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6年，来到吉林的亨利·e·m·詹姆斯发现这个城市的西边“全年多半时间都在水下。居民划船往来，类同威尼斯”。
詹姆斯和荣赫鹏在这趟将近五千公里的旅途中，承受了蚊虫叮咬，躲过了猛虎吞食，逃离了强盗刀枪，忍住了天寒地冻，跋涉过破烂道路与凶险河道。穿越满洲的八个月里，他们遇见了森林樵夫、淘金工人、大豆农民、佛家和尚和淘人参的。所有人都已经迁徙到新近开放的聚集地，颇有点中国人大量涌入加州参与淘金热的气势。从1850年到该世纪末，吉林省的人口翻了十倍。
詹姆斯和荣赫鹏继续北上，一路常见拉着棺材的骡车，往相反方向行进。“里面装的都是客死满洲的拓荒者，”荣赫鹏写道，“被带回他们的家乡。”每个棺材上都放着一个笼子，笼子里蹲着一只公鸡。“生者希望公鸡的鸣叫，能让逝者亡魂不灭，随着队伍翻越长城。否则亡魂会四处飘荡，忘却肉身，导致身体归乡入土，魂魄却不知所属。”
不久以后，东北就要从一个荒凉的帝国边关，变成国际铁路交会点。如果上述描写拍成一部电影，场景到这里就该渐渐淡出了。一片黑暗中，能听到骡子拉着吱吱呀呀的木车，走过那些泥泞的凹槽。北风呼啸而过，吹弯了地里及肩的高粱。草垛间大约还藏匿着戴面具的土匪。金发碧眼的西方人经过忙不迭躲开的中国人身边。公鸡在棺材上响亮地鸣叫，提醒亡魂保持清醒。
我和弗朗西斯在吉林市的一条主干道上闲逛。路两旁的商店在中国随处可见：鞋城，肯德基，袜子世界，韩国辣酱汤餐厅，手机大卖场，麻辣哈哈鸭脖王，又一家肯德基，里奇波士和格威特等牌子的专卖店。接着就出现了此处独有的东西：一栋在1930年吉林大火中幸存下来的建筑。吉林所有的木结构房屋都在那场大火中化为灰烬。那栋建筑就伫立在松花江边，是一座灰砖修筑的教堂，由法国天主教传教士于1926年修建，哥特式的尖顶与周围那些死气沉沉背面贴着白色方形瓷砖的办公楼格格不入。就算大多数吉林人只是来这里搔首弄姿地拍照，教堂里每天仍举行弥撒。
我们沿着滨江的人行道漫步，沿途经过乒乓球桌，篮球场和比较轻松的锻炼工具。在上面转来转去的都是些老太太。“他们应该把这些老人的锻炼场所标记在城市地图上，”弗朗西斯说，“这些地方都是重要地标，来这里肯定能问到路。”
然而地图上只能看到一片水，水上画着鸭子。我们往实地一看，嘿，还真有鸭子。
“这些都是假的吧？”我说。“这里本来是皇家船厂的所在地。所以广场上才有船的雕塑。”
“这些鸭子的位置也很准确呢，”弗朗西斯又低头核对了一下地图，“更新得还真及时。”
地图上还用有些难以辨认的字标出了河对岸叫做圣母洞的一处所在。我们俩都没听过。但在一片鲜花盛开的榆树之间，我们看到一个白色的尖顶微微冒头。
我们叫了辆出租车，过了桥，司机把我们放在一条凹陷的水泥路路口。“我没法从这条路开到河边儿去，”司机说，“回来的时候绝对上不来。你们走过去呗。”站在一个制造铝合金门窗的小工厂门前，我有点犹豫，等着也许躲在暗处的看门狗先出手。但弗朗西斯指着一个锈迹斑斑的蓝色小牌子：退休之家。“这儿不会有狗的，不然老人们会抱怨狗叫太吵的，”她依循着人之常情猜测。
我们往低处走，穿过空空的房子，没有狗。路的尽头是一扇高高的铁门，门口的牌子上写着天主教吉林神哲学院。往里瞟一眼，好像也空无一人。学校旁有公安局竖的标志：严禁烧烤。勿丢垃圾。保护圣母洞环境卫生。
道路变窄，只得一条小小通道，转过一角，见小山山体上不到四米高的一个洞，装饰着黄色塑料菊花的花环。圣坛是一块中间有凹陷的花岗岩石板，上面一个壁龛，里面是圣母马利亚的塑像。神像面对着六条简单朴实的木长凳。洞里有泉水叮咚作响。
“这个还挺稀奇的，”弗朗西斯说，“东北连佛教洞穴都没有。没有佛，居然有马利亚。”
一块牌子上用中文介绍了这个圣母洞，始于1920年，也是那个修灰色哥特式教堂的法国天主教传教士的作品。1938年，东北一共有将近四百座天主教教堂和一千两百名法国牧师。同一时期，以爱尔兰和苏格兰长老会教徒为主的清教传教士也在这里建立了教会医院，到今天还在发挥作用（当时一位传教士解释说，之所以要让懂医术的人来传教，是因为“医生有巨大的优势，在消除身体病痛的同时，能得到打开对方精神信仰之门的钥匙”。这道理到现在也没变）。也许是因为这些传教士在接受医术上的培训时养成了耐心记笔记的良好习惯，他们在行医传教的同时也笔耕不辍，写下了很多他们对东北的印象。
这些又薄又脆的书在美国图书馆卷帙浩繁的书架上毫不起眼，躲在角落里积灰。书上前一次的借还日期是用手写的，要追溯到一个世纪前。书里的内容令我深深着迷：让人惊讶的是，大多数传教士并未言必称上帝，他们用了大量的篇幅描述作为外国人孤身待在东北的感受和见闻，很多文字都表现出欢乐幸福之情。
有个女医生叫伊莎贝尔·米切尔，我真想和她一起吃饺子。她高大强壮，浅色的瞳仁，蜷曲的褐色头发规规矩矩地扎在头上。这位米切尔医生出生于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1905年，二十二岁的她来到吉林市。她在日记中写道：“我也许会哭泣，但并非出于痛苦和忧伤，因为我的心被深深的，深深的喜乐填满。我终于来到了这片土地，这个我命中注定的避风港。”她来的时候正是隆冬，怀疑自己是不是再也看不到绿草红花。到了春天，她写道，东北的颜色就是“泥土与蓝”：蓝色指的是男人穿的棉衣和“清澈如洗的天空”。她面临的困窘显然比我要多得多，但笔下的字句却让我想起做和平队志愿者时的情形，努力适应无处不在的好奇目光，期待家书的问候与关怀，慢慢地学习中文。“每天，”她写道，“我都越来越感觉到，得到允许来到此处，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
米切尔医生总会审视自己的工作是否对当地情况有所改变。后来，她下定决心，不要再询问这样做的意义。“在这里，就是意义。”
二十六岁那年，伊莎贝尔·米切尔患了白喉，不幸芳魂归西。她被埋葬在吉林的俄国公墓。现在这里已经变成一个购物中心，找不到她墓冢的蛛丝马迹。
弗朗西斯和我都对圣母洞的存在而惊讶。介绍上说，“文化大革命”时，马利亚圣像被毁，红卫兵在洞里写了反基督教的“大字报”。1986年，当地的天主教教徒捐了钱，重建此处，“作为一个反省与祈祷的安静所在”。洞顶有个小礼拜堂，祈愿者的愿望潦草地写在墙上，黑色墨水在白墙上显得格外清晰。如今，这个礼拜堂已经关闭，访客唯有毛茸茸的蜘蛛。它们编织着错综复杂的网，透过空隙还能看到教徒们给马利亚的许愿，比如：
我希望能挣很多钱。
我希望长高一点。
我希望学习好点。
我希望找个好工作。
我希望妈妈给我买个带mp5播放器的手机。
“这些人还以为马利亚是圣诞老人呢，”弗兰西斯说。
我心想，既然人们要的不是健康和安全，而是最新款手机，那这个地方大概就应该发展得正好了吧？也有些愿望比较走心：
我希望母亲能好好听我说话，也希望我能好好听她说话。我们不能再吵架了。
我希望我女儿脾气好点。
我希望我父亲别再赌博。
我希望找个三十岁左右的好老公。
在我看来，这些话竟有抚慰人心的作用，很有人间的烟火气。在这个圣骨箱里，没有骸骨，而是装着人们的愿望。一个壁龛的整面墙都被一封写得密密麻麻的信填满了，弗朗西斯读着读着就靠紧了我。信的开头是这样的：“我想你，我多么想念你。你知道吗？你想我吗？现在你都不跟我说话了。我们真的要这样结束吗？我真的不想就这样结束。真的不想。生命多么短暂。”
我搂紧了弗朗西斯。就像那位早逝的伊莎贝尔·米切尔医生写的，在这里，就是意义。
thegreatgame，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的政治术语，特指大英帝国与沙皇俄国争夺中亚控制之战略冲突。——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