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关于一个尚且健在的人的书，这样的书应该如何结尾呢？死是个非常方便的结局，即使我们跟西雅图酋长一样，认为“死亡并不存在，它只是两个世界的交替变化而已”。可是，我必须以某种方式来结束这本书。
此刻我正坐在白桦山庄。在外面那个可爱的园子里，树还是我小时候见到并且爬过的树——当年在树上我曾遐想过人猿泰山和非洲。我突然会被有些事情或者有些声音下意识地带回过去，一时之下我又变成了孩子。我走进洒满阳光的园子里，又一次听到苍头燕雀或者紫色鹩哥的鸣叫。那只在园子里经历了60个寒暑的灰色石蛙依然伏在那里。它附近那只供鸟儿嬉水的古老菊石浅盆依然如故。那只沉重的草坪石磙的把手已经朽烂。丹妮曾用它压平草坪上的坑坑洼洼，把那些草压得伏贴一点。厨房里那些刀具都是谢菲尔德钢具厂生产的，其中有一把骨柄刀，埃里克舅舅经常把它放在磨刀石上磨。现在的简·古道尔和很久以前那个小女孩是通过什么相联的呢？有人说，那只不过是存储在像计算机一样的大脑中的一系列记忆。从我出生到现在，有没有人们所说的“灵魂”与我在一起呢？一种与大脑没有关系，甚至与思维也没有关系的东西？一种把我和我感觉到的存在与我们周围的精神力量联系在一起的东西？我认为我是有灵魂的。每一个相信神的人都对我说我有一个老的灵魂——换句话说，一个经历过多次转世重生的灵魂。如果有转世这样的事情——我信其有——那么他们所说的就不无道理。它给人的感觉就是那样。我今生今世是没有把握的了。不过我可以相信，我们神奇的大脑的确把我们的记忆存储了起来。这本书就是根据回忆写成的，是我从大脑的记忆库中挖掘的，为的是与那些愿意看的人共享。
回顾我的一生，我觉得它被分成了一系列界限非常分明、但相互有所重叠的阶段。开始是准备阶段，从总体上说，是为生活做准备，具体地说是为非洲之行、为研究黑猩猩做准备。当然我现在仍然在做准备，是为我将来可能遇到的情况做准备。第二阶段是最能引起我怀旧情绪的，是寻找和收集信息的阶段。这一阶段，我在森林中研究黑猩猩，并从他们身上学到了许多东西。我们对这种神秘动物的了解还在不断加深。第三阶段是做妻子、做母亲、抚养儿子的阶段。在这一阶段里，我仍在研究分析黑猩猩并出版了研究成果。我认为，把我所获得的信息与人们共享是非常重要的。可是在“皈依”之前，它却从来没有成为我生活中的动力。这一共享过程将一直持续到我生命的终点，并将通过书籍等形式使之在我死后得以延续。至少我希望如此。
我到各地的讲学就是这种共享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工作非常辛苦。可是，与此同时，我可以到世界上一些以前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接触到新的文化，尽管时间非常短暂，但却使我在智力与精神方面得到了充实。更重要的是，我遇到了许许多多人，他们都给了我鼓舞和力量。每次讲学一结束，我就坐在桌子旁边，进行签名售书。这无疑起了促销作用。这对简·古道尔研究所的资金筹措，对信息的传播都很有好处。可是，它的重要性还不仅限于此。我还在节目单、入场券、小册子以及人们20年前购买的书上面签名。我认为这段时间很重要，因为它使我有机会和部分听众接触。那些排队等候的人有时要等上两个多小时（最多的等了4小时10分钟）。他们给了我力量，这是我急切希望得到的，因为在讲学过程中，我几乎用尽了所有力量。我感到自己“空”了，也“冷”了。曾经在讲学过程中帮助我的一名志愿者说了一句一语中的的话：“那些人在给你以营养，对吧？”是的，正是这样。我竭尽全力把我的信息传达给在场的每一个人，希望他们不仅把我的话听进去，而且把它记在心里。这样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携起手来，同心协力使我们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生灵都生活得更好。所以，每当有人在听讲之后走上前来，从他们所说的一些话就可以看出，我的信息的确打动了他们，帮助了他们——是的，他们在给我以营养。
我发现所到之处，无论是来自什么文化的人，在听了我所讲的东西之后，都有到我身边来的，有时候他们的眼睛里还饱含着泪水。我以前一见到这种情况就会感到不安，感到不知所措，现在我认为我知道这是为什么了。我认为我虽然与他们共享了信息，但这些信息的实质则是我从外部吸收来的；我就像是风弦琴，是一股看不见的风吹得琴弦颤动。也许这是特雷弗多年前的布道对我产生的影响，也许是巴黎圣母院那感人的乐曲潜入了我的心田？
虽然当年在那座大教堂里感受的心醉神迷状态我从来没有忘记过，可是时隔20多年，现在已很难重新捕捉到这种体验。但是，它已经融入了我的心灵。只要听到巴赫的赋格曲，无论在什么地方，其结果都是一样的：这就像大本钟敲响时我不由自主地感到一阵恐惧一样，音乐会使我的身心完全沉浸在仁爱、欢乐和愉悦之中。我认为，至于是不是巴赫的乐曲，是不是那首特定的赋格曲，都无关紧要。我认为，这样的体验也可能会发生在其他的大教堂、小教堂、清真寺、喇嘛庙或者犹太教堂。那是一座古老圣殿中管风琴发出的壮丽声响，是被千百年来无数虔诚信徒的祈祷所净化了的。它之所以影响如此巨大，是因为它发生在我的生活发生许多重大变化的时候，是我一生中最易受影响的时候，也是我在不知不觉中需要与被我称为上帝的精神力量重新取得联系的时候——也许我应当说，我得到了某种启示，需要进行这样的联系。不论这一体验有其他什么影响，它使我又回到了原来的路上，迫使我对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意义进行重新思考。
只是到了最近我才开始思考，那没有任何词句的强有力的音乐是不是向我传递过某种特别的信息，被我吸收，但我还没有来得及或者没有能够作出解释。现在通过体验与反思，我认为的确有这样的信息，而且很简单：我们每个人都很重要，都在起一定的作用，都能有所作为。我们每个人不仅对自己的生命负有责任，而且应当尊重和热爱我们周围的生命，特别应当相互尊重、相互给以爱心。我们应当同心协力，重建与自然界以及我们身边精神力量的联系。这样我们就可以胜利地、快乐地进入人类进化的最后阶段——精神进化。
如果我认为自己听见过上帝的声音，这岂不太自负，太傲慢了？其实不然。我们都有过体会——我们常说到的“静静的、细细的声音”告诉我们应当做什么。我认为那就是上帝的声音。当然，在通常情况下，它被称为意识的声音。如果我们认为那样的定义更好，那也无妨。我认为，不管我们称之为什么，重要的是按照那个声音所说的去做。我在巴黎圣母院的体验是富有戏剧性的，振聋发聩。我现在所听见的就是那个静静的、细细的声音——它让我与大家共享。
我想极力去做的也正是这个。在世界各地的讲学中，我把我的信息与各种各样的听众——特别是孩子们——共享。我一直有这样的感受——也许根本就不是真的——我成了上帝的信使。我在讲学之前，有时会感到特别疲惫，有时则感到非常难受，还有的时候怕自己讲的东西无法使听众满意。而出现这种情况，我的讲演就显得特别好。我认为，这是因为我利用了精神力量。这是一种永在的力量，只要我们去争取，它就会给我们以力量和勇气。“只要你发出请求，它就会给你。只要你去寻找，你就能找到。”这种力量是我们大家都可获得的。当然，我也从听众身上汲取了力量。听众的热情越高，表现得越激动，我就讲得越发生动活泼。
如果把这些都看成是理所当然应当得到的，那就很危险。我受到的教诲是：“上帝只助佑自助者。”我的讲学都是经过认真准备的。尽管类似的内容我讲过多遍，每次开讲之前，我都要从头到尾看一遍讲稿，还有要使用的幻灯片。在这方面，埃里克舅舅是我最好的榜样。他在每次手术的前一天晚上，都要躺在床上，把表上的每个病例都在脑子里过一遍，就连阑尾切除这样的小手术，他也要把手术过程认真想一遍，把可能出的错误考虑到，还要考虑适当的应急措施。我认为正因为如此，他才成为成功的外科医生——他对细节问题从不放过，他对每个病人都怀有深深的同情。
还有一个问题也是人们经常问我的：你怎么能显得那么平静？几乎在世界各地，几乎在每一次讲学中，人们都问这样的问题，都作出这样的评论。他们想知道我是否进行沉思。我告诉他们，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沉思；不过倒也不妨这样说，我确实经常想跟精神力量进行沟通。对于我生活中所出现的这么多神奇的好运，对于所有支持我的好人——我所骑的那只雄鹰身上的羽毛——我经常表示感谢。我还感谢自己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感谢我所得到的每一天，因为我知道在这方面我是非常幸运的，这样的礼物是非常脆弱的。
能了解森林中的平静也是我所特有的机会。在我看来，无论是什么地方的森林，都是精神最足的地方。在山里也是一样。不过我跟山没有打多少交道。我在贡贝的森林中所度过的岁月，所经历的日日夜夜，使平静深深地与我融合了，所以我能在一片混乱中保持平静。最近我经历了一件对我影响极大的事情，使精神上的平静再度复活。我与“根与芽”组织的一些成员漫步在俄勒冈州胡德山国家森林公园，穿越长满原生林木的山坡小路时，我突然发现一棵令人惊叹的树。那棵树毁于大约一百年前的一场大火，只剩下40英尺左右的树干。它的中间完全空了。我从形似一扇小门的树洞钻进树干，朝上面指了指。树干只剩下一个空壳，就像教堂塔尖那笔直的锥体。在周围一片葱茏的映衬下，我顺着那树干向上望去，一直看到了上方的天。我恭恭敬敬地站在那里，为世界上现存的森林向上帝作了个祈祷。我的祈祷词似乎在不断向上浮，它肯定到达了目的地。“根与芽”小组的人也作了祈祷。他们5个人一批，手拉着手站在那里，为森林祈祷。我的美国精神兄弟奇特库斯也在场。他用神圣的基什沃夫植物的根燃起了烟，作了印第安人的祝福。我的内心又恢复了平静。我觉得身上又有了无穷的力量。
人的记忆太神奇了！在心情忧郁的时候，我就想一想过去的美好时光。有一天早上，我坐在达累斯萨拉姆的沙滩上，写下了如下的诗：
五只鹭
五只鹭贴着水面飞翔，
长长的脖子伸向后方；
在波光粼粼的金色海面和
金灰色的朝霞间飞翔，
在浅白的蓝色天空中，
在一片片棕榈叶上方，
黄色的月亮慢慢西沉。
哦，稍纵即逝，珍贵无比，
飞逝着的金色时光，
从记忆的宝库中取出
记忆中的宝贵珍藏，
让灵魂摆脱痛苦的围困。
我也学会了在某种程度上抵御愚笨的循环思维。为了去参加一次令人生畏的会议或者讲学，我努力地进行准备，简直不遗余力——然后又放弃了。这就像去看牙医一样。“明天这个时候（或者下星期或者随便什么时候），这事就了结了。”我会这样对自己说。当然还有丹妮最喜欢的那句口头禅：“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
人们经常问我的还有一个问题：你走进动物研究实验室，怎么能保持平静呢？你怎么能抑制自己不大声喊叫，不责备别人残酷呢？答案很简单：那种咄咄逼人的方式行不通。此外，虽然有些人真的有点虐待狂，但大多数残酷对待动物的人都是出于对动物的本性不了解。他们不相信动物，特别是那些大脑比较复杂有着与我们类似的思维和情感的动物。在这个问题上，我有责任来改变他们的态度。如果我提高嗓门，对他们指指戳戳，他们是不会买账的。他们会很生气，会产生敌对情绪。这样一来，对话就无法进行下去。真正的变化是在内心产生的。法律和规章制度固然有用，但不幸的是，很容易遭到践踏。我当时虽然也有气，但却尽量不露声色，不让它发作。我力争以温和的方式打动他们的心。
人们经常问我：“你这样的耐心还能支撑多久？你打算什么时候退休？”肯定会有这么一天，我的体力不允许我再这样到处奔波，而且这一天的到来只会早不会晚。我们都无法预测未来会发生什么，但是只要我还有力气，还有精力，我就会继续这样做。我自然希望自己能够多有几年这样的时间，因为毕竟丹妮到了97岁高龄才离开我们。奥莉已经97岁，依然健在。万妮和我父亲分别活了94岁和93岁。所以，我希望自己至少再有10年的活跃时期——此后的时间能静下心来思考问题，做一些我现在的生活方式下已经开始、但尚未完成的工作。
对未来，我有许多明确的目标。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建立一个基金，这样我们在非洲贡贝的工作即我们建立禁猎区和帮助村民的计划，就能永远持续下去。我想以较大的精力把“根与芽”这个组织向全世界推广，使之不断加强，以鼓励、动员、鞭策我们的年轻一代。我们把他们的世界破坏得太厉害了，以致他们许多人觉得希望渺茫，有的甚至变得极度绝望。他们需要得到各种各样的帮助。我希望为年轻人，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年轻人，多写几本关于环境保护方面的书，帮助他们理解为什么保护自然资源、尊重生命如此重要。有朝一日，我还要写一部小说！它的基本情节构思我现在已经有了。晚上睡不着的时候，我就把白天那些问题搁置一边，钻进我的小说世界中，所以对其中的人物已越来越熟悉。我还有一件非常想做的事：对贡贝黑猩猩的资料再进行一些研究，特别侧重于对黑猩猩母亲和婴儿的长期跟踪研究，记录小猩猩的成长过程，把贡贝黑猩猩的一生中的变化记录下来。这样，在将来的某一天，我就能看见《贡贝的黑猩猩》第二卷的问世。但是，我预感到自己也许已经没有时间来完成这项任务了，我希望能有一个学生参与进来，把这项任务完成。我非常想在我的孙子默林和孙女儿安吉尔身上多花一些时间。他们和他们的父母格拉布和玛丽亚一起住在达累斯萨拉姆。
当然只要我还活着，我就会继续唤起人们的意识，让他们了解动物真正的本性，动物所受到的虐待以及我们对动物所负的责任。我仍将致力于反对用动物做试验，反对机械化养殖，反对进行毛皮动物的养殖，反对设置陷阱捕捉动物，反对作为游戏的狩猎活动，反对利用动物从事娱乐表演，反对驱使动物去干活，反对把动物当成宠物来饲养。最近我碰到一次极佳的机会，使我在一种前所未有的环境中与别人共享我对动物的感情。这要感谢旧金山市美丽的格雷斯大教堂的主教艾伦·琼斯。他邀请我在圣方济各节做了一次布道演讲。当时，会众带了动物——各式各样的动物——到祭坛来祈福。这是一次令人难以置信的体验。我把《创世记》第1章第26节作为我的布道词：“上帝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我解释说，许多希伯来学者都认为“管理”一词翻译后跟希伯来文中v’yirdu一词的意思相去甚远。因为它的原意是“仁治”，像明智的国君“以仁慈的方式”统治其臣民那样。它包含着责任感和开明的治理方法。接着，我谈到自己从黑猩猩身上明白了我们要恭谦的道理——我们人类并不像我们以前所想象的那样与其他动物有很大的区别。我在结束语中引用了阿尔贝特·施韦策一句动人的祷告词：“为了那些被过度驱使、吃不饱、受虐待的动物，为了所有在囚禁中扇动翅膀就会碰到铁笼、感到苦闷的动物，为了所有被捕猎、被丢失、被遗弃、被惊吓或者被饿着的动物，为那些一定要杀掉的动物……为那些去宰杀它们的人，我们请他们要有怜悯之心，要手下留情，要为它们祈福。”
未来会是什么样子呢？有一点不能否认，那就是，我们人类社会还没有摆脱战争、犯罪和暴力这些该诅咒的东西，这些东西是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从未间断过的事实。在世界上所有出现麻烦的地区，每一次意识形态、种族或者领土争端刚解决，另一个地方就又起了战端。也许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注定了的。这是一个充满精神与道德障碍的进程，换句话说，是对胜利者有所回报的进程。当人们面临真正的危险时，他们无疑会表现出自己的本性。有的人会完全垮下去，有些人会支撑着活下来，但却充满了仇恨与玩世不恭，而有些人则成为胜利者，变得比以前更强大。
我有幸会见了一批真正令人鼓舞的年轻人。他们是可怕的战争中的幸存者。他们之中有萨拉热窝炮击中的幸存者米基·亚切维克，有在波尔布特可怕的战争中当过娃娃兵的彭安春（音译），还有从尼日利亚逃出来的哈夫萨特·阿比奥拉。她的母亲被杀害，她的父亲还被关押在国内的大牢里。他们都表现得非常坚强，就像被锤炼过的钢，决心和世界上其他地区的青年一起，为了他们的下一代能有个美好的明天而奋斗。还有一些年轻人没有能逃出恐怖。我在基戈马地区的难民营里见到一个年仅10岁的图西族小男孩。我看着他的眼睛后，不禁打了个寒战。后来我写了如下一首诗：
难民
她坐在外面的凳子上发愣，
对明天依然不抱任何希望。
深陷在痛苦的回忆之中，
即将结束的今天仍然与往常一样。
她的大腿上放着半碗米饭，
碗上的反光来自残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