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回到荒地村三舅那片正在成熟的稻田之前，我沿着一条分岔的铁路线，寻访了四个历史遗迹。嗯，勉强可以称得上是遗迹吧。那是东北还是“世界舞台”时留下的。第一站，是个人烟稀少的鬼镇；第二站，是个人迹罕至的鬼村；第三站，是个早已废弃的鬼博物馆；而第四站，是去见一个男人，他发誓说，自己和一个外星人发生过性关系。
先去鬼镇，哈尔滨西面三百二十公里的地方。我在齐齐哈尔下了车。齐齐哈尔这个名字，大概是这个城市最棒的部分了，富有韵律，特别好听。齐齐哈尔火车站还是日占时期日本人修建的，用了巧克力色的整块巨石。而现在，这里的墙上还刷着红色大字，用“毛泽东思想万岁！”这句响亮的口号迎来送往，在全中国也属绝唱。
清朝时，齐齐哈尔是军事要塞，还是重要的穆斯林社区所在地。这里有三百年历史的清真寺，孤零零地站立在市中心崭新的宽阔大道之间。当时清政府不允许俄国人把铁路修到已有的城市附近，因此中东铁路修在离齐齐哈尔市三十二公里的地方。往返需要乘坐一辆窄轨列车。现在窄轨列车当然已经消失，从市区到那时候的老火车站，要坐大巴，沿着水泥和土路上深深浅浅的车辙，颠簸一个小时，来到一个名叫昂昂溪的小镇。
昂昂溪火车站还在，看上去如同黑海地区的乡间宅邸：窄而长的窗户，山形的屋顶，被漆成浅橙色的外墙。这里没有密集的客流来来往往，也没有火车时不时鸣笛进站。除了树上的蝉声和别处一样聒噪，其他一切都是安宁的静止的。街对面的土路不断延伸，经过砖砌的村舍，木质的门廊上有美丽的雕花。这些五十年以上历史的房子，基本都漆成黄色和蓝绿色，不约而同顶着腐朽的屋顶。破碎的窗户周围野草丛生。
野生的玉米秆长满了过去的人行道。在曾经回荡着马蹄声和车轮声的主路上，四个年迈的中国老太太蹲在水洼旁。她们面前都铺着毯子，上面摆着一些菜，蔫蔫的黄瓜和干瘪的蚕豆之类。和蔬菜的卖相一样，老太太们看起来也相当憔悴萎靡。“你来找历史？”其中一个跟我说，“你来得也忒晚了！”
事实上，我来得刚刚好。俄国铁道俱乐部的旧址门居然是开着的。从外面看，这是个粉色的锯齿形要塞。走进去，会看到一张张桌上散落着扑克牌，椅子也被推得乱七八糟，仿佛大家都弃了牌，匆匆忙忙赶火车回国了。站在这鸦雀无声的房间里，我背上突然不由自主生出一股寒意。我大声问有人在吗，问题撞到厚厚的墙壁，又弹了回来，回声变成唯一的答案。
现在，每天会在这个车站停靠的客运列车，只有三趟。其他大多是货车，运石油或原木。售票处只有一个工作人员，给我指了指车站门口挂着的中文标牌，上面写明，车站于1903年建成，有“整条铁路线上现存最完好的木质天桥”。天桥上落满了东北的皑皑白雪。即使是今天，旅客从暖烘烘的热闹火车上看到眼前这荒凉颓败的景象，下车前可能也要犹豫好一会儿吧。怪不得这条线上的车站要漆成那么鲜亮的颜色。
1930年，哈佛毕业生梁思永在这里下了车，独自一人。铁道工作人员在这里发现一个坟茔，有一些石雕，用他们的话说，“看上去挺老的”。梁思永在这里进行了当时中国为数不多的科学挖掘行动，发现了七千年前的史前古器物。那时他年仅二十六岁。
这个考古挖掘现场有专属的小博物馆，在城外八公里左右的地方，旁边的道路笔直地穿过绵延荒芜的土地。我在第一个展厅遇到一位导游，他的语气里带着职业性的热情，站在真人大小的远古亚洲猎人模型面前介绍道：“这个聚落是北方捕鱼和狩猎文化的摇篮。”导游听起来像在背诵课文。“住在这里的原始人类，用非凡的智慧和勤劳的双手，创造了灿烂的文化。他们为中华文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这些原始人类应该完全没有中华或中国的概念。他们只不过在不停敲打石头，希望能取一点火星罢了。但导游继续深情地说道：“昂昂溪原始人以坚强不屈、永不放弃和先锋开拓的精神，创造了人与自然的和谐。遥远的历史时刻提醒着我们，也要为祖国的富强贡献一分力量。”这个考古遗址也是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就连原始人也能和国家的富强扯上关系。
博物馆的另一个展室关门了。一个讲解员为我开了门，打开灯，扭头走了。透过玻璃展示柜，我看到一件手织的毛开衫，一把刮胡刀和一块砚石。一开始，我吃了一惊，以为原始人真的有非凡的智慧和勤劳的双手。过了一会儿才看到一张黑白照片，照片上的年轻人一头黑发梳得油光锃亮，戴着眼镜，领子上了浆，戴着领带。原来这是梁思永的纪念厅，他是“中国考古学之父”。
研究北京城市规划的那几年，我深入了解了他的哥哥梁思成，被称为“中国建筑学之父”。我采访过梁思成的儿子，也读了很多关于他父亲的资料。两兄弟的父亲曾是清朝著名的革命者，逼迫慈禧太后进行现代化改革，最后功败垂成。但那时我从来没听说过梁思永这个名字。
我慢慢看着他多年来的照片，还有在昂昂溪挖掘的工作照。接着看到一个玻璃柜，标示牌写着，“梁思永专著与工作日志”。里面有一摞厚厚的纸。最上面一页打印着十分工整的英文标题，expeditionjournal（《远征日志》）。
我突然热泪盈眶。此时此地，我的心境也许和1930年的梁思永类似，长途跋涉来到这里，第一次挖掘就有惊天大发现。我已经读了很多西方旅人在东北的游记，那么中国旅人在这里的感受又是如何呢？
讲解员正用手机玩着纸牌游戏。她可没我这么激动。她说她不认识英文，所以从来没翻开第一页，看看这到底是真书还是宜家样板间的那种道具书。不过她也没有展示柜的钥匙。“我的钥匙只能开大门。我根本不知道谁能开那些展柜。”她踩着高跟鞋嗒嗒嗒地走远了，我被孤独地遗忘在荒野之中，就在昂昂溪人烟稀少的鬼镇边。
梁思永日志的手稿在一万多公里之外的哈佛大学的一间珍本藏书室里。这本书是全英文的，如果留在中国，十有八九会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烧毁，就像他那位著名的建筑师哥哥的那些手稿。梁思永在“文化大革命”前就去世了，1954年死于心脏病，享年五十岁。
这本工作日志读来比较亲切，没有那么学术。他以独特的视角，描写了日本占领前夕的东北：梁思永从北京出发乘坐火车，中间经常开到岔路上，给军用列车让路。这本日志写于1930年，描述了两个月之内发生的事情，文字涉及俄国、日本、中华民国和一路上那些起起落落的军阀。
当时的经济也是支离破碎。梁思永写自己到哈尔滨采购生活必需品，“各种各样种类繁多的纸币和钞票让我困惑又震惊。除了大洋和日元，还有哈尔滨元、黑龙江元、银票”，另外还有两种。“每种都有自己的汇率，用不同钱币的商店汇率也都不一样！另外，我提到的后面四种钱币在省外没法用。”
为了开展考古挖掘，梁思永先要取得俄国铁路局和中国省政府双方的许可。不过，一封地头蛇的介绍信免去了这些繁文缛节。梁思永对这位铁腕人物的描述很符合我遇到的很多东北人。他在书里写道：“他是个很有代表性的样本。圆乎乎的脑袋，国字脸，粗粗的脖子，宽厚的胸膛，简而言之，是个三十出头的壮实男人。他言行锋利，飞扬跋扈，比较粗犷，甚至可说是粗俗。但他也是个直来直去的爽快人，以自己的方式和语言展现了一个精力充沛、办事高效、吃苦耐劳的汉子形象。他是这片土地上典型的男人，雷厉风行，说到做到。这件事需要官方介入的程序不到十分钟就解决了。我正式取得了挖掘许可。”
当然，当地的土匪既不会读书识字，也不会讲理。一群匪徒骑着马，追赶着梁思永，直到他找到一个栖身之所，那个地方是“真正意义上的堡垒，墙有六到九米高，还有射击用的枪孔。枪声整夜不停息，响彻整个城镇，像过年的鞭炮一样”。
在整个远征的过程中，睡眠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有时候是土匪火并，枪声吵闹；有时候是睡的炕太热，让梁思永感觉有火在炙烤着脊背；加之用作燃料的牛粪味道难闻，也令他作呕。他经常会半夜惊醒，驱赶到处搜寻食物的老鼠。最难熬的是天寒地冻，“西北的大风实在力大无穷，能穿透我最厚实的大衣。我的鼻子仿佛冻僵了，连呼吸都困难。我的手指已经完全僵硬，都快不能做笔记和拍照片了”。
两百页的日志里收录了八十四张亲手拍摄和冲洗的照片，记录了考古挖掘现场和他一路上遇到的人。照片里只能看到梁思永的影子。他站在镜头后，拍下眼前所见。我想象他咧嘴而笑；而他拍下的人们也有着无拘无束的笑容，第一次见到相机并且被拍的人，很少能有这样的表情。
写到当时在东北西部大草原考察时，梁思永公开表示了对汉族“殖民”蒙古游牧民族的蔑视，他认为这种行为就好比日本入侵东北。“我觉得蒙古族—汉族和中国—日本之间的情况有相当类似之处，”他写道，“事实上，过程中的方法和心理态度都如出一辙……汉族的入侵与渗透持续很久，来势汹汹。蒙古人被认为是贫穷落后和不开化的民族。他们的土地也被看做是荒地，应该让汉族人来占领和开垦……官员对他们假意爱护，但只要时机合适，就会横加干涉。商人对他们就是纯粹的欺骗，利用他们的单纯和善良。而蒙古人对汉族人的态度是憎恨和恐惧，最强烈的感情是不信任。他们以非常缓慢但明显可以感觉到的速度，退居更为荒芜的土地。”
到1930年，俄国人撤退得差不多了，因为日本势力越来越大。梁思永坐在一节“十分干净和整洁”的三等车厢里，行进在东北的偏远地区，他记录了这种力量的变化。“这里随处可见日本的影响，”他写道，“一切都是以日本特有的方式在运行。从列车员的行为，到卖糖人的态度。”他经过一些新的火车站，发现高高的屋顶和大大的窗户显然不是这种极寒之地应有的建筑，这说明“设计它们的日本建筑师们忘了考虑这里的地理特征。我感觉仿佛在西伯利亚看到了西班牙的消夏别墅”。
在昂昂溪车站橙色墙壁前的小丘里，连年的北风蚀出一条沟槽。梁思永在里面发现了石片和碎陶片，还挖掘了一具骨架。第二天，他就发现了“一个从未被发现过的新石器时代墓葬。骨架相对完好，一切陪葬品原封不动”。
描述考古发现之余，梁思永在日志中还不时来点冷幽默。他坐在自己那辆超载的小车上，“仿佛圣诞老人要开始送礼物的旅程了”。他花了整整一天，“在沼泽地里走了六千多步”，地里的水“把我的脚冻得冰冷，最后刺骨地痛了起来”，还要对抗“云一般袭来的蚊蝇”。他提到，缺乏排水系统和整个地形的平坦，是“加速满洲铁路建设的重要因素之一。不需要做太多工程方面的工作，堆叠土壤搭建路基和铺设轨道十分容易。不管怎么说，在这里挖掘古人的遗迹，实在不是件美差”。
往昂昂溪北边再坐一小时的车，就能看到一个年代比较近的遗迹，虽然凋敝，勉强还算有迹可循。这是东北最后一批母语是满语的人，他们住在一个叫三家子的村子。村民们祖上分属清朝军队编制“八旗”的不同阵营。17世纪，八旗将使曾被派往边境，抵抗俄军的入侵。
通往村子的土路上，满族出租车司机好心提醒我，那儿没啥可看的。“一个特别落后的地方，”他说，“50年代才通了公路，那之前村子都是自给自足的，所以满语才留存下来。他们和外界根本没多少联系。”车窗外，牛羊在开阔的草原上吃草。放牧的男孩子坐在一棵柳树下，盯着手机屏幕。
“‘文革’那前儿吧，我们听说说满语的人可能是苏联间谍，”司机说，“所以很多还会说满语的就改说汉语了。只有老人还说满语。但他们也快死光了。”从一些中国语言学家和历史学家的研究结果来看，目前只有三个老人能说一口流利的满语，他们都已经八十多了。
据预测，21世纪末，全世界六千八百种语言中，有一半将会灭绝。但没有一种曾经拥有满语的辉煌和普及，那曾经是清朝庞大疆域上的国语。是，普通话也保留了满语中的一些通用语，官方文件也有同时用满汉两种文字记载的。但在一千万份清朝史料中，大概只有20％是满文，除了少数专家之外，其他人全都不知所云。
柏油路变成了土路，经过一间茅屋。我还是第一次在伍迪·盖瑟瑞的民歌之外目睹这种茅屋。接下来的那些小屋基本都是用泥巴糊墙，茅草盖顶。相比之下，荒地也算是繁华的新兴城市了。司机停在村子入口处的标志旁，标志是满汉双语的，我只认得后一种：
三家子欢迎您！
这是一个满语村。
来这里为满族文化寻根。
对我来说，中文不是问题，但满语看上去就像天书。这是一种根据蒙古字母系统发展起来的语音类文字。在我这个门外汉的眼里，只有一根根粗粗的黑线，一个个圆圈和黑点，看上去有点像竖起来的阿拉伯文。
“这上面的满文和中文的意思一样吗？”
“我看不懂，”司机说，“学校没教过满语。”
但在这独特的村子里，满语是学校的一门课程。三十四岁的村民石俊光就是从奶奶那里学到这种语言的。他四处录下村子里老人们说的满语，建立了一个口述档案；之后争取到官方的批准，每周在村里的小学教几个课时的满语。
我曾经看到中国报纸将三家子村描述为“活化石”，但今天一看，村子根本就是死气沉沉。正值暑假，小学空无一人。这个小学是我见过的最整洁的乡村小学。小操场上还有很多树荫，这也是我从未在乡村小学目睹过的景象。操场的外围种了一圈柳树，形成天然的护栏，让这里添了很多生机。公告栏上贴了一张宣传海报，用满汉双语写着“传承满族文化从我做起”。
一个偶遇的孩子给我指了教师宿舍的路。要经过一个前院，土地被悉心开垦过，种上了洋葱。石俊光开了门。也不知他见到我这样一副外国面孔有没有吃惊，反正表面上是看不出来。他只是简单问我，有没有跟他谈话的官方许可。
“情况有点复杂，”石先生看上去有点尴尬。
“村里的政治？”我猜测。
“啊。”他点点头。最近有些中国记者来访，村领导不是很高兴，因为记者没有申请进入学校和观摩满语课程的许可。那些记者还跑去纠缠那些说满语的老人，不停地叫他们上镜说话。石先生说记者跟县委和省委的宣传部抱怨，说村民不配合。这件事最终怪到他头上，村领导被上面批了，就把气都撒到他身上。石先生觉得这是对自己试验的一个打击。
“我只不过想一直教孩子们满语而已，”石先生用汉语说，“要是我不为维系满语尽一分力，村里的孩子有一天就会怪大人没把他们的文化保护好。我也是一个大人。”
到底该怎么描述一种濒死语言听上去的感觉呢？在我听来，满语就像语速很快，唇齿摩擦更多的韩语。短暂的满语教学结束后，我问石先生满语的再见怎么说。他发了个音，我重复一遍。他又重重说了两遍，sirameachaki，sirameachaki。听起来仿佛马儿踏蹄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