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10月我的生活模式发生了永久的变化。这是我的《贡贝的黑猩猩》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间接结果。为了写出这本书，我花了许多工夫掌握了生物学家通常在大学期间就学过的大量知识——比如荷尔蒙对侵略行为的影响、社会生物学理论等课程。我学得很苦，但很值得。在我的知识面没有扩大之前，我在与“科班”的科学家谈话时，心里总感到惴惴不安。20世纪60和70年代关于“《地理杂志》封面女郎”的尖刻言辞使我很生气，我想其程度也许比我自己承认的还厉害。可是这本书出版后的反应还不错，我的自信心也大大增强。
为了庆祝这本书的出版，芝加哥科学院院长保罗·赫尔特纳建议开一次新闻发布会，主题是：理解黑猩猩。所有在非洲从事黑猩猩研究的生物学家都受到了邀请，此外还请了一些对被捉黑猩猩进行非入侵性研究的科学家。这是一次令人惊叹的会议，在黑猩猩研究方面的知名人物几乎全都来了。会议开了4天，而它的影响却远不止这几天。它在我内心引起的巨大变化，也许类似于大数的保罗在前往大马色的路上所描述的情况，那次体验之后，他从一名异教徒皈依了耶稣，成为他最虔诚、最坚定的信徒。我到达芝加哥的时候，仍然是一名科学研究工作者，正打算写《贡贝的黑猩猩》的第二卷。可是在我离开的时候，我却暗暗决定将工作转向环境保护和教育。不知怎么的，我总觉得第二卷也许是写不出来了——在我还比较活跃、精力还比较充沛的时候，是肯定写不出来了。
大会的内容以科学为主，但也有一次讨论会涉及到环境保护。我想，当大家意识到整个非洲的黑猩猩数量在减少的时候，无不感到震惊。20世纪初，在非洲25个国家的黑猩猩数量肯定在200多万，可是到了20世纪后半叶他们的数量已下降到不足150万，数量超过5千以上的国家只有5个。即使在这几个堡垒里，由于人类人口增长的需要，黑猩猩的领地还在无情地逐渐缩小。树木遭到砍伐，为的是盖住房、做燃料、制木炭，也为了扩大耕地。伐木和采矿活动已经深入到原始森林，而黑猩猩易感染的疾病也传给了人类。人们沿公路两侧安家，他们砍伐了更多的树木来种植庄稼，设置陷阱来捕捉动物。黑猩猩数量在不断减少，种群也日益缩小，许多群体由于太小，近亲繁殖已经无法避免——他们长期生存的希望非常渺茫。在西非和中非一些国家，黑猩猩被作为食物遭到猎杀。这种事情并非今天才有，可是以前的猎人只猎杀够村民吃的肉食，而现在的猎杀已经成了商业性的。打猎的人来自城镇，他们乘坐运木材的车进入最后尚存的一些森林，见到什么就打什么。他们把肉熏烤或晒干后装上卡车，开回城里。这是一种商业性的买卖——野味交易。它满足了许多想品尝野生动物肉的人的偏好。（过了许多年之后，人们才知道黑猩猩身上携带了多种艾滋病病毒。猎杀和屠宰黑猩猩以取其肉的人，很可能就这样把这类病毒传给了人类。）
此外还有活动物的交易。即使在人们不吃黑猩猩的地方，母猩猩也常常遭到猎杀，为的是捕捉小猩猩，然后把他们卖给人当宠物，或者卖给国际娱乐业，或者卖给医学研究机构。
另一次讨论会的主题是关于在美国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医学研究实验室中黑猩猩的状况。我对听到的情况感到震惊，并产生了一种冲动，想做点什么。
25年来我一直在实现着自己的梦想。我感到自豪的是，能在幽静的森林里研究我们这个时代最令人着迷的动物。现在，由于我在专业方面的信心增强了，专业知识增加了，我要帮助处境困难的黑猩猩，这一时刻已经到来。在此之前我一直认为，改变这种状况我是无能为力的。我还认为自己所获得的文凭还不足以从学术上与搞医学研究的那些科学家探讨。那些政客们又凭什么要听我发表高见呢？可是现在，我花了大量心血写成《贡贝的黑猩猩》之后，我的自信心增强了。为了那些在实验室、马戏团和处于其他恶劣囚禁状态的黑猩猩，我到研究实验室去拜访了那里的科学家和工作人员，和他们一起探讨问题。我正式到非洲各国政府去游说。此外我还发起一场场运动，进行院外游说活动，不间断地搞系列讲座。
我的努力将使我与这条路结下不解之缘。在此后的几年中，我在任何一个地方所呆的时间都没有超过3个星期。在“窝里栖息”的时间一年只有两三次，而且我也只有靠这点时间来写书。我在贡贝的宝贵时间越来越少，后来变成每年只能去有限的几次，每次只呆一两个星期。如果我当时就知道后来会出现上述的情况，我会怎么做呢？走上这样一条艰难的道路之后，我能不能做到很坚强，能不能非常投入呢？我在大会上所听到的情况使我感动，也使我震惊。我相信对上述问题我会给出肯定的答复。我不必作什么选择，因为我的生命似乎被一种难以抵御的强大力量所控制。我发现自己就像圣保罗一样，无法“用脚踢刺”。
为了帮助黑猩猩，我把准备好的“理解黑猩猩”展览带到有黑猩猩的非洲国家去展出，而这也是“野生动物意识周活动”的中心内容。在可能的情况下，我拜会了一些国家的首脑、环境和野生动植物保护部的部长以及其他政府官员，此外还与环保组织、研究或保护黑猩猩的个人取得联系。我说服热衷于这一事业的人在自己的国家组织“野生动物意识周活动”。每到一个地方，我都要访问学校、发表演讲、进行募捐，尽可能在媒体上露面。我们成功地举办过活动的国家有：乌干达、布隆迪、刚果（布）、安哥拉、塞拉利昂、赞比亚。当然在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和基戈马也举办过多次。此外在扎伊尔、南非和肯尼亚，我们还启动了环保项目。
正是在这些访问中，我亲自了解到数以百计的猩猩孤儿所遭受的可怕痛苦。他们出生在与贡贝类似的环境中——可是他们的母亲遭到杀害——因为人们想得到猩猩肉或者是为了窃夺他们的宝贝儿女，然后拿到动物市场上去卖。我的关注后来导致黑猩猩禁猎区的建立。那里有被政府官员从市场或者路边没收的黑猩猩，也有被人作为宠物买去后交给我们的黑猩猩。一只黑猩猩长到6岁的时候就跟成年男子一样强壮，即使是那些养在家里，与人同桌而餐、与孩子在一起玩耍、与家人一起出访的也是如此。到这时候，把他们养在家里当宠物就不大安全了。他们要成为黑猩猩，要做黑猩猩的事情：他们对约束开始反感，可能会狠狠地咬人一口，因而成了潜在的危险。
有很多人劝我不要去管那些失去母亲的小猩猩。那样需要很大的花费，在他们长长的一生中（有的可以活60年），我们都得照顾他们，不能再让他们返回野生状态下生活。他们对我说，要用宝贵的经费来拯救野生黑猩猩和他们的生活环境。还有一些人认为我应当帮助非洲人，而不“仅仅是”动物。可是对于我来说，不存在什么两难的选择问题。对那些小黑猩猩孤儿伸出的双手、哀求的目光、因营养不良而瘦得可怜的身体，我不能视而不见。于是我们开始了建立几个禁猎区的计划。每个禁猎区都成了自然保护教育计划（尤其是对孩子们进行教育）的重点。此外，我们采取了类似在贡贝的做法，使当地人介入其中，尽可能多雇佣他们，从他们那里购买水果和蔬菜，从而也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有机会观察黑猩猩之间令人着迷的社会交往活动，对当地的村民来说大多是第一次。旅游观光的人也非常感兴趣。在肯尼亚和乌干达的禁猎区最终实现了自给自足。
只要当地的动物园里有黑猩猩，我就要去看看对他们的饲养状况。每每看了之后我都感到沮丧。那里的黑猩猩都在挨饿，不过这也不奇怪，因为饲养员和他们的家人也吃不饱。我们只能拿出少量的钱，并发动当地外国移民来帮助进行部分改善，如对刚果（布）、乌干达和安哥拉的动物园的改善。
在美国和欧洲一些医学研究实验室，我看到的情况更加糟糕。虽然黑猩猩吃得很好，可是他们的环境没有生气，枯燥无味。再说，他们也没有借口开脱：政府和企业界向动物研究注入了数百亿资金，那些负责的人应当能够给黑猩猩提供一个较好的环境。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曾经看过的一些录像。那是由争取动物权利的活动人士从联邦政府资助的实验室sema公司里偷拍的。芝加哥会议结束后不久，他们答应给我的录像就寄来了。当时我在伯恩茅斯与家人一起过圣诞节。看了这些录像后，我们都落了泪，惊得说不出话来。录像上出现了关在小笼子里的年幼猩猩，显得沮丧与绝望。当然，我知道那些黑猩猩是用来做医学研究试验的，可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sema的条件竟是那样恶劣，令人完全不能容忍，对黑猩猩的心理伤害是显而易见的。我真想大声疾呼，反对这样的残酷行为，可是我知道我不能以录像为依据——我必须亲眼看见这些情况才行。真的会那么糟糕吗？我请求他们让我参观一下实验室，出乎我意料的是，他们答应了，时间定在1987年3月。
我绝对非常害怕去参观。随着时间的逼近，我感到自己就像要生大病似的。那将是我第一次与那些身穿白大褂的科学家打交道，我也不知道自己是对还是错，反正我把他们看成了敌人。在即将动身的那天，我很高兴地把万妮给我的一张小卡片放进了衣袋。万妮知道我很担心，就在卡片上抄录了温斯顿·丘吉尔在战争中为鼓舞全国士气而说的一句名言：“现在不是犹豫不前或者表现软弱的时候——这是向我们发出召唤的伟大时刻。”“把自己武装起来，做一个勇敢的人，做好应战的准备。”sema公司在马里兰州的洛克维尔。从华盛顿市中心出发后，我们从英国大使馆门前经过时——啊，外面立着的就是丘吉尔的著名铜像，他的手臂举起，手指作出代表胜利的v字形。这真是个吉兆！
要想从头到尾参观一遍，我非要鼓足勇气才行。即使我已把录像片反复看了多遍，对目睹那残酷现实的心理准备依然不足。他们把我从洒满阳光的户外迎进半地下的过道，然后走进放实验动物的昏暗地下室。我们走进一个放黑猩猩的房间。房间里放了一只只22英寸长、20英寸宽、24英寸高的笼子（这个尺寸是我后来知道的），每只笼子里放两只一至两岁的小猩猩。每只笼子都放在像微波炉大小的“婴儿保育箱”里，经过滤的无菌空气才能进入这些小猩猩的监舍。每只“保育箱”的小窗户里，都有两只小猩猩在望着我们。现在还没有用他们做试验，但他们已经在小牢笼里被检疫隔离了4个多月。他们至少可以相互为伴，但这样的时间不会很长。工作人员告诉我，等到检疫隔离期满，就把他们拆散，分别单独关进保育箱，然后使他们感染上肝炎或人体免疫缺损病毒（艾滋病病毒）或者其他病毒。
有一只与外界隔绝的未成年雌性黑猩猩在里面不断摇晃。我们要借助手电筒的光才能看清她。他们让一位技术人员打开笼子，把那只猩猩拿出来。她像个布娃娃似的坐在技术员手臂上，无精打采，异常冷漠。他没有对她说什么。她没有抬头看他，更没有想沟通的任何表示。她若不是用了药，就是太绝望。他们说她的名字叫芭芘。
芭芘的那双眼睛以及那天我看到的其他猩猩的眼睛，至今仍萦绕在我的脑际。他们目光呆滞，毫无生气，就像极度绝望的人，就像我在非洲难民中所看到的那些失去父母和家园的孩子。黑猩猩的孩子跟人类的孩子非常相似，在许多方面都相似。他们用以表示情感的动作类似我们的儿童。他们的情感需要与我们的儿童也很相像——他们都需要友好的接触、安慰、乐趣，都需要有机会嬉戏打闹。他们都需要爱。
我从地下的实验室里出来的时候，既感到震惊，又觉得很难过。我被领到一张桌子旁边入座，同桌的是sema公司和国立卫生研究所的人。我意识到大家都在以询问的目光看着我。我还能说什么呢？我经常会在脑子里一片空白的时候迸出几句话来。
“我想你们都知道我在下面时的感觉。”我说道。“诸位都是很正直、很有同情心的人。我想你们也会有同感。”他们几乎无法提出异议。我谈了在野生状态下黑猩猩的生活，他们与家庭的密切关系，他们为期较长、无忧无虑的童年。我谈了他们使用工具、喜欢舒适、具有杂食性的情况，还谈到我们最近在研究黑猩猩大脑功能方面的见解。接着，我提出了召集研讨会的设想。在这个研讨会上，实验室的生物医学科学家、兽医学家和技术人员可以和从事野外作业的科学家、生态学家以及动物福利倡导者们一起，探讨采取什么方法来改善实验室里黑猩猩的生存环境问题。
研讨会是开了，会议形成的文件阐述了我们认为实验室黑猩猩的笼子尺寸、社交生活和精神激励等方面绝对最起码的要求。可是国立卫生研究所的人没有参加，所以这个文件基本上没有受到作为调节机构的美国农业部的重视。不过，在此后的几年中，这份文件已经在后来几次研讨会上得以修订（有一次在荷兰）。在我们为改善实验室动物生存条件的斗争中，这份文件在许多方面都起着积极的作用，因为它所包含的不只是动物权利倡导者们的观点，而且包括了在实验室工作的科学家和其他工作人员的观点。
我深信，利用动物活体进行研究的科学家，不论利用的是什么动物，都有义务了解这些动物在自然状态下的行为，并有义务知道他们的研究工作对他们的研究对象会有什么影响。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在为人类的利益（或者是希望中的利益）与动物所受到的痛苦之间找到平衡。
黑猩猩与我们人类的基因构造的差异只是略大于1%，而且他们的血液成分和免疫系统也与我们的非常相似。人类所有传染性疾病，他们都有可能被感染或者传染。所以他们才被用作“试验品”来更多地了解诸如肝炎和艾滋病等人类疾病，并研究防病疫苗，寻找治病线索。这些“大猿猴”的大脑和中枢神经系统也和我们的极为相似，任何其他动物都无法与之相比，这也是我们要记住的非常重要的一点。如果黑猩猩与人类在生理上的相似意味着某种疾病模式在我们这两个物种身上非常相似，而且会受到同一种预防或治疗药物的影响，难道得出下列推理不也是很合乎逻辑的吗：黑猩猩与人类在中枢神经系统方面的相似性可能会相应地导致他们在认知能力方面的相似性？黑猩猩可能会有类似于与他们非常相像的人类灵长目动物的情感体验？也会有类似的感知痛苦的能力？
从分类的角度来看，我们还无法说黑猩猩所体验的精神状态是否十分类似我们给人类情绪所定义的欢乐、悲哀、恐惧、绝望等，但这似乎是很有可能的。幼小的黑猩猩肯定也像人类的婴幼儿一样，需要安慰，需要有人哄。黑猩猩不流眼泪，可是理解人类儿童行为的人在准确识别小黑猩猩的情感状态方面是不会有什么困难的。因为我绝对相信：黑猩猩跟我们人类一样，不仅会感受身体上的痛苦，也会感受心理上的痛苦。他们也会有悲哀、沮丧、厌烦的感受。我对动物实验室的访问使我不寒而栗。
我第一次见到成年雄黑猩猩“乔乔”是1988年。他在一只5英尺×5英尺×7英尺的标准笼子里至少被关了10年。他是属于纽约大学灵长目实验医学与外科实验室的。他和其他300来只黑猩猩是靠自己养活自己的：他们的身体被租给制药公司进行药物和疫苗试验。特别是在当时，黑猩猩被看成是研究艾滋病的最佳试验品。虽然他们没有出现病入膏肓的艾滋病人那种症状，逆转录酶病毒已经进入了他们的血液。“乔乔”免不了要接受一次新的抗艾滋病的病毒疫苗，然后接受注射到他体内的逆转录酶病毒的“挑战”。
那是我第一次在实验室里看到成年黑猩猩。兽医专家吉姆·马奥尼向我作了介绍。“‘乔乔’很温顺。”他说着沿过道走去。在灯光昏暗、显得很凄惨的地下室里，过道两侧各有5只笼子。我跪在“乔乔”前面的地上，他从阻隔在我们之间的粗大铁栅中把手尽量往外伸。他身陷囹圄之中，前后左右和上下都是铁栅。他在这个小小的监舍里至少已经呆了10年。这10年除了极端的无聊就是间歇的恐惧和痛苦。他的笼子里除了一只给他坐坐的旧车胎，其他什么也没有。他没有机会跟他的同类交往。我审视着他的目光。那目光中没有仇恨，只有感激，因为我停下来跟他说话，打破了他那可怕而又难熬的单调生活。他轻轻地抚摸着我那薄薄的橡皮手套前面微微突出的指甲。那双手套是他们给我的，此外他们还给了我面罩和纸帽子。我把手伸进笼子，他的嘴里发出啧啧声，轻轻地抚摸着我手腕上的汗毛，然后把我的手套扒了下来。
“乔乔”的母亲是在非洲被猎杀的。他还能记得那段生活吗？我心里纳闷。他有时候是不是会梦见那一株株大树、那吹得枝叶轻声作响的微风、小鸟的鸣叫，还有母亲那温暖的怀抱？我想到了“灰胡子戴维”以及贡贝的其他黑猩猩。我再次看了看还在抚摸我的“乔乔”，我的视线一下子模糊了。一天的时间怎样度过，在什么地方度过，跟谁一起度过，他都无权选择。森林中柔软的地面和树上用枝叶搭起的舒适的窝，已经与他无缘。大自然的声音也已经与他无缘：他听不见小溪里的潺潺流水声，在暗绿褐色的森林中传来的哗哗的瀑布声，从林中穿过的风声和枝叶发出的飒飒声，也听不见叶子上蠕动的小动物的窸窣声，远处的山丘上黑猩猩发出的清晰的叫喊声。
“乔乔”很久很久之前就失去了这个世界。现在他呆在我们为他所选择的世界之中。这是一个难以忍受的、冷酷凄凉的钢筋水泥的世界。他听到的是咣当咣当的铁门声和关在地下室内的黑猩猩发出的震耳欲聋的叫声。这是一些可怕的声音。这是一个没有窗户的世界，没有可看的东西，也没有可玩的东西。没有手指轻柔抚摸所产生的舒适快感，没有朋友们早晨见面时的拥抱、亲昵和问候，没有可以展示雄性强健体魄的机会。“乔乔”并没有犯罪，可是他却被终身囚禁。我感到惭愧，因为我是人。“乔乔”从铁栅里伸出手，摸了摸我的面颊，摸了摸我流淌下来的泪水。他在手指上闻了闻，看了看我的眼睛，然后继续抚摸我的手腕。我想象到圣方济各仿佛也站在我们身边，也在流泪。
任何想使动物生活得到改善的人都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一些人的批评，因为那些人认为在一个人类还在受苦受难的世界上，这样的努力是明珠暗投了。我在美国旅行时所遇到的一位妇女就持这样的看法。那天正巧是我过生日，当时有人为我开了一个使我颇感惊喜的小型生日宴会。明媚的阳光和春天的花朵使人的心里发出微笑。突然女主持人有几分担心地走过来，指着一位刚刚到场、脸绷得紧紧的妇女对我说：“她有个女儿心脏有毛病。他们对她说，她女儿之所以能得救，就是因为在狗身上做了许多试验。她属于‘支持用动物做试验的组织’。”我熟悉那个组织，事先得到提醒，我也很高兴。我预期会有麻烦事出现。果然，那位妇女很快来到我面前，接着就劈头盖脸地数落我，说什么如果要照我说的，她女儿早就死定了，还说我这样的人使她感到恶心。她的恶意攻击简直像连珠炮，周围的人感到很尴尬，都纷纷退避。最后，等我终于有机会说话的时候，我告诉她说，我母亲的心脏上就移植了猪的瓣膜。那瓣膜是取自屠宰后供应市场的猪，可是手术程序却是根据在实验室猪身上所做的试验。我还跟她说，“我也很喜欢猪，猪的智力跟狗差不多——而且往往有过之。我非常感谢那头救了我母亲命的猪，感谢那些为手术成功而受到痛苦的猪。所以我愿意尽我的努力来改变猪的生活条件——包括实验室里的和农场上的。难道你不感谢那只救了你女儿一命的狗吗？我们要努力找到其他方法，目的是为使未来不再用狗——或者猪——来做试验品，难道你不愿意支持这样的努力吗？”
那位女士看着我，张口结舌了一阵，然后说道：“以前从来没有人这样说过。”她脸上的敌意和怒气已全然消失。临了她说道：“我会把你说的话告诉我们组织里的人。”
用动物做试验是个极有争议的问题。这种争议在那些关心动物的人士看来毫不奇怪。为了科学事业，为了增进人类的健康、挽救垂危的生命、确保人类的安全，为了验证研究人员的假设，为了教学的需要等各种目的，动物们受到的侵犯和惊吓是数不清的，有时受到的是极端的痛苦。为了检验产品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就在田鼠、老鼠、豚鼠、猫、狗、猴子之类的动物身上做试验，就把许许多多东西注射到它们体内，或者强迫它们吞下，或者滴进它们的眼睛里。医学院的学生在学习做外科手术的时候，就是以动物做试验品，新的手术操作程序也要先在动物身上做试验。为了试验烧伤治疗技术，就要让动物身上出现大面积的一度烧伤。为了对吸烟、吸毒、摄入过量脂肪等等对人这种动物的影响有更多的了解，其他动物就被迫吸入大量的烟气、吸食毒品或者让它们摄入过量食物。为了了解生理系统，科学家们把电极插入动物的大脑，使它们变聋、变瞎，把它们杀掉，对它们进行解剖。为了了解它们的心理功能，研究人员对动物进行各种测试，如果它们出了错，就会受到电击、不给吃、不给喝等惩罚，或者受到其他残酷的对待。简而言之，在科学的名义之下对动物所采取的做法，从动物的观点来看，就是纯粹的折磨——如果干这种事的人不是科学家，这种做法就是对动物的折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