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悲的是，许多人似乎认为科学与宗教水火不容。借助现代技术知识和现代技术手段，科学发现了地球上生命形式的形成和发展的许多方面，还发现我们这个星球只是太阳系中很小的一个部分。近来，天文学家们已经描绘出各个行星上的大气情况，还发现了许多新的太阳系；神经学家们已经知道了我们大脑工作机制方面的惊人事实；物理学家们已经把原子分割成越来越小的微小粒子；克隆羊已经获得成功；一个小型机器人已经被送上火星并在其表面行走；奇妙的计算机世界已经被打开。人类的智力达到了惊人的地步。天哪，所有这些神奇的发现导致人们相信，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宇宙中——乃至在无限和时间之中——的所有奇迹，最终都能被有限的大脑通过逻辑推理所理解。而且，在许多人看来，科学已经取代了宗教。他们认为，宇宙并不是某个难以捉摸的上帝所创造的，而是一次大爆炸所生成的。他们说，物理学、化学和进化生物学都可以揭示宇宙的起源以及地球上生命的出现和进化。相信上帝，相信人的灵魂，相信人死之后会进入另一个世界，都不过是想给我们的生命赋予含义的毫无出路、愚不可及的想法。
但这也不是所有科学家都相信的。量子物理学家们得出的结论是，不管怎么说，上帝的概念并非异想天开的结果。神经生理学家约翰·c.埃克尔斯觉得，虽然有关人类灵魂的问题超出了科学的范围，但却告诫科学家们在被问及人死后意识自我是否继续存在的问题时，不应当作出绝对否定的回答。那些研究人类大脑的科学家认为，无论他们对大脑有了多少认识，也无法完全理解这个异乎寻常的结构——因为他们认为它的整体毕竟大于部分相加之和。宇宙大爆炸理论是又一个例子，它说明人类大脑具有不可思议、令人生畏的能力，能认识似乎无法知晓的最初的时间。也就是我们所认识的时间，或者我们认为我们所认识的时间。可是，时间之前呢？空间之外呢？我清楚地记得小时候这些问题曾使我浮想联翩。
我躺着，望着渐渐黑下来的天空。我想，如果我们人类最终失去了所有的神秘感和畏惧感，如果我们的左侧大脑完全主宰了右侧，致使逻辑思维和推理完全取代直觉，把我们与我们最里层的、内心和灵魂深处的东西隔绝开来，那将是多么可悲的事情。我看见星星在一颗颗地出现，先是那些最明亮的，继而，随着日光逐渐黯淡，星星也越来越多，最后，整个天幕上都布满了明亮闪烁的光点。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被认为是我们这个时代无可争议的、最伟大的科学家和思想家之一。他对生命就一直持一种神秘的看法，并且说，他在不断更新这个看法，所根据的是他在注视星星时产生的神奇和卑微的感觉。
至少从尼安德特人的时候起，也许还要早些，世界各地的人们就开始有了神的崇拜。宗教、精神方面的信仰就成了人类最强烈、最持久的信念之一，有时候甚至为此而忍受大约半个世纪的残酷迫害。我童年的时候，伟大的基督教先烈所忍受的磨难就常常萦绕在我的脑海。世界上许多地方的土著人至今仍保留着他们对造物主、对大神的信念，继续秘密地信自己的教，尽管被发现后就要受到重罚的危险。在东欧共产党当权45年后，人们对上帝的信仰依然幸存。
我继续躺着，仰望繁星点点的夜空，还不想回到屋里去。我想到了最近6个星期旅行时遇到的一位年轻人。他是利用假期打工，在得克萨斯州达拉斯我下榻的那家饭店当服务员。那天晚上有漫步音乐会，我走过去，看见那些身穿漂亮长裙晚礼服的年轻姑娘们，陪同她们的人也都穿着晚礼服。她们看来非常高兴，无忧无虑。生活对她们来说才刚刚开始。我站在那里，想到了未来——她们的、我的，还有世界的未来——这时我听到了另一个声音：
“对不起，博士——请问您是简·古道尔吗？”那位服务员很年轻，充满活力的样子。但他似乎有些担心，部分原因是他觉得不应当打扰我，还有部分原因也看得出来，是他有心事。他有个问题要问我。所以我们就走到一处楼梯旁边，离开一群群衣着华丽的人和一对对手拉手的人。我们谈到了上帝和世界的创造。
他看过我的所有纪录影片，也读过我的书。他简直入了迷，觉得我所做的事太伟大了。可是我却谈到了进化。我信仰宗教吗？我相信上帝吗？如果是这样，那怎么能和进化论一致呢？我们当真是黑猩猩变过来的吗？所有这些问题都问得直截了当，表现出真诚与关切。
于是我尽量如实地加以回答，对我自己的信念加以解释。我告诉他，没有人认为人类是从黑猩猩变来的。我解释说我的确相信达尔文的进化论，我讲了在奥杜瓦伊峡谷的事情，说了我把一块业已灭绝的动物化石拿在手中时的心情。我还告诉他，我在博物馆里追寻了进化的各个阶段，比如说马经过千万年的进化，从最初只有兔子大小的形体逐步变大，变得越来越适应它的生存环境，最后变成了现代的马。我告诉他，我相信几百万年前有一种原始的、像猿猴又像人的动物。它的一个分支后来变成了黑猩猩，而另外一个分支则变成了人类。
“可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不信仰上帝。”我说道。我跟他谈了我本人的信仰和我们家人的信仰。我谈了外祖父是怎样当上基督教公理会牧师的。我说我历来认为，上帝在七天里创造世界的说法，很可能是解释进化过程而采用的比喻。如果是那样，那么每一天就相当于几百万年。
“这时候，也许上帝发现有一种动物的发展已经符合了他的目的。智人具有大脑，心智和潜力。”我说道，“也许那时候上帝就把精神吹进了第一个男人和第一个女人的头脑，把圣灵注入到他们的身体里。”
那个服务员的忧虑似乎大大减轻了。“是啊，我明白了。”他说道。“可能是这样。这似乎有点道理。”
最后我告诉他，我们人类怎么成为现在这个样子，是进化也好或者是创造也好，这个问题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而且特别重要）我们未来的发展。我们是不是继续去毁坏上帝的创造，继续互相拼杀，继续伤害这个星球上的其他生物？我们是不是应该找到一些办法，以便我们相互之间以及与自然界之间能够比较和谐地生活在一起？我对他说，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它关系到人类的未来，从个人来说，也关系到他自己。他应当自己作出决定。我们告别的时候，他的眼睛明亮而有神，那些困惑已一扫而光，他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在贡贝的大湖畔，我想到在遥远的得克萨斯州的这次短暂相遇，不禁笑起来。我想那是非常有用的半个小时。
起风了，吹来阵阵寒意。我从群星灿烂的户外走进屋子。上床后我没有马上入睡，脑子里仍然装满了白天所发生的事情。我躺在那里似睡非睡，思绪反复不断。为了让思绪平静下来，我又假定自己进了森林。可是那一幅幅画面仍然不由自主地在头脑里浮现。我看见外婆坐在白桦山庄花园里的凳子上喝咖啡，还是格拉布小时候我见到她的模样。接着是埃里克舅舅最后一次心脏病发作之后的模样，他躺在离我家不远的一个养老院的床上，人老了，似乎人也缩了起来。他之所以被送到那里，是因为万妮和奥莉两个人弄不动他。我记得在他临终的那天晚上，我听见了猫头鹰恐怖的怪叫声，它是在召唤死者的亡灵。这件事我当时没有说，因为在伯恩茅斯已经至少有15年没有听见猫头鹰叫了。过了几个月，我跟万妮谈起这件事情，她似乎很吃惊，因为她当时也听见了。我想到了奥德丽。她是带着我们家的名叫“西达”的狗去散步的时候把头盖骨摔裂的。她康复之后又活了一年多。有一天晚上，万妮端了一杯茶进到奥德丽的房间，她告诉万妮说，“西达”以前从来不到房间，那天却坐在她床边上，久久地看着她。后来万妮又朝她房间里看过一次，发现“西达”还在里面。第二天上午，奥德丽再也没有起来——她与世长辞了。我想到了“西达”临死前的一段时间，我们都希望它会好起来，可是那只是我们一厢情愿。我也想到了我儿时的伙伴“拉斯蒂”的死，还有我在达累斯萨拉姆养的宠猫“金吉尔”、“巴金斯”、“里帕尔”和“斯皮德”。失去它们对我来说也是很痛苦的。后来我又想到了“弗洛”，想到我坐在溪流边她的遗体旁的情景，想到了她生前的所作所为，想到了我从她那里学来的东西。接着，我想到了德里克栩栩如生的模样，想到他吃力地爬上山，到喂食站去，因为他非常想看看黑猩猩。我发现自己哭了，而且哭了很久，哭出了自己一年来的怨恨和悲伤——还有自怜。哭着哭着我就睡着了。泪水有时具有很强的愈合力。醒来之后我明白了，对德里克的死，我会永远感到悲伤，而且也总能抑制自己的悲伤。森林和森林中存在的并非虚幻的精神力量一直给我以“传达理解的宁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