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贡贝的这几个星期特别有意义。我发现体力和精神都得到了恢复，而且有了新的责任感。当我返回达累斯萨拉姆时，仍然对失去德里克感到伤心，因为他和我为时不长的婚姻中所共同享有的东西，现在都成了痛苦又甜蜜的回忆，不像以前那样只有痛苦。大多数情况下，我那幢偌大的房子里只有我和我收养的两条无家可归的狗：“塞伦达”和“辛德瑞拉”。狗能给人带来很大的安慰。自“拉斯蒂”帮我形成对动物——以及对科学——的态度以来，狗在我生活中就起了很大的作用。我回想起在贡贝走出阴影的那段时光，脑子里渐渐酝酿了一首诗：《树木和花草小天使》。
我记不得第一次是什么时候，
听见他们那银铃般的歌声，
树木和花草的小天使们。
帮我打开被禁锢思想的是他们，
把我的灵魂拿去清洗的是他们。
哦！我欢迎他们，
我就像一个中空的躯壳，
舒适地躺在芬芳的草地。
他们带着忧伤的微笑，
给生锈的思想铰链上油。
清除灵魂上的蜘蛛网，
再把它晾挂到最高枝头，
让它贴近有净化功能的太阳。
我庆幸它在高枝上飘动，
知更鸟唱起了甜美的歌声，
让灵魂在和谐中得到沐浴。
等灵魂被净化得焕然一新，
他们又微笑着悄悄把它送回。
他们飘然飞去的一两天内，
我就像个新生儿一般
天真好奇地看着这个世界。
现在，只要有忧伤或恼怒，
我就会找一块安静的地方，
青枝绿叶和泥土的气息，
伴我静静坐着，等待他们
用银铃般的声音呼唤我，
把我的灵魂再一次净化。
那些树木和花草小天使们。
没有德里克和我一起谈论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家里显得非常安静。我没有用这些时间去干家庭主妇的那些事情，而是潜心对在贡贝的20年科研成果进行科学分析，并把它们整理成文字。此外我还很关注时局。德里克和我都喜欢阅读《经济学家》和《新闻周刊》，我仍然保持了这个习惯。我有许多朋友都在外交界工作，我经常和他们在一起讨论坦桑尼亚的政治。邻国乌干达的战争余波使坦桑尼亚大受其害。这是因为坦桑尼亚军队进入该国，支持了被赶下台的密尔顿·奥博特总统的军队，使伊迪·阿明的血腥独裁统治最终倒了台。坦桑尼亚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经济下降到最低点，食品严重短缺，穷人的贫困加剧。
战争结束的时候，坦桑尼亚到处都是军人——这些归国的英雄没有工作，但却有（或者说比较容易弄到）枪支弹药。全国武装抢劫案件大幅上升。我依然带着狗在湖边散步，但却多了几分新的恐惧。有一次，一个盗贼用罪恶的螺丝刀对着我的脖子，然后抢走了我的手表——我早就应当知道不要戴手表了。
尽管犯罪案件增加，但是与许多非洲国家相比，坦桑尼亚还算平静。离贡贝国家公园不过几英里的布隆迪及其邻国卢旺达，胡图族与少数民族图西族对抗，这种摩擦随时可能再次成为大规模流血冲突。从东边麻烦较多的扎伊尔，不定期地会有难民渡过大湖到这边来。在加纳发生了军事政变。在乍得也是麻烦不断。在世界范围内，冷战仍在继续。由于政治和经济利益的需要，武器和地雷被出售给广大发展中国家，使它们成了超级大国经济游戏的游乐场地；而这样的游戏已经使成千上万的人无家可归，致死致残。那一年，萨达特总统遇刺身亡。此后，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和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险些遇刺身亡；爱尔兰共和军开始了在英国的暴力活动；在斯里兰卡、萨尔瓦多、印度、阿富汗、黎巴嫩相继出现了动荡和暴力。几年以后，英军进驻福克兰群岛，甘地夫人遇刺身亡，美国轰炸利比亚。此外，令人极为震惊的是，伊拉克不仅在与伊朗的战争中使用了大量化学武器，而且用这种武器来对付它的本国人民，主要是库尔德人。
似乎到处都有人在受苦受难。饥饿、疾病和无家可归不只是限于发展中国家才有，即使在西方世界最繁华国家的都市中也有。在英国有一个地方（布里克斯顿）首次发生黑人青年系列暴乱事件。除了上面所说到的种种情况，还有我们这个宝贝星球上的空气、土壤和水都正在受到严重的污染，自然界——我们唯一的世界——正在遭到破坏。
我问自己：未来还有希望吗？看来我们的自私贪婪——我们对权力、土地和财富的强烈欲望——正在战胜我们对和平的渴望。在自由世界战胜纳粹德国之后，我体会到的幸福感早就渐渐消失。我发现自己在思考：雨果和我是不是应当让孩子生在这样一个毫无希望的丑恶世界上。
大概就在那段时间里，我的老朋友休·考德威尔送了我一本《人类的命运》。那是法国一位由医生成为哲学家的勒孔特·迪努瓦于1937年写成的。他认为我们人类缓慢地历尽千难万阻，来到这个星球上，并生存下来，现在正经历一个获取道德特征的过程，从而使我们的侵略性和好战性越来越少，相互关心和同情心越来越多。他认为这将是我们的最终命运，是人类存在的理由。这是多么有魅力的思想啊！对于我们的生理结构的进化，我还是很熟悉的，因为我毕竟为路易斯·利基工作过。他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研究我们祖先的化石。在贡贝的日子里，我仔细考虑了文化进化的问题。这个发展过程并不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是人类所独有的，从黑猩猩身上可以明显看出，他们也开始走上这样的发展道路。现在，迪努瓦又在探讨道德进化的问题了。我对此特别感兴趣。我思考了他的论点，发现自己被他的许多观点所打动。我开始从新的视角来看待我们所面临的几乎毫无希望的形势。
在人类可能发生进化的典型环境中，随处都能获得食物和温暖。当然，人类发展的早期，世界并不是个乐园——人类从一开始就时常遇到饥饿、病痛和伤痛。就像黑猩猩一样。在早期像猿又像人的直立人四周，有许多张牙舞爪的、可怕的捕食动物，其中许多动物奔跑和爬树的本领大大超过了我们的祖先。可是，大脑不断发达的直立人生存下来了。由于数量增加，有一部分直立人就有必要离开最佳生活环境，到条件比较差的地方去生存。那些大脑比较发达、比较灵光的就比那些不太聪明的占有优势。于是，生存能力比较强的就存活下来，并把他们的基因遗传下来。渐渐地，他们发明了越来越复杂的工具，而且让自然屈从他们意志的能力也越来越强。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我们的祖先还有了口头语言。这便是在人类独特的发展道路上的一个里程碑。
正是因为有了语言，我们的祖先才第一次做到了把不在眼前的物体或事件告诉他人，包括他们的孩子。现在有些智能型动物大脑也比较发达，而且具有精确的交际系统，可是就我们所知，他们不可能做得像我们一样。我们可以教会黑猩猩和其他一些猿类学会识别美国手势语。他们已经学会了300多个词汇，他们相互之间以及和训练人员之间可以在新的环境中运用这些词汇。可是，在他们的进化过程中，他们却没有发展到像人类一样可以谈论不在眼前的事物，了解发生在遥远过去的事件，为遥远的未来制订计划，更不用说对某个思想进行探讨，在他们中间进行磋商，以致大家能够共享整个群体的集体智慧。口头语言使得我们的祖先能够表达敬畏的感情，而这样的感情又会导致宗教信仰，最后发展成有组织的崇拜活动。
我认为，黑猩猩具有类似敬畏的感情。在卡孔贝谷有一处壮观的瀑布。水流穿过柔和的绿色空气，从大约80英尺高的河床断层处飞泻而下，发出雷鸣般的巨大声响。也不知用了多少年的时间，水在岩石上冲刷出一道垂直的槽。蕨类植物在瀑布下泻所生成的风中不停地摇摆，悬垂的藤蔓长满了瀑布两侧。在我心目中，这是个神奇的地方，是个神圣的地方。有时候黑猩猩们会过来，沿着河床慢慢地、有节奏地移动。他们捡起大石块或者大树枝扔进去。他们跳起来吊在那些藤蔓上，在水珠飞溅的风中来回悠荡，直到那细细的藤蔓似乎要断或者快要从上面生根的地方被拉出来为止。
这样了不起的“舞蹈”他们一跳就是十来分钟。为什么呢？难道不是黑猩猩对某种敬畏情感作出的反应？这情感因水的神秘力量而产生；这水似乎有生命，总是奔流不息，可又从不离开，似乎完全相同，却又根本不同。也许就是这种类似的敬畏，导致泛灵论宗教的诞生吧？泛灵论崇拜指的是对自然力的崇拜，对无法控制的自然奇特现象的崇拜。只有当我们的史前祖先在语言上有了发展，他们才能讨论内心的情感，才能创造共享的宗教。
口头语言也使得我们石器时代的祖先得以形成共同的行为道德规范。黑猩猩表现出的行为很像人类道德出现之前的行为——比如，为了救一个弱者，某个级别较高的黑猩猩会出面阻止一场打斗——可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在他们的社会里，“有力量”就“正确”，处于从属地位的猩猩，无论对错都必须屈从。然而人类发展了复杂的符合道德和伦理的行为规范。在世界各地的所有文化中，他们都是这么做的，虽然各个国家的人对好与坏的解释未必一样。
迪努瓦认为，我们是想在人类进化的时间框架中看到自己的道德进步过程。我们的生理形体在数百万年里发生了缓慢的进化。从第一个活的原生质细胞形成到旧石器时代第一批哺乳动物出现，其间经历了数十亿年。智人，或者叫现代人，在这个星球上的活动只有一两百万年。虽然人类的行为中历来就有并将继续会有大量明显不道德的、往往非常邪恶的一面，可是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意识到什么是错的，什么是需要改变的。
我仔细思考了迪努瓦的观点，觉得自己能从新的视角来看待人类的道德行为——或者缺乏道德的行为。我们自私的本能压倒了我们的关爱和利他主义，可是，用进化的标准来衡量，我们毕竟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有了很大的进步。例如，不到100年之前，在我的祖国英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穷人还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妇女、儿童，还有矮种马，都被送到矿井里去干活。那里几乎漆黑一片，工作条件恶劣，工作时间长得不可思议，班次之间休息时间非常短，而且还吃不饱。到了冬天，住在破破烂烂的贫民窟里的大人和孩子都没有御寒的衣服，他们光着脚，冷得浑身发抖。像肺结核和佝偻病之类的疾病是常见现象。奴隶制是一种被认可的劳动力形式。近期出版的一些书中谈到了在天主教徒占多数的爱尔兰贫民窟中成长的孩子，看了那些触目惊心的描写，我们真不知道孩子们在那种恶劣环境下是怎么活过来的。
我认为，到了20世纪80年代，英国的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从理论上说，每个人都能享受福利。在城市里的某些地区，条件仍然很差，可是地方政府和社会福利工作者都在尽力去改善它。尽管福利国家还有不少缺陷，可是它的出发点是，从道德上关心那些无法关照自己或者自己家人的人们。许多慈善机构都在致力于改善少数群体的生活条件。奴役制度已经被废止。当世人得知发展中国家在工业中利用奴役劳动的时候，公众舆论对此大加谴责，有时候这至少能使工人们的工作条件得到改善。
世界上其他民主国家也进行了类似的改革。此外，由于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领导，意识形态方面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个变化最终导致了苏联解体。人类的尊严和人权问题成为越来越多的人所关注的话题，甚至动物权利运动在世界上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可和支持。在我们这个世界上，仍然存在着暴力、残酷、压迫和压制行为。这些行为的本身导致了诸如联合国这样的国际组织的建立。虽然在维护世界和平、防止种族屠杀方面，联合国没有发挥它的创建者们所希望的作用，但它的建立本身就是一个正确的重大步骤。在我看来，人类正在作出努力，帮助他们自己国界之外的人们。我们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不过我们正慢慢地走上正确的道路。
我在沉思这些问题的时候，孟加拉国经济学教授穆罕默德·尤努斯不仅在思考大街上乞丐的不公正命运，而且在积极做一些实事，以减轻他们的痛苦。他是1974年孟加拉国发生严重饥荒时开始这样做的。首都达卡的街道上人越来越多。他们用最后一点力气走到首都来寻找吃的。他们或坐或躺在街上，“活像披着破衣烂衫的骷髅”。他们几十个、几十个地死去。这个经历使当时在达卡一所大学讲授经济学的穆罕默德·尤努斯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他说他突然觉得自己应当离开学校，离开经济学理论，到大街上去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人们会慢慢地、令人痛心地因饥饿而死去。他到附近一个村庄去看了看，向一位制作竹凳的21岁女子苏菲亚·德古姆了解情况。成千上万的女人都有跟她类似的情况。她以相当于22美分的价格从中间商那里买来竹子。每天，她都得把做成的竹凳卖给那个中间商来抵债。如果干得比较顺利，她一天只能有2美分的收入。她不能向放债的人借钱，因为利息太高。她自己和她的孩子们要想摆脱饥饿与贫困的恶性循环是不可能的，根本不可能。她没有任何途径能弄到22美分，而这一点点钱就可以使她走上独立的道路。
那个村子里有42个人跟苏菲亚的情况一样。他们需要借的开工费用总共还不到27美元。穆罕默德·尤努斯从口袋里掏出27美元借给他们。他想劝说孟加拉国银行启动一项计划，为生活在贫困线上的人们提供贷款。可是每次得到的回答都是：“那些穷人信誉不好。”——即使事实证明他们已经偿还了那一点点贷款。
穆罕默德·尤努斯自己创办一家银行——这将给数百万生活在贫困之中的赤贫者带来新的希望和新的生活。农村银行于1983年正式开业。15年之后，它的业务已经拓展到其他国家。它的贷款额较小，但总数已超过20亿美元。若干年后，我见到了穆罕默德·尤努斯，并聆听了他在世界各国领导人论坛上发表的讲演。他很文静，不爱出头露面，但他思路敏捷，身上有一种了不起的气质。他的确是我辈中的天才。而在我眼里，他是个圣人。
这类事情说明，人类有行善的潜力，但是，在通向更有道德的未来的道路上，我们的进步幅度还不大，步子还不快，而迪努瓦的书则有助于说明其原因。真不知道我们人类还有没有时间来走完这段历程？看到人类破坏自然的速度，有头脑、有理性的人无不感到惊讶。人类正在摧毁养育了自身数百万年的自然环境。在近代，现代信仰和现代技术已经把古老的信仰和传统扫地出门了。人口的增长对土地产生越来越大的压力。有无数人，尤其在西方国家，已经或正在迅速忘却人类在世间万物中的正确地位和作用。大自然哺育和增强了我的精神。我逐渐真正地理解和尊重地球上令人着迷的各种生命形式及其相互依存关系。可是现在，大大小小的森林、草原、沼泽——所有动植物生存的自然环境——都在以惊人的速度消失。许多动植物物种也在不断消失——每一个物种都是各具特色的，都是经过千百万年缓慢进化才活到今天的。即使像北极和南极这样的野生自然环境的坚固堡垒，也有被人类糟践和破坏的迹象。
这些破坏多数是由贪婪、浪费的富裕社会造成的。无论怎么看，他们都是在从发展中国家的穷人口中夺食，以维持其荒唐的、追求物质享受的奢华的生活水准。穷国越来越穷，那里的婴儿出生率和死亡率都在大幅度上升。发展中国家正在不断沙漠化的土地上苦苦地耕种，汲取水位越来越低的地下水，而西方社会却以钢筋水泥覆盖了成千上万平方英里的良田，砍伐了成千上万平方英里的热带雨林以开辟牧场或饲料种植场，为的是使他们那里已经体重超标的公民能吃到肉食品，他们让第三世界的农民为他们种植诸如咖啡和茶叶这类经济作物，再以极低（低得不像话）的价格收购，供生存农业所使用的土地就更少了。
据我所知，有迹象表明，这样的态度正在起变化。环境保护主义者强调指出，有必要采取断然措施，以制止对自然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而这些意见已开始得到政府方面的重视。确实，20世纪80年代，环境问题已跃居许多国家政治日程的首位，其原因则是多种多样的：令人头脑清醒的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故；滴滴涕那出乎意料而且十分可怕的长期影响（它已渗透到世界生态环境之中）；对所谓温室气体累积作用与臭氧层将消失的预警。
可是，要使广大公众了解这类信息，需要很长时间。即使在西方民主政府大谈与个人自由相关的人权问题的时候，他们的公民都在不知不觉中接触到越来越多的可怕的有毒物质——来自杀虫剂、农业废弃物、垃圾堆里产生的有害物质、药品生产中的合成化学物质、抗菌素的不负责任的误用，包括在集约化饲养的动物身上的使用。（用遗传工程生产的食物所具有的严重威胁还没有袭击毫无戒心的公众。在食用其他动物——尤其是猴和猿类动物，或者把它们用作实验室的医学研究时，它们所携带的病毒和逆转录酶病毒就有跨越物种障碍侵袭人类的危险。）虽然这些科学和技术上的附带产物并非蓄意的安排，但它们却在悄悄接近人类。要使政府和工业界以及广大公众意识到这种可怕的事实，也需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改变是要花钱的。然而，真相不可避免地会透露出来，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意识到他们自身所处的危险环境。蕾切尔·卡森在写《寂静的春天》的时候，只有她一个人在大声疾呼。可是现在支持她的研究成果，惊呼危险将至的人已经越来越多。
人口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可是这个重要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却很少被人提及。保罗·埃利希的《人口炸弹》遭到了很大的冷遇。这个话题被认为是“政治上太敏感”，因为任何对家庭规模的批评都被认为是干涉个人自决权。各国宗教领袖们聚首开了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讨论我们所面临的可怕的环境问题，并一致认为，要向自己的教友发出告诫信息。可是他们的信息中没有谈到人口问题，因为他们害怕激怒一些与会代表。于是，这个最为严重的问题——我认为它和西方社会的过度消费问题同样严重——被故意忽略了。多么愚蠢啊！世界上的自然资源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而世界人口正在无情地迅速增长。因此，地球已经到了即将无法为越来越多的人口提供食物和安身之处的地步，野生自然环境和大多数其他物种都将消失，复杂的生命网和世界生态多样性将受到破坏。这样，不可避免的结果将是人类自身的灭亡。
我认为，还存在着一线希望，因为这些问题已经越来越多地引起公众的注意，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我们已经犯了，而且正在继续犯可怕的错误。这种认识是能够最终实现重大变化的第一步。我认为问题在于：发达国家的人已经把能过上高水平的生活看成他们的权利。我认为，而且我历来认为，我的儿童时代是非常幸运的。我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长起来的。豪华生活被现在西方中产阶级人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而在我小的时候却简直不可思议——除非是到开了天价的黑市上去。我懂得食物、衣服和住房以及生活本身的价值。我与同龄人一起进入了战后时代，而那时候，自立是一种必要的素质。我们当时并不认为有一辆自行车、一台电视机或者一台洗衣机等等是我们的权利；这些都是要攒钱才能买来的东西。人们会因为拥有它们而感到自豪，因为这是他们用辛勤的汗水换来的。
当然，我知道为什么经历过战争和经济危机的人，亲手建设起美好和高水平生活的人，对于能为下一代提供他们自己所不曾有过的东西而感到自豪。我也知道为什么他们的下一代会不可避免地把这些东西当成是理所当然的。这意味着新的价值观念和新的期望也随着新的生活水平一起悄悄地进入了我们的社会。所以在西方国家，尤其是在美国，那么多年轻人追求物质的、有时甚至是贪婪和自私的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