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名迎回的人质都没有受到伤害——我说的是身体上。但他们精神上受到的折磨却是可怕的。他们每天都被告知这样的话：“你们的朋友会用钱把你们赎出去的，你们不要失望，不然我们早把你们都杀了。”我想他们永远也摆脱不了那段经历在他们心理上所造成的创伤。他们肯定无法摆脱那个记忆，在他们生病、感到孤独或者伤心的时候，随时都会从他们的潜意识中像噩梦一样浮现到他们的脑海里来。
发生那次事件之后的几个月里，贡贝被认为是一个“敏感”地区，我们每次前往都要获得政府方面的特别许可。没有德里克，没有他在政府中所享有的崇高威信，那次绑架事件就可能导致贡贝地区黑猩猩考察工作的结束。靠我一个人是无论如何也应付不了那么多问题的。研究中心和国家公园的行政工作，他都可以帮得上忙。更为重要的是，他帮助重组了在坦桑尼亚的野外考察人员队伍，鼓励他们更加认真负责地把日常考察工作组织好。此外，我们在达累斯萨拉姆还可以通过无线电联系了解现场的工作情况。我尽量想把绑架事件造成的不快忘掉。
等我1975年10月到美国的时候，我发现那次事件还远远没有结束。我在斯坦福大学除春季有两个星期的讲学外，整个秋季都在那里。我们原来以为那笔赎金是学生被释放之前募集的，后来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实际上，募集赎金的工作依然在进行。我尽己所能捐了些钱，但数额不大。接着所发生的事情对我来说就是一场不可思议的噩梦。
当时，谣言四起。两个星期后，有人提出我应当离开斯坦福。有人对我说，“在事情平息之前”，我最好还是去避避风头。大多数谣言是有关德里克的。他的确曾经希望不交赎金就能使学生安全获释——因为他想在这种问题上开个先例。那种认为他让学生死掉的看法是荒谬的。他去参加谈判，希望他在皇家特种航空队的朋友帮点忙。此外还有人说我不负责任，说那天晚上我为什么不挺身而出换回学生？我直到学生被绑架后才知道情况，可是这一事实他们根本就听不进去。
这样的谣言在美国不少地方大行其道。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如果我听从有些人的建议，当时就离开斯坦福大学，那我也许就永远不能再踏上美国的土地了。我租了一套房子，不久万妮和格拉布就过来了。最后德里克也过来了。于是我就着手辟谣。在那年秋天的几个星期中，我所作的努力使我进一步体会到《圣经》上所说的“束好腰带”的含义。我一次次地作好了准备，去找那些设法躲避我的人。有时候这意味着用周末时间乘飞机去找，这笔费用是我承担不起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从我的角度来解释所发生的事情。万妮像以往一样，给了我极大的力量。我们在一起商量对策，常常谈到深夜。而这时候，白天在大学园区一所小学里学习的格拉布已经平静地进入了梦乡。我睡在床上，辗转反侧想尽快入睡，外婆的字条给了我很大的宽慰：“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当然是这样。
所发生的这些事使我情绪低落，同时也使我感到大惑不解。后来有个人来采访我，他近期调查了在世界各地发生的12桩重大绑架案件，其中包括轰动世界的帕蒂·赫斯特绑架案。在采访即将结束的时候，他对我说了一番话，的确使我终生难忘。“简，我知道你觉得你的处境很不公平，感到震惊。遗憾的是，在我所调查的这几个案件中，一大笔赎金被交付之后，就出现了关系的破裂。友谊和信任变成了敌意和怨恨。一无例外。”
这是对人性所作的可怕的评论。在别人有痛苦和困难的时候，乘人之危，友情变成了敌意和怨恨。尽管这几个难熬的星期终于过去了，但我也被弄得焦头烂额，疲惫不堪——不过，至少大多数谣言已经偃旗息鼓。这也标志着我在斯坦福大学任教的结束：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
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而且我很少去回想。我在这里提及它，主要是因为它在当时对我的冲击太大，同时也因为它在人性方面给我上了深刻的一课。有许多人我原先一直认为是好朋友，可是他们只是一些不能共患难的朋友。我也明白了谁是真正的朋友。是他们给了我宝贵的支持！我以前的一些学生，从老远的地方赶来陪伴我，给了我极大的鼓舞。毫无疑问，我变得更加坚强，更加自信。这一系列的体验都是前所未有的，但也显得莫名其妙，极具挑战意味。记得我当时曾祈祷上帝给我力量，让我去做我不得不做的事情。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战胜挑战增强了我对上帝的信念。
绑架事件之后，在贡贝就没有博士研究生了。我们的主要资金来源已经无法继续支持这项研究——这本身也是一个挑战。有两位了不起的朋友想提供资助，一位是拉涅里·迪·桑·福斯蒂诺亲王，另一位是他的妻子吉纳维芙（吉尼）。拉涅里认为我应当能建立起自己的基金，这样我就不必完全依靠别人的捐赠。于是，他着手争取为一个以我的名字命名的非盈利性研究机构的合法地位。遗憾的是，这件事情还没有办成，他就与世长辞了。他的妻子吉尼继续做文字材料方面的准备工作。简·古道尔研究所于1976年成立。在此后的多年中，许多热心支持、富有才华、有献身精神的人都愿意成为董事会的成员，愿意帮助确保贡贝黑猩猩有个良好的未来，也愿意帮助我们扩大研究计划。所以，尽管有绑架事件以及其后的一段混乱，在贡贝的研究仍然得以继续，不过其方式与以前略有不同：信息的采集不再仅仅依靠学生，而是越来越多地依靠由熟练的坦桑尼亚人组成的野外工作队，其成员都是从国家公园附近村庄里招聘的。后来还将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外国研究工作者加入他们的行列，其中包括一位坦桑尼亚的博士。
可是，在绑架事件发生后的一两年里，在贡贝那边一个外国学生也没有了。那次事件后的几个月里，就连我自己要去，每次最多也只有一两天时间。渐渐地，随着情况有所缓和，我也能获准呆一两个星期了。只要一去，我就觉得似乎回到了从前，因为在那个湖畔有我自己的房子，我可以再次跟踪我想跟踪的黑猩猩，而且不必担心这样会使某个学生感到不快或者会干扰他们的研究。绑架事件发生的3年之后，有一次我坐在湖边看着绚丽的日落，陷入了沉思。天空呈现鸭蛋青色。大湖远处的丘陵上方，是千姿百态的火烧云。这一景象显得如此恬静。然而在这平静的、波澜不惊的大湖西面，也就是扎伊尔的东部，以及再向北的布隆迪，却没有丝毫的平静——那里充满了恐惧、仇恨和暴力。那里的扎伊尔村民不断受到来自搞绑架的那个叛乱组织的其他小分队的威胁。就在我看日落的前一天晚上，我还从望远镜里看见那里火光冲天——是村民的小屋遭到焚烧，那是叛乱分子对他们的惩罚，因为他们没有提供他们索要的粮食。显然，这样的事是司空见惯的。偶尔也有满载悲伤不已、饥肠辘辘的难民的独木舟划到贡贝的湖岸边来。
回想起来，扎伊尔也真是多灾多难。1960年，我跟万妮刚刚到基戈马，就遇上了从当时的比属刚果来的难民潮。他们是从赶走殖民者的革命中逃出刚果的比利时难民。那次革命导致蒙博托总统独裁统治下的扎伊尔的诞生。从湖上逃难来的比利时人成百上千。他们之中有的人受了伤，许多人两手空空，被暂时安置在基戈马港口的一座大仓库里。万妮和我暂时克服困难，帮助基戈马人为那些难民准备食物。我还记得自己当时参加了一个小组，大家做了两千份三明治，用湿布把它们包起来，分装在大大小小的白铁皮箱子里，然后分发给难民。万妮和我前往贡贝的行程被耽搁了个把星期，直到当局认为事态已经恢复平静后才成行。
除了开头的那段风波，以后一直比较平静。虽然1961年11月坦噶尼喀独立，英国当局那时通知我离开基戈马，以防暴乱，但是，那里的人们相当平静。在当时发现黑猩猩的21个非洲国家中，路易斯·利基无意中选择了一个政治上最稳定的；我在坦桑尼亚的40年中，那里就从来没有发生过暴乱或者叛乱，而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坦桑尼亚的缔造者、国父朱利叶斯·尼雷尔。贡贝离北面的布隆迪不过22英里，我们隔一段时间就听说那个小国家局势紧张，图西族人和胡图族人大火并，每次都有成千上万无辜的男人、女人和儿童惨遭杀戮。
1972年，这种由来已久、不断发生的冲突变成了大规模的屠杀。碰上刮北风，我们就能听见枪声。我们甚至制订出局势恶化如何躲进山里的应急计划。操法语的非洲人沿湖岸南下明显增加，除此而外，我们觉得似乎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我坐在湖畔，观看落日渐渐西沉到宁静的远山背后，心里想着那些暴乱冲突。就在我观看日落的时候，远山那边的人们仍然在东躲西藏，为自己的身家性命而担忧，想方设法要逃脱给他们造成灾难的那些人的魔掌。我心里在想，尽管我们人类有无与伦比的智慧，有远大崇高的抱负，可是我们的攻击性行为在许多方面与黑猩猩相比不只是类似——而是有过之无不及。因为人类有能力超越他们的卑劣本能，而黑猩猩也许就做不到这一点。我想，在贡贝的研究逐步揭示了黑猩猩本性中的阴暗面，也使我对人类如何行为及其原因有了新的认识。
朱利叶斯·尼雷尔（juliusnyerere，1922—1999），坦桑尼亚首任总统、泛非主义的坚定信仰者、非洲统一组织主要领导人之一。1985年辞去总统职务，1999年因白血病逝世。——译者
“束好腰带”（girduptheloins），圣经成语。源自《彼得前书》第1章第13节。后来西方人用该成语比喻“做好行动准备”，与汉语成语“严阵以待”意近。——译者
帕蒂·赫斯特（pattyhearst，1954—），报业巨子威廉·伦道夫·赫斯特的孙女。19岁时（1974）被激进恐怖组织绑架，被绑期间与绑架者合作抢劫银行。1975年9月被联邦调查局逮捕，被判7年徒刑。1979年卡特总统为其减刑，坐牢仅22个月后便获释。——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