共同点，“冬天很长，很多人都爱喝酒。”导游打断了我，背起解说词，说明尼阿波利斯有二十一所大学和三十个剧院。但孩子们的目光已经移向他处，盯上了旁边的木偶，来自罗马尼亚的普洛耶什蒂。
中国特别喜欢把友谊挂在嘴边，尤其热衷这种友好城市之类的官方行为。不管谁来这儿参观，都会听到各种工作人员不断念叨“为了我们的友谊”，心里会特别烦躁，迫不及待地往出口走，不想再听我们的友谊这次又要出什么幺蛾子（还不如晚上安安静静在家里读本书呢）。在和平队工作期间，我曾经遇到过一次反对帝国主义的宣传活动，那时我才知道，原来我们被粉饰成了中美友谊志愿者。那两年，我遇到很多要求，让我做这做那，去参加英语角，去卡拉ok唱卡朋特的歌，去吃火锅，去吸海洛因……人人都告诉我那是为了我们的友谊。当一句话大众到连瘾君子都能随意引用，那一定失去了原本的意义。
为了吸引中外游客，哈尔滨复活了原先那些特别上镜的背景。国际友好城市展览馆周围绿树环绕，像是繁忙喧嚷的闹市中一片安谧的净土。两层楼高的建筑，柠檬色的外墙，看上去仿佛这栋建筑在圣彼得堡上了车，在哈尔滨下了车，决定在这座城市结束旅程，安身立命。
展览馆内，孩子们排队经过各种展品。地板光洁如新，反射着顶上枝形吊灯的光，都能做地灯用了。大大的窗户，配着厚重的红色幔帐，就是电影里面经常着火的那种。大理石的台阶也修成电影里那种感觉，旋转上升，仿佛随时随地都会有盛装的美人从上面摇曳生姿地走下来。这栋大楼历史悠久了，在俄占时期、民国时期、军阀时期、日占时期都有使用，一直持续到共产党领导的现在。我很想问一个女生，会不会觉得我们可能在这里遭遇幽灵。不过导游让我们别说话，念经似地唠叨“不要交头接耳，不要乱扔垃圾，不要随地吐痰。禁止拍照，不要玩手机。保持安静”。
我们参观了一些来自加拿大埃德蒙顿的硬币。还有一件连帽衫，上面的价签都没剪，是加拿大麦科文大学的校足球队服（格里芬们加油哦！）。法国阿拉斯的展区有一把摇椅和一封市长让—马里·范里伦伯格的亲笔信。亲笔信字体流畅美观，让同样也写了亲笔信的新西兰南塔拉纳基市长罗斯·顿洛普相形见绌。上一次我看到这样糟糕的书写，还是偶得一本八年级学生的数学笔记。不过我还是仔细看了看顿洛普市长那些鬼画符一样的字，字母i上那个小点弄得跟画了颗心似的。从信里的介绍，我了解到，南塔拉纳基拥有世界上最大的乳制品工厂。而且那里的人民都知道，哈尔滨国际友好城市展览馆，能够“帮助哈尔滨市民多多了解那些国际友人的风俗、文化、地标建筑和地理位置”。一个疲倦不堪的参观者，读到这些东西只会翻白眼。然而，展室里是那么安静，甚至能听到孩子们肚子饿得咕咕叫的声音。加上没有人因此而哄笑，就显得更加安静了。
友好城市运动发源于欧洲，也称城市结谊，可以追溯到9世纪。那时法国勒芒率先和德国帕德博恩结为友好城市。1931年，美国俄亥俄州的托莱多邀请了西班牙的同名城市，开启了北美友好城市的先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城市结谊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一些是为了促进相互间的谅解和睦，一些是为了冷战时期政治鼓吹的需求。1956年，艾森豪威尔治下的美国政府牵头成立了国际友好城市协会，现在是一个非营利性机构，办公地点在华盛顿特区。
根据该协会对自己使命的阐述，在“后邪恶帝国”时代，这些友好城市关系，是为了“从各个城市做起，建立全球合作，宣扬文化理解，促进经济发展”。换言之，就是为了我们的友谊。美国的城市通常有很多友好城市，但协会的网站上比较不赞成这种“滥交”。“多于一个友好城市的情况，只能在城市社区认为有必要和有足够资源去支撑多个友好关系的前提下发生。”这话令我脑海中浮现一个私人广告，抬头是急寻城市交友：单身、有魅力、性格多样的大都市寻找国外伴侣；希望建立长期联系，互相往来，互通有无；注重规模，乡镇勿扰，谢谢。
中国的第一对友好城市是1980年结成的，上海与旧金山。从那时候起，是否有友好城市和友好城市的多少，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认定一样，在中国成为衡量城市发展程度的标准之一。中国的都市纷纷对外国城市抛出橄榄枝，热情相邀，建立友谊（还让他们和台湾的友好城市分手：美国莫比尔就抛弃了高雄，与菏泽和天津在一起了）。北京有四十七个友好城市，简直给人一种世界大同的错觉。其中伊斯兰堡和特拉维夫竟然同时在列。有的友好城市结对是凭直觉，完全兴之所至：拉萨和蒙大拿州的博尔德；充满工业气息的武汉和曾经的世界钢都匹兹堡；吉林省的小城市蛟河与同样名不见经传的加州福尔松。以上例子都还算是互相之间比较匹配，有相似之处的城市互相结盟，而葫芦岛，这个已经破旧不堪的东北港市，竟然跟魅力四射的拉斯维加斯攀亲，就需要无限的勇气和足够厚的脸皮了。这个港市已经在积极输入赌城的文化，每年都要举行国际泳装文化节。
我们这个小小的旅游团迈着疲惫的步伐，来到楼上，经过一顶犹太男子戴的圆顶小帽，这个展品旨在说明哈尔滨曾经拥有远东最大的犹太社区。我们盯着一个生锈的熨斗，证明“哈尔滨繁荣发展，成为一个开放包容的现代城市”。没有什么东西能跟附近的犹太会堂、圣索菲亚大教堂、修复的鹅卵石大街或颓败的原俄国人聚居地联系起来。没有任何说明提到沙皇、中国皇帝、军阀以及他们所统领的军队，都曾为了哈尔滨挥师杀敌，大开杀戒。没有提到这里曾经是说着四十五种语言的五十三国人民趋之若鹜的居住地和避难所。
映入我们眼帘的，只有五花八门的展品，来自泰国清迈（手工挂毯）、菲律宾卡加延德奥罗（一个鸵鸟蛋）、英国桑德兰（一张乔治·华盛顿的照片，他的父母是那里人）。澳大利亚格里菲斯也送了一颗蛋，是鸸鹋蛋，还有袋鼠皮和黄尾袋鼠牌的酒（不过现在只看到空空的酒瓶）。日本旭川的清酒瓶也是空的，俄罗斯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送的伏特加也不知道被谁喝干了。孩子们盯着玻璃柜里陈列的一个飞去来器，很是好奇。展厅里鸦雀无声，光线昏暗。我们参观着空空如也的啤酒瓶和锁起来的武器。角落里是罗瓦涅米的展区，有一堆给圣诞老人的信，没有开封。
“罗瓦涅米最受欢迎的居民就是圣诞老人，”导游的背诵打破了沉默，“每年都有成千上万世界各地的游客去参观在北极圈的圣诞老人村。”那些去不了的人，就会写信去，比如这位香港九龙界限街139号的马克斯·李小朋友。结果他的信没人看，被原封不动送到哈尔滨来展览了。
导游把我们带到楼下，进行了一番总结：哈尔滨，国际化的大都市，代表了友谊、发展、现代化和最重要的友谊。孩子们都盯着我笑了。我心想，这总比被叫老外好。展览馆的闭馆时间要到了，孩子们走过明尼阿波利斯的展区，那些展品恰好佐证了一些批评家的观点，他们说友好城市运动不过是相互做生意和增加贸易往来好听点的说法而已。但我放下了这种属于外来者的嘲讽心理，按照导游的要求，用带着明尼苏达口音的普通话，热情介绍了那盒皮尔斯伯里·芳菲蒂的布朗尼蛋糕预拌粉如何反映了密西西比河上米尔城人民的生活。
从小，我就习惯了疯狂地盼望最新一期的《国家地理》。我喜欢里面的地图，拿来贴在卧室的墙壁上。如果你生在明尼阿波利斯，周围是一望无际的大陆，四面八方几乎都是等距离的土地，很自然地就会去想，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和平队里很多志愿者来自中西部，并不符合美国的人口比例，我想这也是原因之一。参加和平队，是一张走出大陆的票。
而在这个阳光明媚的美好清晨，我在我们的友好城市哈尔滨经历和目睹着下面的一切：圣索菲亚广场，我坐在一条绿色的木长凳上，旁边是一丛丛黄色的金盏菊，黑色蝴蝶环绕在周围。一个小女孩在喂鸽子；一个小男孩在吹泡泡；来来往往的女人们撑着阳伞；一对路过的情侣穿着愤怒的小鸟情侣装。空气中回荡着公交车的喇叭声和大嗓门的东北口音：哎呀妈呀，嗯呃。饺子店的雇员们站成整齐的一排排，做午饭后的广播体操，聆听经理激情满怀的训话。蜻蜓飞到金盏菊丛中，发出嗡嗡的响声。一个女人靠在老教堂的墙上，拍了好多照片。一个男人大摇大摆地走过，手包夹在腋下，好像那是他随时要抽出的武器。他后面还跟着一个男人，两手都拿着一个棕色的用细绳封好的档案袋。一辆餐车上飘来热狗和爆米花的香味。旅行在外，一切看起来都可能是新鲜的，平时司空见惯的东西也会变得有趣。哈尔滨整座城市仿佛是一场大型展览，这里的游客也是展品（特别适用于中国）。一位老爷爷抱着宝贝小孙子，快步走向金盏菊丛，扒开他的开裆裤，抱着孩子就开始给花儿们“浇水”。我看着他们，他们看着我。我们的表情一模一样。友好市民嘛。
我上次和伐木工人孟照国见面，还是在荒地村以北一百二十多公里的红旗林场。林场周围是仅存的一片橡树、桦木和水曲柳，曾经的覆盖面积是怀俄明州的两倍。那次，孟照国事先跟我打了招呼，说了地址，我在那条乡村小路的最后一间房子里找到了他。现在，他叫我去哈尔滨商业大学，走到校园里的最后一栋楼。“要是找不到我，随便问个人就行，”他说。人人都知道这人曾被外星人绑架过。
我站在哈尔滨商业大学门口，感觉我又来到了另一座鬼城。校园是某个工程的一部分，哈尔滨政府投入了大量资金，要在这一片修建哈尔滨新的市中心，规划区域和纽约差不多大。不过现在工程止步不前，人们就是不想搬到松花江这边来。而有些烂尾楼的建筑工地，重新长满了青纱帐和一排排豆子。大学的主楼很空，只有一群学生大喊着英语短语，手里拿的课本是著名的《疯狂英语》。我感觉这套教材教的不是如何用英语交流，而是如何用英语咆哮。我走在移植过来的高大松树之间，学生们的吼叫齐刷刷地传来：“it'sbetterthannothing（聊胜于无）！youcan'tpleaseeveryone（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timewilltell（日久见人心）！”
走到学校那一头，我就看到笑容满面的孟照国。“在这儿工作我特别高兴，”他说，“校园很安静。我负责在锅炉房烧开水。”这工作比伐木好多了，他说。过去的他干了小半辈子伐木工。现在曾经的林场只剩下10％的树，被保护起来，作为龙山国家森林公园的一部分。红旗林场原来的工人，要么离开另谋生路，要么留在那儿继续种豆子。
孟先生穿着一件干净的白大褂，宽松的长裤和一双休闲鞋。一头黑色的短发整齐地梳向一边。他看上去瘦了些，但是更健康了。和那时候一样，一脸真诚实在。但他很厌倦再讲述所谓的孟照国事件。跟他聊天，就好像我想象中和一个曾经的艳星聊天，两者都对自己的过去羞于启齿。“有的学生跟我讲，他们在电视上见过我，”他说，“我就说那是别人，只是长得像我。”
但正是这份“恶名”帮他搞定了工作。“一个朋友跟我讲他们在招锅炉工，我来面试的时候，老板在新闻里看过我。学校分了个房子，有暖气的。我老婆和女儿也在学校工作。我儿子在哈尔滨上中学，学校不错。他在学英语。他在这儿比在林子里待着好。”
孟先生是我在东北见过的最富自我创造性的例子。在其他中国人的眼里，东北人慷慨宽容、勤劳肯干，有时候有点二。所以，全国第一个声称和外星人发生过关系的人来自东北，也不算什么奇事。
之前去红旗林场看孟先生的时候，他住着两间房的木屋，每一根木头都是他亲手钉上去的。光秃秃的灯泡放着黄色的灯光，从天花板上垂下来。他没有电话，那儿也没有信号。炕上的枕头瘪瘪的，没塞什么东西。一头的墙上贴着一幅褪色的世界地图。“我很久以前就贴上去了，”他解释说，“当时梦想着，多去点地方，走一走，看一看。”
另一面墙几乎被一台大屏幕的索尼电视完全覆盖。“在这儿只能收到两个台，”他说，“所以真是浪费钱。但不是我买的。一个做生意的听完我的故事，给我送来的。”还有个马来西亚的游客，给他带了头奶牛过来。“我卖了，”孟先生告诉我，“养奶牛是要花钱的。我在这么个地方，要奶牛干吗？”
我们一起到屋外散步，踩在雪地上，听着唰唰的响声。面前的龙山连绵起伏，天光渐暗，紫烟升腾。孟照国说，1994年，就在一个很相似的晚上，他见到山峰后发出金属一般的光束。“我以为是直升机坠毁了，所以就跑过去，打扫一下现场。”他来到谷口，远远地想看一下坠毁现场。突然，“轰！什么东西正好击中我的额头，把我给打昏过去了”。
他醒过来的时候，已经在家了，根本记不得自己是怎么回家的。几天后的一个晚上，他惊醒过来，发现自己飘浮在炕上。老婆就睡在他下面，而自己身边是个三米高，有六根手指的外星女人，大腿上一层毛辫子，腿就缠绕在孟照国的腰间。孟先生和这个外星人做爱长达四十分钟。“接着她就穿过墙，消失了。我飘回炕上。她给我留下了这个。”他脱掉裤子，露出一条五厘米左右的锯齿状伤痕。看起来更像是伐木时不小心被锯子割到的，但他坚持说，只是碰巧看起来像而已。
第二天早晨他跟老婆讲了晚上的事情。老婆没觉得他是负心汉，他说。毕竟，那一刻他是很无助的，就在自己床上，被一个外星人劫持了。
我请他画一画那个外星人。他接过我的笔，从一卷草纸中扯下一片（“这说不定就是用我砍的树做的”）。我惊讶地发现，这个外星人挺眼熟。看起来很像梁思永年轻时在林场附近新石器时代的考古现场挖出来的大眼睛雕像。事实上，比那些雕像还要更眼熟一些。孟先生在外星人的大腿根部画上一个小小的×，我灵光一闪，啊，原来他画的是米其林轮胎先生，只不过全身长着毛。
红旗林场的生产基地有一家汽车修理厂，门口的招牌上就有轮胎先生，肥嘟嘟的大白脸，满脸笑容地向来客招手。我想着那块招牌，想着孟先生门口那一堆堆空空如也的五星牌啤酒板条箱和这荒无人烟的地方，想着东北的漫漫寒冬，以及无边无际的空虚和孤独。但孟先生讲故事的时候，特别平静，不着急，也不要讨好谁，听上去特别可信。我压制了内心这番演绎。孟先生建议我们和孩子们一起到外面去，把我给他们带的鞭炮放了。那天晚上，我迷迷糊糊地睡在他炕上，睡的很浅，生怕自己也被绑架了。
中国政府允许人们表达对外星生命的相信，这大概可以归入天文学的范畴，也可以说是共产党支持的科学社会主义。一本专注于飞碟学的期刊发行量是二十万册；中国ufo研究中心有五万成员，每年都会召开会议。后来，和所有以信仰聚集起来的团体一样，这个组织分裂成不同阵营，因为一些观点上的分歧吵得不可开交。孟先生的故事通过手机短信和互联网流传开来，媒体的电话就打了过来。他在全国性的报纸和电视上都露了脸。他甚至成为维基百科上一个页面的主题。这个页面存在很大争议，列出了他故事的不同版本，其中包括他被带到外星人的母星，木星，并受到外星人“不断地骚扰”。
“记者不断想在我的故事里找破绽，”在林场的时候，他告诉我，“一遍又一遍我讲得都烦死了。说到底我就是个农民。”
但第二天早上他又给我讲了故事的后续：外星人造访他家炕头的一个月后，他再一次惊醒，发现自己的身体飘浮着经过炕头墙上的世界地图。他飘啊飘，飘过云端，进入一艘宇宙飞船，一群外星人围着他，给他穿上一件人肉做的袍子。
“什么袍子？”
“人肉做的袍子，”他重复了一遍，“他们说的是中国话，但是口音很重，所以一开始我也听不懂。他们说他们都是逃难的。和我一样，他们想逃离过去的生活。所以离开了快要消失的家。”
这个故事和无数迁徙到东北的人一样。
孟先生要求见自己的外星情人，就是那个大腿内侧编着毛辫子的女人。
“‘不能见，’他们说。但他们接着说的话给了我一点儿希望。‘六十年后，在遥远的星球上，一个中国农民的儿子将会诞生。’”
这简直是神来之笔。孟先生将中国人的阶级意识带到了星际关系之中。这个故事帮助孟先生和他的老婆孩子离开了林场小路上最后一间房子，进入了省会城市的大学校园。我们在哈尔滨共进午餐，他又讲了一遍这个故事。只有一个小小的细节变了：他说做爱时间是一个小时，不是四十分钟。“我问那些外星人，我能不能看到自己的儿子，”他补充说，“他们说可以，但不能告诉我在哪里。”
我开玩笑说，可能是在友好星球上。但孟先生没有笑。“曾经，人类认为地球是方的，平的，”他说，“十年前，还没人相信有手机这玩意儿。人啊，要是从来没亲眼见到什么东西，自然就会怀疑那东西的存在，也不相信有人会过那样的生活。我是第一个有勇气站出来说‘我看到了’的人。”
“不过，你也知道，”孟先生边说边郑重其事地点点头，“在这儿，啥时候见不到点奇怪的事儿呢。”
中世纪犹太神秘教的经典，是犹太神秘主义对摩西五书的注疏。——译者
格里芬是希腊神话中半狮半鹫的怪兽，也是麦科文大学的标志。所以校队队员也被称为格里芬。——译者
伊斯兰堡是巴基斯坦的首都，而特拉维夫是以色列的第二大城市。两国之间的矛盾冲突由来已久。——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