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上行人欲断魂。（themourner'sheartisbreakingonhisway.）
借问酒家何处有，（enquiringwhereatavernis，）
牧童遥指杏花村。（aherderpointstoapricotblossomvillage，faraway.）
我告诉弗朗西斯，孩子们翻译了“杜姆”那首著名的古诗。她问：“谁？”
“唐朝诗人，杜姆。”
“你说杜甫？”
“不，杜姆，那个诗人。”
“杜甫才是唐朝最著名的诗人。”
“不是，杜姆！写关于清明那首诗的！”
“哦，杜牧，你没发对音。”
弗朗西斯总是给我的中文纠音，我也给她的英文纠音（次数要少些）。我一直拿她那次把优胜美地（yosemite）发成优斯美地来取笑。还有一次她说很喜欢那个叫做南方小鸡仔的乐队，也经常被我在玩笑间提起。
我说杜姆，她就完全猜不出来是谁。非要发音正确才行。这在我眼里简直荒唐。要是一个人在70号州际公路上问这是不是通向达萨斯的路，绝不会有人说：“达萨斯？没听说过。”肯定知道是达拉斯啊！
“那首诗很美。”我在红旗路上向北走，弗朗西斯在电话里说。此时有小雨点滴在我的眼镜上。“中文里是押韵的。最好英文翻译过来也要押韵。”
原诗中结尾的字分别是纷、魂、有、村。“这叫韵脚，笨蛋。”她把我说得更糊涂了。我赶紧转移话题，问她清明节准备怎么祭奠父亲。
去年秋天，弗朗西斯的父亲在深圳去世。这个南部沿海城市紧邻香港。1989年，弗朗西斯的大哥放弃分配的会计工作，搬去了那里，自食其力，进入中国最早的中介公司，从底层做起，最终在管理层占据了一席之地，给父母买了套房子。弗朗西斯的父亲很高兴能离开严寒的东北，回到自己童年记忆中的南方。因为肠梗阻并发症，他去世了，弥留之际，家人都陪在身边。
他的骨灰被装在一个鞋盒大小精美雕花的大理石骨灰盒里。盒子被放在骨灰库的架子上，等着入土。清明节，弗朗西斯去了那里，说要把爸爸带出去“透透气”。她从架子上拿起骨灰盒，来到温暖的阳光中。这是专门用于烧纸钱和焚香的地方。她掀开盒盖子上盖着的金色布片。盖面上嵌着爸爸的一张黑白照片，也是她最喜欢的一张：穿着黑色运动衫和白色正装衬衫，一边嘴角微微翘起，略含笑意。她像在机场接人一样大喊一声“爸爸”，仿佛父亲只是去了一次长途旅行，又跟她在接机口重逢。
过节吃饭，弗朗西斯和哥哥陪着母亲跟爸爸说话。“我做了你最爱吃的，炖猪蹄。”妈妈边说边把菜放在骨灰盒旁。“抽根烟，爸爸，”弗朗西斯说着，点燃一支烟，放在地上。哥哥则倒了一小杯白酒，举了举杯，然后放在点燃的烟旁。弗朗西斯说，亡故的亲人每年这个时候，回到我们身边。
她的母亲烧了各种各样的纸钱，这在阴间属于法定货币。她端出更多的菜，催父亲多吃点；又讲了他离世后家里发生的事情，让他放心，大家都挺好。她还说，丹丹的老公都搬去荒地了呢。弗朗西斯补充说：“那儿每个人都想您。他们一直问起您。但您现在就跟我们一起吧，这儿暖和点。”
两个小时，一家人就这样陪着他，坐在阳光里。
“这片儿没有坟，也没啥稀奇的。”三姨坐在炕上说。“死了就死了嘛，不见了。”
她穿一件鼓鼓囊囊的黑色丝质棉衣，黑色布鞋，头上还有一顶破破烂烂的黑色毡帽。灰白头发打着卷，从帽子周围垂下来。说话的时候，一颗龅牙不断触碰到下嘴唇。她感觉像那种“万事通”的图书管理员，热情活泼健谈和弟弟三舅的沉默寡言形成鲜明对比。她经常默默把我在社交上的失礼看在眼里，等过一段时间，她觉得我不会尴尬了，再告诉我（其实无论何时告诉我，都还是会尴尬的）。“去瞅瞅朱姨，”她说，“给她捎点儿肉去。让她做给你吃。几个星期前你经过她家，没去看她在没在，没去打招呼。”
如果我是啥大人物，肯定会选三姨做我的总参谋。不过我没权没势，所以她就只是我最喜欢的阿姨。她住在红旗路旁第一个房子里，离中学只有八百米。这是这片儿造得最牢固的房子，不是砖砌的，用的是混凝土。“我从来没当过农民。”她说。她父亲是个共产党干部，1950年代被派来荒地监管一个国有粮食仓库的建设。现在那个火车站附近的仓库已经废弃了，外墙全部生锈。在五十五岁强制退休年龄之前（女性的退休年龄。男性可以工作到六十岁），三姨在村政府做干部。而现在她的主要工作就围绕红旗路边那些粉色和白色的虞美人展开。“我自己花钱买的种子，”她经常跟我提起，“那时候东福米业还没给村里花钱呢，我早就种了这些花，街上能漂亮点儿。”
我从学校回家的路上，经常会去看看她。从某种程度上说，我必须去，三姨家有扇窗子正对着红旗路，从路上过的人基本上逃不过她的眼睛。
我喜欢跟她丈夫坐下来聊聊。这个男人和我一样，很好地融入了女方的家庭。他让我叫他三姨夫，不过最正确的叫法是三表姨夫。他慈眉善目，大大的眼睛里总是闪烁着好奇，笑起来嘴巴抿得紧紧的。满头白发剃得很短，能看到斑斑点点的头皮。他瘦瘦的，蓝色哔叽外套和裤子都有点大，松松垮垮地飘着。
他喜欢看比赛，所以我俩经常坐在炕上，看电视上播的体育比赛，随便什么都行。下午一般会播女子排球，或者重播英超联赛的某一场比赛，要么就是斯诺克台球比赛。三姨夫不太喜欢斯诺克，我还蛮喜欢的，因为打出一杆之后和下一杆之前那长长的沉默中，三姨夫会跟我聊天。然而，每次他刚起个头，跟我讲他怎么来到荒地的故事时，比他更高大更结实的三姨就进屋来，打断了谈话。她简直就像一个谈话中的大雪球，从山顶上直直地滚下来，那股气势藐视一切，存在感爆棚。
“那前儿我们都说啥你知道吗？”她问道。“要是病了，你要么继续活着，等病好；要么等死。这边根本没医院，没诊所。我有个姐姐，已经上了学，你丈母娘有个妹妹。她们俩都死了，得的是肺结核还是肺炎，那前儿根本不知道啥病，病了要是好不起来，就死了。没其他的，不像现在，带病还是能活得挺好。你来的时候我们还在唠那些坟。今天是清明。她们的坟在哪儿？没了！毁了！都只剩下田了。现在大家都是火化，骨灰放在吉林附近。我们这儿那前儿还有个庙呢，56年也给拆了，当时这儿变成个生产队，荒地建了村。”
历史就从那时开始。
“今天这风，大得呀，”三姨说，“从蒙古来的风。刮过去天气就好了。你媳妇儿说香港天气怎么样？大太阳？很热？一个国家有这么多气候，真不错哈。那边还树绿花开的，这儿就下大雪了。我的花儿全都冻了。”
她丈夫把目光从电视上移开，注视着她，眼里全是爱。
她没注意，继续滔滔不绝：“我小时候，住的那个村儿离吉林更近，叫沙河子。到处都是小山丘，一座连着一座。我们用树枝啊，废料啊，做了雪橇，就盼着下雪。天天在山上滑雪。我没有冬天穿的棉鞋。一直穿这种布鞋。到处打着补丁。回家脸冻得通红。但都挨着吃饭才回。你知道我们那前儿吃啥不？”
乡村里的回忆通常都离不开食物。
“大豆玉米面窝头，腌小菜儿，有时候还有土豆。夏天的时候吃黄瓜、辣椒和茄子，啊，肯定还有白菜。我们能种的就这些。没肉吃，过年才有。就是一块儿猪肉。那前儿没谁给红包。老百姓谁有钱啊？那是40年代，解放前。到我孙子孙女儿就不一样喽。”
我问三姨知不知道是她哪个亲戚先来东北的，什么时候来的。“我在这儿主要是因为我的先人吃不饱肚子！”她大笑。“原来在山东省，那儿大饥荒。哪一年？那儿总在闹饥荒。根本不在意哪一年。就是饥荒年呗，这个名字不错哈？”
三姨夫大笑一声，甩给我一个眼神，好像在问：“她是不是很有趣儿？”
“两兄弟每人背了个小包袱就上路了，走了一年，跨过长城，来了东北。他们俩吵架了，没人知道为啥。也没人知道他们是哪个村儿来的。结果他们就分开走了，一个继续往北走，在吉林市住下。我也不知道另一个兄弟咋样了。吉林那个找了份工作，帮着抬要运走的玉米和高粱。攒够钱就买了一套马车，能运更多的东西。他在这片儿买了些地，建了屋，租给做工的人住。”
这是三姨的爷爷，一个种玉米的人。“我们运气挺好。总有玉米面儿吃。那前儿房子都是茅草啊，树枝啊盖的顶，屋里就存着很多玉米棒子。不过天气还是冷。每年就这段儿，开春的时候，我们就用新的泥把墙再糊一层。冬天打霜，墙上都鼓起泡，房顶上耗子到处乱蹿。”
三姨举起双手，手指灵活地摆动，好像十只乱蹿的耗子。
她爷爷在村子附近的镇上开了个粮店，不过在松花江对面。“他跟我讲，我们原来住的那个地方现在被水全淹了。沉下去了。他还说以前老用芦苇编了筐子，拿着杆子，划着小船，在水里逮鲤鱼。水很清，一眼就看到底了。冬天把冰弄破，伸下去逮青蛙和大头鱼。像这样！”
她抬起手戳向我的膝盖。三姨夫惊得往后缩。三个人哈哈大笑。
“你讲这些故事好像都讲得不耐烦了，”我打趣三姨。但她根本不觉得我在开玩笑。
“不烦！”她突然严肃起来。“我从来没讲过这些故事。跟谁讲呢？”
三姨夫补充说，这儿的人，什么都知道。
ichinareconstruction/i，1952年由宋庆龄创办。创刊时为英文双月刊，1955年起改为月刊。以宣传中国经济建设和社会生活新面貌为主。1990年1月改名《今日中国》。——译者
即歼-10战斗机。——译者
美国在冷战期间修建的避难所，“古巴导弹危机”一旦爆发，可用于防核辐射。——译者
其实是南方小鸡，dixiechicks。弗朗西斯说成了dixiechickens。——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