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终于找到了房子。或者说，是房子找到了我。一趟以调查研究为目的的旅程之后，傍晚6点我才回到吉林市，已经赶不上回荒地的末班车了。那天晚上的旅馆房间冷得跟冰窖似的。聊skype的时候，弗朗西斯指着我的床说：“在下面撒点儿秸秆，烧一烧。”
第二天早上6点，我的手机响了。来电显示不是弗朗西斯的号码，而是二十二中关老师的。我有些警惕地接起来：“啊？”怕是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了。
不过我听到的是，“你可以跟我弟弟一起住”。
“什么时候？”我松了口气，有些精神不振地问道。
“现在。”
“我在吉林呢。”
“三十分钟后咱们公车站见。”
我和关老师一起在公交站等10路车，发现她和一周前见面时不一样了。长长的头发中有几缕挑染成了金色，眼镜的镜片也换成那种泛着紫光的。她把大衣解开，左乳上方的红玫瑰文身隐隐露了头。她这一身新面貌，是为了迎接生活的新篇章：“春天学生们就要中考了，”她说，“之后二十二中就要把我调到一个更好的学校，就在那边。”
她指着不远处的钻牌水泥厂，林立的烟囱喷出黏糊糊的颗粒，在我们的黑色大衣上留下了小斑点。吉林漫山遍野的松树环绕的，就是这样的工厂。背后是任何东北城市都比不上的盛景，却不断制造着有毒污染物。吉林某些区的面貌，看上去仍然像旧时的宣传杂志《中国建设》里的场景重现：装着化学品的油罐车在冷却塔中穿行，加热管道蛇行在狭窄的道路上空。
“那个新学校在的地方，比荒地好多了。”关老师说，但我看不出来。
吉林是个二线城市，人口四百万，以中国的标准来说算萧条了。一个世纪前，这里曾经欣欣向荣，造船厂、贸易站搞得热火朝天。1903年，一个英国人旅行到此地，只见“热闹的店铺和宽阔的大街被朱砂红的砖色衬得亮亮的，这是中国北方最爱使用的颜色。商店里贩卖漂亮的雕花红木，应有尽有的毛皮，取自东边森林里打来的熊、老虎和豹子。还有顺滑的丝绸，颜色千奇百怪”。老吉林有城墙，充满了古老的木建筑，1918年冬天，一位日本诗人来到此地，描述说“吉林美得令人无法呼吸，完全配得起‘满洲京都’的美名”。1930年，熊熊大火将吉林的木建筑烧了个七七八八。剩下的也在工业化浪潮中消失殆尽。
我们坐的公交车几乎每五十米一停，好让路边招手的人上来填满空座。接着司机右手边的发动机盖子上坐满了人，过道也被填满了。大家挨挨挤挤地坐着，每挤上来一个，就觉得撞车受伤的风险又减少了一分。车厢成了“人肉安全气囊”。
既然就算撞车也没什么危险，那我也不介意摇来荡去，感受车中人群的推推搡搡，聆听零件吱呀摩擦的声音，也顺便听一耳朵人们的议论，什么房价涨了，学费又高了。好像什么东西都在涨价。你看到摩卡、卢瓦尔小镇和第五大道这些高层小区的房价没？太贵啦！今年是兔年？拉倒吧！今年是“贵”年！
我看着车窗外蜿蜒的松花江。在这里，就算大寒后，这条江也没有封冻。水蒸气上升到酷寒的空气中，凝结在柳树和松树上。这就是树挂，以此为主题的众多摄影作品让松花江两岸全国闻名。
19世纪末，一位英国探险家描述了这一现象：“一天早上，我们看到了此生最美丽的景象之一。在那之前和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过这样的眼福。那是封冻的雾气。随着太阳越升越高，我们发现空气中充满了冰雪的小颗粒，在阳光下晶莹闪烁。这片冰雾笼罩了一切。树干上、树枝上，全都包裹了一层白霜。土地，树木和目之所及的一切，都镀上了白莹莹的光彩。阳光下，天地都在闪烁。这一切持续时间不长。太阳升高，冰霜融化。然而在这短暂的一瞬，我们仿佛置身仙境。”
一个世纪后，这番描述实景重现。
公车经过一个建筑工地，在建的小区叫做暖城。广告牌上用英语写着，ifwhiteamericatoldthetruthforonedayitsworldwouldfalla#m002"sup[2]/sup。空军飞行员在训练，驾着飞机轰隆隆飞过村子上空。他们起飞的地方，是过去吉林市的机场，一直用到2005年新机场落成。新的机场离省会长春要近些。
老机场的一条跑道和一个飞机棚还在继续发挥作用，而笨重的水泥航站楼和空中交通控制塔空空如也，周围有一圈生锈的栏杆，被拦在外面的只有随风摇曳的野草。红砖库房里装满了干秸秆。房子外墙上的黄色口号已经褪色，“毛主席万岁！”的语气也显得没那么强烈了。在中国，这样的口号就像美国邮局墙上某个生锈的核避难所标志，都是遥远时代的遗迹，就算只是过去了几十年。
我对农村学生的记忆似乎也很遥远了。十五年前，我在中国西南地区做过和平队志愿者。那时候教过大学的学生，很多还在跟父母一起种田。他们渴望离开那里，但不知道更广阔的天地到底是什么样。对中国的初体验始于那儿，挺好的，因为他们和我一样在“状况外”，不知道怎么登记传呼机，更别说找工作，租房子和独立生活了。总有一些跳出农门来到沿海的村民，他们的故事陆陆续续传回校园。但跳出这一步，就意味着丢掉了政府分配的教师工作，没有了“铁饭碗”。我大多数的学生都是独生子女，父母老了，他们的赡养压力很大。有一次，我去看一个毕业的学生，她还记得我讲的学校吉祥物，中国的学校是没有吉祥物的。她说，自己工作的那家学校应该用骡子做吉祥物。因为孩子们——还有老师们——都被一路驱赶着。
荒地的学生们感觉更有灵气，更活泼，也更容易沟通。没有谁挥舞过镰刀。除了帮家里干点杂活，父母都希望他们把精力放在学习上，别去种田。二十二中的这些学生人手一个手机，他们不会操作脱壳机，短信倒是发得很勤。父母也都希望他们能走出去，先考进吉林市的高中，接着去中国其他地方上大学，或者找个好工作。谁还指望国家分配工作呢？这也是遥远时代褪色的记忆了。
我做和平队志愿者时的那个地方，周围的油菜地和竹林遍布的山坡已经看不见了。1997年，有个学生写了首诗，描述从学校后门走回父母家农舍的那段路：
“黄昏，在乡间的小路上”
夕阳西下，
土地升起一片薄雾，
柔和的灯光下，
河水闪亮。
炊烟袅袅，
牧羊女来了，
唱着轻柔的歌。
多么美好啊！
现在，那个地方广告牌林立，推销着名叫西雅图金山、加州蓝港的小区。还有块广告牌上的字体随着河流的弯曲，渐渐缩小：vipvipvipvip。
那是四川的乡村，相对来说贫穷落后。如果那里都变成这样了，那么十五年过去，本来就比较富裕的荒地会是什么样子呢？
不过，说到在农村教书，有些事情还是没有改变。教室里仍然坐着三十个学生，横排竖列，整整齐齐。最后一排没有满脸认真的脸庞，而是一头头鸡窝般的黑发，有节奏地打着呼噜。英语课本的词汇表读上去仍然像自由联想游戏中会出现的词组：unfortunately（不幸地），godown（下降），politely（礼貌地），overslept（睡过头）。
荒地那些十几岁的孩子，也跟我十五年前教过的那些大学生一样，好奇美国老师是不是真的不布置作业。他们总是问我美国现在几点。中国只有一个时区，那么美国的不同城市是什么时间呢。“纽约几点了！”晚上11点。“旧金山几点了！”晚上8点。“华盛顿几点了！”晚上11点。“等等，跟纽约一样啊！”男孩子会问我nba的篮球明星，女孩子则急着挑选英文名字。
我没要求他们必须有英文名字。光记中文名字当然容易得多。但有的孩子需要在英语上取得身份认同。一天吃午饭前，胡楠，一个齐刘海的害羞女生告诉我，她决定叫自己菲尔。
“就叫南怎么样，或者南茜？”我建议。
“我喜欢菲尔。”
“但南听起来像你的中文名字。很特别，独一无二啊。”
“我不特别，我就是菲尔。”
“如果是菲利斯的简称，那我喜欢这名字。”
“就是菲尔，”她说。
午饭后，两个老在我讲课时睡觉的男生邀请我在雪地上来场百米赛跑。菲尔站在终点。周围的同学不停喊着“加油！加油”。
在田园般安静的荒地教书，就是这样一番景象：空军的飞机在一群青春期的孩子头上呼啸而过，他们冲着我尖叫，让我跑快点。起跑线上又多了好几个男孩。十分钟后，菲尔令人惊喜地提出和我换位置。轮到我喊加油了。她脸上的表情很严肃，跑赢了所有的男生对手。回教室的路上，她主动跟我击了个掌，脸上带着淡淡的微笑。
3月末，昆虫们终于“惊”起来了。但节气已经转成春分。雪终于开始融化。接下来的4月初，迎来了清明，也是中国的扫墓节。解放后这个传统曾一度被斥为旧社会风俗而遭到禁止。2008年，政府又将这一天定为全国法定假日，令这项传统历久弥新。
荒地的坟全都被破坏了，所以我的学生们只能从北京出的课本上读到关于这个节日的描述。英语课上，我们翻译了一千两百年前的古诗《清明》：
清明时节雨纷纷，（adrizzlingrainfallsonmourningd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