露丝的父母决定把她的遗体安葬在贡贝，安葬在她生前所热爱的这片丘陵上。他们乘飞机前来参加了一个简单的葬礼。他们说，尽管他们非常悲痛，但能看一眼露丝所热爱的这块土地，就心满意足了。她找到了自己的最终归宿，我也感到高兴。此后，我总觉得她还活着，悄然无声地在那片森林里。我常常听她说，她在那片森林里度过了一生中非常开心的时光。
露丝遇难的时候，格拉布才1岁半。他跟雨果和我在这里呆着的几个星期里，很快就喜欢上了露丝。尽管我们从来没有把露丝的死因向他作过任何解释，他显然已经以小孩子特有的方式明白了所发生的事情。有一次我和格拉布在闲暇中翻阅一本相册，我们突然发现一张露丝跟他在花园里玩的照片。他指着照片说了声“露丝！”接着又很难过地说：“露丝摔烂了。”
露丝出事之后，我们决定每个单独外出的学生，都要有当地一名坦桑尼亚人陪同。解剖露丝遗体的医生告诉我们，露丝死时没有痛苦，因为是当场死亡。可是在搜寻露丝的那5天当中，我们都很难受，以为她痛苦地躺在那里，叫天不应，叫地不灵。如果她不是一个人外出，陪她出去的人至少可以回来报告她的位置。我们的考察队又吸纳了希拉利·马塔马、埃斯洛姆·姆庞戈、哈米西·姆科诺、亚哈亚·阿拉马西以及其他几个人。事实很快就证明，从这个国家公园附近的小村庄里聘用的这些人，都是一流的野外考察队员。我们花了大量时间对他们进行培训，他们很快就成了我们考察队里不可缺少的人物。
遗憾的是，虽然我认为我对儿子尽了相当大的责任，但是，我和丈夫雨果的关系却开始出现裂痕。由于他一直在西非拍摄影片，而我在美国讲学，我们分居的时间多了。此外，我们之间还有一些相互不能兼容的东西。当然，我们在婚前就知道双方在对许多事情的看法上有分歧——可是我们也像大多数年轻人一样，相信自己所选择的配偶会有变化。然而，这样的奇迹没有出现。随之而来的是越来越厉害的斗嘴和争吵。1974年，我们决定分手。雨果和我还保持朋友关系，可是这是件很痛苦的事情，对格拉布来说尤其如此，因为他爱着我们两个人。
正是在这段非常痛苦的时期，我去巴黎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的关于反对侵略的会议，并趁此机会游览了巴黎圣母院。自从读了维克多·雨果的《巴黎圣母院》之后，我就期盼着有一天能到那座闻名遐迩的大教堂里去看一看。我没有预料到那次游览会对我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正如我在本书前言里所谈的，我体验到一种如痴如醉的状态，至少我看是这样。那一次游览复活了我对哲学和人生含义的深深思考。宇宙之中有没有什么指导力量，或者万物的造物主，乃至生命的创造者？在地球上的生命有没有什么目的？如果有，那我们人类在整个的大画面上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尤其是我自己，扮演的是什么角色？
在我看来，对于我们在地球上的存在，似乎只有两种解释方式：要么同意麦克白斯所说的，生命不过是由“白痴讲述的故事”，生命形式的出现是无目的的，包括被我们称为“智人”的“进化论的傻瓜”——精明、贪婪、自私，并且很不幸地带有破坏性的人类；或者像德日进所说的，“宇宙中正孕育着变化，很像妊娠和分娩”。换言之，所有这一切都是有计划、有目的的。
在由婚变带来痛苦的那段日子里，我想到了这些终极的问题，我意识到在森林中的经历以及对黑猩猩的理解，使我能从新的视角来看待世界。我深信有一种伟大精神力量的存在，我们把它称为上帝、真主或者婆罗贺摩，不过我也深知自己有限的大脑是永远无法想象出它的形态和特性的。即便没有上帝一说，即便没有灵魂一说，有一点仍然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进化在千百万年的活动过程中造就了一种了不起的动物——人类。与我们在生物学上关系最近的黑猩猩可能也是这样造就的，然而又是那样的不同。我们对黑猩猩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准确地说出他们与我们的相同之处，以及我们之间最大不同的方式。毋庸讳言，并非只有我们才具有人格个性、推理能力、爱他主义、喜怒哀乐的情感，也并非只有我们才能够体验心理和身体上的痛苦。可是自从两百万年前人类第一次从类人猿的行列中脱颖而出，我们在智能方面的复杂性就有了极其巨大的发展。我们人类，而且只有我们人类，才有了高度发达的口头语言表达能力。在进化史上第一次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一个物种能把那些并不直接在眼前的事物告诉它的下一代，把过去成功——以及失败——中获得的智慧传给下一代，为遥远的未来制订计划，就一些思想进行讨论，使之有所发展，经过群体的智慧，有时候会发展到无法辨认的地步。
有了言语，我们就可以问我们是谁、为什么在这儿之类的问题，而其他动物就无法做到。毫无疑问，这种高度发达的智能意味着我们对这个星球上的其他生命形式负有一种责任——它们的继续生存受到了我们人类肆无忌惮的行为的威胁——而这与我们是否相信上帝是毫无关系的。的确，那些认为没有上帝，但认为我们是这个世界上进化的偶然产物的人们在环保责任方面也许更加积极——因为如果没有上帝，那显然就完全靠我们人类自己来纠正所发生的错误。我曾经遇到过一些对上帝笃信不疑的人，他们完全推卸了作为人类所应该具有的责任心，认为世间万物都安全地“掌握在上帝手中”。我小时候就受到过这样的教诲：“上帝只助佑自助者。”我们都应当负起责任，发挥作用，为这个被我们以多种方式亵渎了的星球进行清洁和治疗。
我认为，也许是我在巴黎圣母院得到的体验在召唤我去采取行动。我觉得自己虽是凡人，但却听见了上帝的声音——虽然我当时并没有这样想。我没有听见任何话语，只是听见了一种声音。无论有没有话语，那样的体验却是强有力的。它使我回到了自己所出生的那个世界，一个充满各种问题的20世纪。它使我意识到，我在野生状态下美丽的森林里所强烈感受到的精神力量，与我在孩提时期和特雷弗牧师相处的岁月，与我独自久久地呆在那个古代小教堂时所得到的感受，是完全一样的。现在回想起来，我在巴黎圣母院的游览是我人生道路上的里程碑。最终，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我会回想起那个光辉的时刻，那时候我将会悟出其中的话语。但是在最近的将来，这还是不可能的。在此之前所发生的各种事情，都将对我的韧性和我对上帝的信念作出前所未有的检验。
橙剂（agentorange），一种用作化学毒物武器的除草剂，因其容器的标志条纹作橙色，故名。——译者
蕾切尔·卡森（rachelcarson，1907—1964），美国女生物学家，以有关环境污染和海洋自然史方面的著述闻名。——译者
simba，东非用语，意为狮子，在此音译为“辛巴”。——译者
麦克白斯（macbeth），莎士比亚悲剧《麦克白斯》的主人公，是苏格兰大将，在野心的驱使下杀死了慈祥的国王。该剧探索了人性由善变恶的过程。——译者
德日进（pierreteilharddechardin，1881—1955），法国古生物学家、哲学家，主张进化论，曾参加对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鉴定。——译者
上帝为耶稣教所信奉的神，真主为伊斯兰教所信奉的神，婆罗贺摩为印度教所信奉的神，三者分别被各自的教派尊为造物主。——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