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我的世界被搅得天翻地覆的时候，我遇上了德里克·布赖森——在此后的几年当中，他成了我在爱情和事业上的新伙伴。他是坦桑尼亚国家公园的主任、达累斯萨拉姆的议会议员。他对自己所入籍的国家非常热爱，也非常忠诚，多年来一直是黑非洲自由选举中的唯一白人议员。要不是结识了他，我相信我们的研究工作就会因1975年5月在贡贝发生的那起绑架事件而夭折。他性格刚毅，他的诚实近乎残酷无情，但却具有令人捧腹的幽默感。他还是个理想主义者，具有为取得积极成果而工作的毅力和精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是英国皇家空军的战斗机飞行员，可是参战才一两个月他的飞机就被击落了。飞机坠毁时，他的脊柱受到严重损伤，医生说他一辈子也不能走路了。他当时才19岁。他决心证明医生的预言不对，硬是凭自己的意志，借助一根拐杖学着走步。他只有一条腿有力气向前迈步，另一条腿要靠大腿根用力才能向前挪。他还学会了开车，不过他要搬动左腿才能使脚从离合器踏板上移动到刹车踏板上。
能够行走之后，德里克到剑桥大学去学习，后来获得农业学士学位。他没有接受在英国的一份“舒适安逸地坐在扶手椅里享受”的农业工作。他告诉我那是一份“适合残疾人”的工作。他去了肯尼亚，在那里干了两年农活。后来他向英国政府申请并获得了乞力马扎罗山脚下的一个小麦种植农场。他在那儿工作了两年之后，结识了富有魅力的政治领袖朱利叶斯·尼雷尔，此后便投身于争取坦桑尼亚独立的斗争之中。他的后半生一直是坦桑尼亚政治生活中的主要人物，在内阁中任过多种要职，包括农业部长和卫生部长。
在我结识他之前不久，他刚刚被尼雷尔总统任命为国家公园的主任。他定期到各个国家公园视察，有时候，格拉布和我还一起坐上他那架塞斯纳公司生产的四座小飞机。有一回我们坐他的飞机一起旅行，差点把命都丢了——不知怎么的，也许是一种世事无定的感觉导致了我们的结合。在飞行了将近1个小时之后，仪表板下面突然冒出一缕轻烟，就像从烟灰缸里没有完全掐灭的烟头上冒出的烟一样。当时我们正处于飞往鲁阿哈国家公园的途中，还要飞45分钟才能到达。我们的下方是延绵起伏、林木覆盖的山石地。德里克检查了仪表，除了有这点烟，一切似乎都很正常。除了这点烟！显然，谢天谢地，最好还是不要有烟。然而，当时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只能听天由命，祈祷上苍保佑了。我们都想对这点烟不予理会，可是我发现自己的眼睛总也离不开那一丝青烟。所幸的是，它没有冒火，可是那45分钟真长得太难熬了。
我们终于飞临国家公园上方。护林人的营地和供来客居住的招待所已经进入我们的视线，我们看见鲁阿哈河畔灌木丛中的简易跑道。仪表板下还没有冒火。就在我们准备着陆的时候，有一群长颈鹿突然从跑道上横穿而过。我们的飞行员将机头拉起。然而就在这时候，他却失去了勇气。经过长时间的带烟飞行，这最后一分钟的耽搁使他慌了手脚。他不是让飞机盘旋飞行后再次对准跑道着陆，而是让它在河边的灌木丛中进行紧急迫降。我正忙着给格拉布系上安全带，却听见德里克说：“你不是想在这个地方降落吧？不行！”最后那个词简直是大声喊出来的。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飞机以比正常降落快出一倍的速度触及地面。承蒙上帝的恩宠，一只机翼撞在一棵树上，飞机横向滑行，否则直冲向前，极有可能起火燃烧。飞机完全失控，在灌木丛中磕磕碰碰地向前冲，很久很久才停下来。
飞行员打开他一侧的机门，大声说道：“快下去，飞机就要起火了！”说着他连发动机都没关，就抛开乘客独自离开了飞机。
“快下去，格拉布！”我对他说道。“跟着那个人！”格拉布机灵极了，完全按照我说的去做。跑出一段距离之后，他还转过身来看着我们。
德里克跳不下去。他那一侧的机门只能打开一条缝。那边飞机轮子变了形，机身整个倾斜，另一侧机翼高高翘起，堆放在后面的行李全都倒在前排座位的后面，所以他的座位无法向后推，身体自然也就无法移动了。我拼命把行李向外扔。
“是你的钱包丢了，还是怎么的？”德里克嘴角挂着调皮的微笑。我瞪了他一眼。“别担心，它现在起不了火。”他想让我放心。到这时候了还有那种绝妙的、淡淡的英国式幽默感。
等德里克爬出座位，从另一侧的门爬下飞机的时候，国家公园的工作人员也赶到了。见我们都还活着，而且没有受伤，他们都松了一口气。他们都看见飞机下落的情景，以为我们都完了。我们得决定是等他们把兰德越野车开过来，还是冒险涉水过河。那辆车停在上游那只人工摆渡船旁边，要等半个小时才能到。而鲁阿哈河里经常能看见体型硕大的鳄鱼。是格拉布为我们下了决心：如果在飞机坠落的时候，是上帝救了我们，那么他肯定不会让我们败给鳄鱼吧？我同意他所说的。我们总算脱了险，而这时我才感到两腿发软，口渴难当。我们过河的时候没有碰上鳄鱼，这也许是天佑，但也可能是由于护林人在我们四周把水拍击得哗哗直响的原因。
到了招待所，我们换上干衣服，休息放松一下。现在已经脱险，我们意识到自己很幸运，开始回味刚才所受的一番惊吓。在和德里克、格拉布坐着喝咖啡的时候，我想到了坠落时的情景。在飞机撞击地面，然后在灌木丛中向前乱冲的时候，我心想这下是必死无疑了。记得当时我心里在想：“这架飞机会撞得粉碎，起火燃烧的。”在整个过程当中，我根本没有感到恐惧。一丝一毫都没有。我想自己大脑里的反射功能已经麻木。我只是暗暗对自己说：“此乃天意！”我们经常听人说，在面临死亡的时候，自己一生中的许多场景都会生动地在脑海中闪现。可是在我身上却没有出现这种情况。这实在有点遗憾。
黄昏时分凉爽宜人。我们驱车进入国家公园。我们发现一小群象在饮水。西下的太阳给蓝桉树抹上一层橙红色。在死里逃生之后的幸福时光里，我们觉得非洲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美丽。德里克向我求婚的时候，我答应了。
我们结婚之后，我依然住在贡贝，当研究中心主任。到1975年，来贡贝的学生有时多达20名，有的研究黑猩猩，有的研究狒狒。我们那里还有来自美国和欧洲不少大学的研究生，他们的学科领域很广，主要是人类学、人种学和心理学。学生们住的是覆盖着草的铝框架结构的房子，都隐蔽在营地附近的森林里。他们全都到湖边上一座大房子里来用餐，我和格拉布经常和他们在一起吃。德里克继续生活在达累斯萨拉姆，但在对国家公园进行例行视察的时候，他也经常到贡贝来。在办研究中心方面，他对我的帮助非常大。
5月份的一个夜晚，突然发生一桩恐怖事件。有40名武装分子乘一艘小船从扎伊尔（现今的刚果）越过坦噶尼喀湖，袭击了我们的营地。公园管理员伊塔·洛哈伊听见叫喊声，就起床看看是怎么回事。他们把她抓住，用一支步枪顶着她的脑袋，命令她把他们带到学生住的地方去。她拒绝了。也算是伊塔的运气，袭击者发现了4名学生。这个数字是他们在湖对岸所预料到的——两间小屋，每间屋里有两张床。他们把伊塔押到湖边放了。看见几个受害者的手被紧紧地反绑着，她非常害怕，赶紧去找坦桑尼亚学生阿迪·利亚鲁。他们脱掉白色的睡衣，潜入夜色之中，赶紧去通知其他学生。我的房子在湖边上比较远的地方，等那艘小船走了之后，我才听说遭袭击了。等确信袭击者已经离开，大家才惊魂不定地集中在一起，讨论该怎么办。失踪的4名学生中，有3名美国人和1名荷兰人。有人报告说湖面上传来4声枪响，我们担心被绑架去的人已经遭到杀害。过了几个星期，我们才得知他们的确切遭遇。
所有非坦桑尼亚人都必须离开贡贝，我们搬到了达累斯萨拉姆，挤进德里克那间供客人居住的小房子里等候消息。那段时间真有如一场噩梦。两个星期之后，我们听说绑架者把其中一名学生送到基戈马，并索要一笔赎金，我们的心里才像一块石头落了地。至少我们知道其他3个人都还活着。绑架者提出的要求极其过分，不仅索要一大笔赎金，而且还提出向他们运送武器，此外还向坦桑尼亚政府提出了一些要求。德里克知道其中一些要求政府是不能答应或者不会答应的。后来，叛乱分子派两名代表到达累斯萨拉姆，与美国和荷兰的大使馆谈判。谈判似乎无休止地拖着，搞得各方面的关系都非常紧张。这是一段非常痛苦的时间，我真不愿意去回想。我们在达累斯萨拉姆，是在惶惶不安地等待，而被绑架的受害者想必是度日如年了。他们在翘首企盼，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得救，心想他们被从贡贝的乐土上劫持出来，可能就这样死在对岸的森林里。
那笔赎金最后还是支付了。现在已经弄清楚了：那笔钱给了洛朗·卡比拉领导的革命运动。这就是20年之后击败蒙博托、控制扎伊尔并将国名改为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卡比拉。赎金于夜间在湖畔支付之后，叛乱分子违背了部分协议——他们只释放了3个人质中的2个年轻女子。我当时深感失望，心想叛乱分子肯定会杀掉第3个人质以示警告。来自美国的那个权力很大的谈判小组已经回国。谢天谢地，也不知道为什么，过了一两个星期，叛乱分子决定作出让步，从湖上把那个人质送回了基戈马。我们的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