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妻子祖上是1930年代搬来东北的。她外公离开了北京东边沿海世代居住的乡村。弗朗西斯说不太清楚他准确的北上时间，也不知晓个中原因。三舅也是一问三不知。
“我家可没什么罗曼史，”她说，“他肯定是北上找工作的，就这么简单。不是参军，不是要来打日本鬼子，也不是为了追求真爱。”
“谁说得清啊，”三舅说，语气很认命，没什么抗议。
外公在这里去世，下葬。然而，和荒地村所有的坟地一样，他的坟也早被刨了用来种地。“文革”期间“破四旧”，所有尸体直接掩埋没有火化的坟都被推平，变成耕地。然而这项传统在中国其他地区仍然顽强地生存下来。每年冰雪融化，光秃秃的坟堆此起彼伏，仿佛棒球场上的投手丘一般，绿野上再点缀几条跑垒道一样的道路，就真的可以来场棒球赛了。荒地村逝去的人们悄无声息地埋在泥土之中。中国的城里人瞧不起乡下人，说他们土。尘土扑满衣裳，填满肌肤的每一道缝隙。最后，他们魂归大地，与肥沃的土壤融为一体。
荒地村的传统亘古如此。考古学家在这里挖出了很多墓葬遗址。有个地方甚至发现了五百具放在石棺中的残骸，年代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新石器和青铜器时代。大规模的墓葬群里有坚实的房屋地基、大量的农牧工具、斧头、鱼钩、长矛、称重工具和大豆及小米等农作物。这些发现表明，五千到七千年前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已经过上了稳定的农牧生活。之前关于东北在游牧民族涌入带来文明之前只是一片死水的普遍观点不攻自破。有些考古现场的发现甚至表明这里二十万年前就有过人类居住的痕迹。
在荒地村的地上世界，我们看不到任何证据显示过去人们的居住和生活，看不到坟地，看不到历史。唯一能感知到的过去，就是灿烂阳光下红砖墙上的政治标语，油漆涂的，已经褪色了。这里所谓的历史，是属于每个人的，活生生的，每个村民的记忆有多长，历史就有多长。
不过，在东北的北部、中部和南部，零星散落着一些遗迹，从中能窥见更遥远的过去。
火车开往通化，荒地东南边三百多公里的一个小城市。我坐在一个跟我年纪相仿的女人旁边，她带着自己不满两岁的儿子。孩子胖乎乎乐呵呵的，抓我的眼镜，揪我的胡子，窗外有奶牛掠过时会兴奋地敲窗玻璃，口水顺着嘴角往下流。我们坐的是硬座，没有坐垫和椅套，高直的靠背。想要舒展下筋骨时，女人就麻烦我抱一下儿子。宝宝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我耳边响起荒地那些阿姨催我生孩子的唠叨：你可不年轻了。
在1959年出版的小说《满洲候选人》中，中国人就是在通化判处雷蒙德·肖中士谋杀罪的。肖的长官把他带到一个房间，“所有的家具都用红木制成，风格扭曲而现代，有种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设计感……每个小隔间都有一张小床，一把椅子，一个橱柜和一面镜子。照着镜子，你可以审视一下自己，确保灵魂没有逃走”。
我在通化住的旅馆房间，就是对以上描述的完美再现。这个城市面积不大不小，和很多地方一样，看着满城露着钢筋的不完整建筑，不知道是在修新楼还是在拆旧楼。
沿着铁轨再往东南行进一百多公里，就来到隶属通化的集安市边缘，我在那里目睹了拆旧与建新的同时进行。建筑工人们在往地基上浇筑水泥，这里即将有一座国际免税商场拔地而起。不过需要进行严格的封闭管理，这样朝鲜人就能从横跨鸭绿江的新桥过河，但不会进入大中国的其他地区。
“整个村子都在拆拆拆。”一个男人边揭自己家屋顶的瓦，一边对我说。“我们要搬到其他地方去，好让朝鲜人学做生意。”江对岸的朝鲜人正有气无力地蹬着旧自行车。还有的蹲在地上，在冰冷刺骨的江水里洗衣服。
两千年前，这片土地曾经属于一个叫做高句丽的王国。朝鲜和中国总是就这个王国的管辖权争论不休。前者认为那是属于自己的古代文明；而后者声称那是“华北地区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是中华文明十分重要的一部分”。这话来自一个指示牌，背后是公元前37年的一个皇家坟墓。
和很多边界一样，东北的遗迹与这个简单直接的陈述有所出入。这些金字塔形状的坟墓，风格看上去更接近玛雅文明而不像满族的墓葬，由很多巨石呈阶梯状一层层向上堆积，散落在城市周边的田野中。过去的建筑遗留下来的山形墙和低低的石墙把它们连在一起，是鸭绿江两岸相当常见的景象。200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两边的遗迹都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朝鲜的排在前面。公元5世纪，一位高句丽国王迁都平壤。8世纪，一支中国军队推翻了这个王朝的统治，在东北建立了一个据点。
我在集安遗迹这里简直就是包场参观。这是一次远足，去探寻那个曾经伫立着宫殿的山谷。旅途上唯一见到的人是个牵着牛的农民。回去的路上，又看到农民把牛拴在一辆卡住的出租车的保险杠上，把车拖过一段有很多石头的水路。出租车司机说他找的就是我，因为听说有一个游客正在附近闲逛。
他把我带到最大的坟墓前，一圈围栏挡住了我的去路，门票卖得很贵。“这些好看的都是假的，你知道吧？”一个卖红薯的女人说。“真的就是你在这周围看到的这些石堆子。那些都是重新修的。”
我觉得这话没有根据。女人穿着一件t恤，上面用英语写着，“救救美国的青少年”。不过，和老照片对比一下可以看出，为了更上相，更光鲜，这些遗迹的确被修缮过了。这跟我在整个东北看到的一切感觉差不多。中国的其他地方都还有古旧的痕迹，这里的历史却感觉很新。没有这个国家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只有活着的人们最近造起来的部分。就连这些古代遗迹看起来都是簇新的。
我第一次去荒地东北边二百五十多公里的哈尔滨，是为了一份没人愿意做的工作，更新一本旅行指南。那是1998年，哈尔滨旅游局出了一本宣传性质的杂志，想要吸引游客。封面故事的标题是，《警察、警车、警犬……就在我们身边》（我真欣赏这种层层递进的紧张感）。后来，我发现书页之间夹着一张纸巾，如同什么宝贵的树叶标本，上面是我潦草的笔迹，写了十一个“depressing”（沉闷）。
现在，城外有个地中海俱乐部运营的滑雪度假村；星巴克占据了市中心交通要道边鹅卵石铺就的人行道；哈尔滨每年热火朝天的冰灯节是迪士尼赞助的。数以百万计的游客涌入这座城市，看松花江上六十厘米厚的冰块被做成数千个形状各异的冰灯，从实物大小的熊猫，到缩小版的埃菲尔铁塔。
弗朗西斯到哈尔滨和我度过了一个长周末。她的律师职业病犯了，说在一个诉讼不发达的社会，有这样的嘉年华令人惊叹。孩子们从一米高的冰台上一跃而过，猛地从四层楼高的冰滑梯上滑下。成年人则被便宜的冰川牌啤酒弄得热血沸腾，抓紧打着结的绳子，从高高的冰墙上往下跳。他们还在冰道上开卡丁车，闪避着铃儿叮当响过松花江的马拉雪橇。一天晚上，我们看见一个面带微笑的大块头摇摇晃晃地站在雪橇橇头上，朋友们起哄叫他胖子，催他赶紧出发打头阵。看上去胖子总是打头阵的。他俯下身子冲了出去，裹在毛大衣里怒吼的身躯消隐在黑暗中。
“这地方简直就是个死亡陷阱啊。”弗朗西斯说。但唯一“遇害”的是我们的牙齿，山楂糖葫芦在冰天雪地中吃起来感觉更硬了，磕得牙都快掉了。
“真是要人命的零食。”石头一样的山楂黏在牙齿上，竹签子在我嘴里面戳来戳去，弄出了血。
“总有一天会跳出来一群律师，终结这一切欢乐。”弗朗西斯面带狡黠的微笑。“及时行乐吧。”
我们想去看哈尔滨的古代遗址，在清朝之前。遗址在城外三十多公里处，名字听起来像个喷嚏：阿城。
大巴行进在高速公路上，车上的电视一如既往地放着东北二人转。光着膀子，穿着黄色丝绸裤子的男演员问穿着亮闪闪粉色丝绸套装的丰满女演员：您贵姓？
“我可不能告诉你，”女人扭着身子，卖弄风情地回答，“你会想吃了它。”
他猜了个和“米”谐音的姓，又猜了个和某种蔬菜谐音的姓。
“都不对！”女人尖声尖气地说。
“不猜了。你到底姓什么吃的？”
“史！”
录像里的观众啪啪啪鼓掌大笑。
“这个我看过，”弗朗西斯说。女演员随着嘻哈风格的节奏滑稽地旋转，还号召观众们“摇起来！摇起来！摇起来！”。大巴突然发出刺耳的刹车声。
司机把车停在一条窄窄的路边，两旁都是高大的白桦。“你们到了，”他大喊一声，盖过了电视里的喧闹。他指着一个小小的绿色标牌，说不定被刚开过去的卡车撞过，一边严重歪斜。我们俯下身子细看，上面没有满文，却有汉英双语，写着“金上京遗址jindynastycapitalsite”。
标牌上的箭头指向一片休耕的玉米地。田埂上有座一头小牛般高的石头房子。弗朗西斯跪下细看。这房子看上去就像远处那些平房一样。小小的前门上刻着几个字，土地庙。“我从来没见过呢，”她说，“我还以为‘文革’的时候都毁了。”
我在荒地也没见过什么土地庙。这样的遗迹一定会被那些一心一意要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红卫兵当做靶子。
弗朗西斯四下看了看人迹罕至的荒野，“也许红卫兵根本没来过这儿”。
又有谁来过呢？我们继续往前，向村子走去，以为路上会遇到围栏，或者收门票的，至少也得有个卖明信片和毛线袜子的大妈。然而，我们听到的唯一声音，是经过某个院落时一条德国牧羊犬的狂吠。狗主人闻声出门，问我们是谁家的。
“我们在找金朝遗址。”
他指着土路对面，那儿有扇大半人高的门，孤零零的，没有墙，没有围栏。风吹过，门应声而开。我们跨过去，努力想象一千年前那些宏伟的殿宇，毕竟，这个民族曾经统治了大半个中国。
1115年，女真族的一个部落建立了金朝。女真是东北的游牧民族，擅长骑射，和蒙古的通古斯族是近亲。金朝的统治范围扩大到华南以后，首都就迁到了如今的北京，被称为中都，并在都城中心修建了一连串的湖区。京城的人口上升到一百万。1157年，金朝皇帝下令将东北的宫殿全部拆除，以示女真永久移居中原。六十年后，蒙古骑士的弓箭冒着火焰，金朝陷落。意气风发的统治者成吉思汗下令将所有臣民处死。中都的街道尸水横流，无比湿滑。五个世纪后，改名为“满”的女真人东山再起，夺回皇位。
过去金碧辉煌的宫殿，如今只剩下一些石块，能依稀辨别出千年前的地基，两侧伫立着笔直的杨木，像守卫的哨兵。旁边的石龟背上托着一块刻了字的石碑。碑文就是这座都城曾经的名字，面对空荡的田野，如同一声没有回音的呐喊。
在遗址后面我们发现一块水泥石碑，上面用油漆写了一些汉字，说明遗址是在2000年挖掘出土的。在泥土下埋藏了将近九个世纪之后，剩下的只有石头和宫殿残存的痕迹。这些殿宇伫立之时，欧洲正在经历中世纪黑暗后的振兴，修建哥特风的建筑，威尼斯兵工厂拔地而起，圣殿骑士团蓬勃壮大。东北的原野上，劲风猛吹，阳光普照，对女真朝廷的描述在风蚀作用下从石板上斑驳脱落，如同被晒伤的皮肤。
有一句介绍还能依稀辨认，说的是一个金朝皇帝的墓就在大约八百米之外。这座墓葬是三层的梯形土堆，周围有零星的细长榆树，因为总是刮风，长得歪歪斜斜的。我们进入一个湿冷低矮的房间，发现石头做的墓前有祭品：塑料的梨和苹果。这里就是金朝建立者完颜阿骨打最后的长眠之地。
“感觉像‘非法入侵’，”弗朗西斯说，“真是太怪了，这是个古迹，居然没有卖票的，也没有拿扩音器的导游带着拖家带口的旅游团。”
不过，这里也可能不是完颜阿骨打真正的长眠之地。史料记载，他被埋葬在今日北京附近的一座山上。坟墓外只简单贴着一张说明，讲述了一位中国皇帝微服私访东北地区。那是在完颜阿骨打称帝之前。中国皇帝要所有部落酋长一起跳舞，而完颜阿骨打是唯一敢说“不”的。
“典型的死要面子。”弗朗西斯说。她觉得这正显示了这位金朝皇帝脸皮薄，因为他在远离主流文化和权力的地方长大，有一种天生的自卑。“我们东北人看起来挺强悍的，实际上比中国任何地方的人都爱面子。”
“你说这话也感觉很骄傲嘛。”
弗朗西斯哈哈大笑：“那不刚好，说明我说得对啊。”
我们在书上读到了遗址没有说的，完颜阿骨打是个马背上的硬汉，击败了北方其他部落的精兵强将，和蒙古人结盟，挥师南下夺取汉人的领土。他建立的帝国，就是满族统治的前身。
他的阿城之墓上有个神龛，伫立着这位皇帝的水泥雕像，外面刷了一层漆。杀人如麻的完颜阿骨打喜气洋洋，意气风发，披着带貂皮的黄色丝绸袍子，稳坐皇座。除了我们夫妻俩，他的观众还有一群被冻僵在天花板上的红色瓢虫，已经开始褪色了。
1644年，在一名汉族叛将的帮助下，满洲的骑兵旋风般跨过天下第一关，占领北京，统治中国。他们想把东北的一部分作为本民族文化的存留之地。事实上，长城不过是位置一直在变化的堡垒，之前朝代的疆域已经扩展到了长城以北。为了禁止汉人进入自己的故土，清政府修建了一道一千六百多公里的屏障，从天下第一关开始，一直延伸到东北腹地。这道屏障是用土筑起来的壕沟，沿壕种植柳树，所以称之为柳条边。
这段城墙划分了蒙古族、满族和汉族人的居住地，还为皇家猎场圈了地，确保朝廷能从黑貂皮和高丽参贸易中赚钱。1754年，乾隆皇帝在一首古诗中如此描述这道屏障：
西接长城东属海，柳条结边画内外，
不关阨塞守藩篱，更匪舂筑劳民惫。
取之不尽山木多，植援因以限人过，
盛京吉林各分界，蒙古执役严谁何。
和万里长城不同，柳条边踪迹难寻。荒地村过去就在满洲划定的地界内，我独自在村里搜寻这道屏障留下的遗迹。然而，唯一可以寻到的影子，只有附近区县的名字。九台，过去是柳条边上修筑信号台的地方。通往九台的路经过一个叫做桦皮厂的村子，过去清军骑兵的马鞍和马镫就在这里取材；路上还有个村子叫西营，过去可能是军营所在地。
柳条边消失得无影无踪，部分是因为其并非石材修建，只是并行的土堆形成壕沟，沟里种了柳树，用绳子捆扎整齐。随着清朝的衰落，柳条边也逐渐废弃。1886年，一群英国探险家穿越东北，发现这道屏障“如同今日的罗马城墙一样，荡然无存。不过，木质的通道仍然保留着，也是一道关口，往来车辆必须交过路费。偶尔能看到一个土堆或一排树木，依稀可分辨柳条边原来的位置”。
我那群二十二中的学生对此闻所未闻。我在黑板上写下柳条边几个汉字时，他们只是空洞地眨眨眼睛。荒地村没人知道我在絮叨什么，连满族人关老师也听不懂。弗朗西斯也从没听说过柳条边。“不过这名字不错，像一首诗的标题。”她在skype上对我说。“学校里没教过。我们了解到的满洲啊，清政府啊，都是消极的。因为早就终结了。教科书上重点讲的是万里长城，就算它没能阻挡清军占领北京。”
东北有一系列博物馆，是官方指定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参观者在这里听不到一个地方或一件事情的多个面向，这里没有罗生门，所有的故事都指向一个结局：1949年，中国解放了。大多数博物馆的最后一个展厅里，都有音箱喇叭大声放着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我觉得旋律略微熟悉，有一点像我小时候在美国西部参观牛仔文化博物馆时常听到的电子音乐。不过，东北这些博物馆游客旁边不是野牛头骨和印第安人的木雕像。他们学着清朝格格的样子，戴着扇子般的旗头；在伪满洲国傀儡皇帝的马厩里骑马；在抗美援朝纪念馆吃“忆苦饭”，体验战时的军中疾苦。
不过我还是饶有兴味地逛博物馆，心中满怀好奇，想看看当代中国珍视哪段历史，又轻视什么故事。不过，在我看来，博物馆之外一些微不足道的地方，才真正讲述了东北的过去对现在的影响。一个城市公园里有一座破旧的日本神社，也是一个军阀的故居。一处洞窟里伫立的不是佛像，而是圣母马利亚。一个曾经忙碌喧嚣如今废弃荒凉的火车站，和它身处的废城。一座圆顶天主教堂旁的犹太教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