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终于挖到化石层的时候，我们就用猎刀慢慢挑开硬土，寻找骨骼化石。一旦有所发现，我们就用很小的鹤嘴锄完成最后的这部分工作。我们每天至少要在化石发掘现场干8个小时，上午11点的时候歇下来喝点咖啡。中午很热，我们休息3个小时，那时候我们就都到一张油布棚下面的阴凉处去，把我们挖到的东西进行编号整理。在大部分时间里，挖掘本身是非常单调乏味的，但有时候挖到一些奇特的动物化石，我们也会感到激动不已。当然，我们总希望能第一个在奥杜瓦伊峡谷发现早期人类化石。
不过，也有的时候，虽然手上抓了一块骨骼化石，但却没有意识到，等我看清了或者感觉到它的时候，我会惊讶不已。我手里拿着的这块骨头，曾经是几百万年前在这个地球上行走、睡觉、繁衍的活生生的动物身上的一部分。它曾经是个具有个性特征、有眼睛、毛发、特殊体味、声音的生灵。它究竟长得什么样子呢？它是怎样生活的呢？我第一次有这种感觉的时候，手上拿着的是一根长牙，是足迹曾经遍布平原的巨型野猪的长牙。我感到自己仿佛回到了那极其原始的时代，仿佛看见了野猪那长满鬃毛的巨大黑色身躯、炯炯的目光和寒光闪闪的獠牙。我几乎可以闻到它身上的浓烈气味，听见它磨牙的声音。有好几次，我都带着这样的遐想回到遥远的过去，我的想象中出现了由艺术家复原的那个早就从我们这个星球上消失的多彩世界。
奥杜瓦伊峡谷与我儿时在白桦山庄那片园子，跟平静的大海边那片沙石峭壁相隔十万八千里，可是那个对这种生活曾经梦寐以求的孩子，现在已经确实过上了这种生活。我那个充满善意取笑、充满爱心的家，我星期天所聆听到的特雷弗的布道，我在战后英国生活并步入青年时代的经历，造就了我的心灵，使我在奥杜瓦伊峡谷这个全新的、激动人心的世界中不断探索。把儿童时期的我和青年时期的我联系在一起的，是我的思维过程的连续性。在奥杜瓦伊峡谷度过的3个月，对我来说非常珍贵。我们被神秘的进化所包围，我无疑受到了深深的影响。我在那里的经历有助于我后来有关人类进化过程、道德的出现、人类所作所为的目的——我们的终极命运——等思想的形成。
当时对我影响最大的是路易斯·利基本人。我们在一起交谈的机会无计其数，尤其是在饭后，我们坐在非洲晴朗的星空下——明亮的星星似乎离我们很近——看着给我们带来安全感的篝火那跳动的火苗，在充满凉意的夜里感受到篝火带来的温暖，耳边不时还传来动物的叫声。我们的话题很广，有时讲故事，有时讨论当天工作中碰到的事情，有时想到什么就谈什么。记得有一天晚上路易斯谈了吉库尤人的宗教问题。他说他们的宗教仪式中有很多方面，跟《旧约》中所描述的仪式有令人难以置信的相似之处。就连祭祀用的羊和鸡的颜色和年龄都一样。他在给他兄弟的信中——他兄弟是蒙巴萨的一名主教——他就列举了这些相似之处。可是他兄弟从未给他回过信，也许因为他认为研究这样的问题不大合适。
路易斯感到不解的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认为科学和宗教是格格不入的。对于这个问题，我也感到不解。我感到惊讶的是，许多科学家是无神论者或者不可知论者。当时，量子物理学还没有进入物理学的主流思想，也没有人提出宇宙形成的大爆炸理论，但它几乎把有些宗教信仰的东西具体化了。我们所谈论的是，人类这种动物通过进化逐渐在改善自己，包括他那十分复杂的大脑以及语言的出现，而语言的出现又使人类在更大程度上依赖文化的进化。与在时间长河中身体上缓慢的进化相比较，文化上的进化往往导致急剧的变化。记得有一天晚上我们在闲谈时，我说上帝在向下界看，看到自己所创造的人间万物，对人类的进步作出评价，觉得已经到了让他的孩子们明白——真正地明白——他们是什么的时候了。他们已随时可以接受圣灵了。
路易斯认为执迷不悟是最大的罪过。我想他对自己的父亲非常热爱，可是对他那种狭隘的苏格兰长老会式的思想却痛恨不已。他讲了很多这方面的例子。有一件事涉及到一位吉库尤人的酋长。他的父亲觉得，如果能让这个酋长皈依基督教，整个部落的人都可能受他的影响。那将是一个传教士的卓越成就。经过几个月的劝说，那位酋长终于作出了决定。他表示愿意接受洗礼。路易斯的父亲喜不自胜，于是安排了一个日子，可是他突然想到了一件事情，他说：“你知道吧，成了基督徒之后，你就只能有一个妻子？”那位酋长少说有8个妻子。他的眼睛睁得老大，说这件事要容他再想一想。那个星期天，酋长依然去了小教堂。“我决定不接受洗礼了。”他说得非常坚决。“我的妻子们忠心耿耿地伺候我，她们都是我的好妻子。如果我把她们甩了，她们会没脸见人的。我原先以为你们的神是公正的，现在我不这样看了。你们的神不是我的上帝。”他说完就走了。像这样一些故事直接撕破了层层仪式的表象，撕破了我们用于包裹真理火花的包装。
路易斯很喜欢探讨我们人类的早期祖先的行为。他学会了制作石头工具，喜欢让人看他如何打造石斧、石箭矢，以及其他石器。他以前经常考虑石器时代的人如何使用这些石制工具，他们如何狩猎，他们又是生活在什么样的社会之中。他思考问题不落俗套。他强烈地意识到，要想理解人类的起源，不仅需要熟悉过去的骨骼化石和物件，还需要熟悉史前动物的后代。例如，他就对几种现代羚羊的腿部骨骼和运动方式进行过详细研究，了解了它们腿部各种骨骼构造所具备的功能。根据羚羊骨骼化石的构造，就可以把它们的运动方式复原。使人感到更加激动的是，在奥杜瓦伊峡谷突然发现了许多羚羊化石，我看着化石上那些与肌肉相连接的小小的隆起部位和肌腱凹槽，深感其中充满奥妙。
到3个月快结束、我们即将离开奥杜瓦伊峡谷的时候，路易斯开始跟我谈起他对黑猩猩、大猩猩和普通猩猩的浓厚兴趣。黑猩猩只有非洲才有，他们生活在从非洲西海岸向东一直延伸到乌干达和坦桑尼亚的热带雨林地区。他听说最近有人在基戈马发现了黑猩猩的活动。那地方在奥杜瓦伊峡谷西南方向大约600英里，是坦噶尼喀湖以东的一片崎岖多山的地区。他解释说，那东部黑猩猩或者叫长毛黑猩猩，学名叫pantroglodytesschweinfurthii。他对所有大型猿都感兴趣，因为他们是我们人类的近亲。他认为有必要理解他们在野生状态下的行为，这将有助于他更好地猜测人类石器时代祖先的行为。这也将为他揭开人类史前之谜的终身追求提供新的途径。他根据经验丰富的解剖学家绘出的复原图，对人类石器时代祖先的模样心里已经大体有谱。他们的牙齿大小和磨损程度说明了他们喜爱什么样的食物。至于在他们生活遗址所发现的石器和其他物品的用处，他能进行卓有见地的猜测。可是从化石上无法看出他们的行为。路易斯认为，今天的黑猩猩和人类的共同祖先，就是几百万年前那些像猿又像人的类人猿。所以他提出，他们今天所共有的行为，很可能体现在我们的共同祖先身上。如果这样的推测是正确的，那么早期人类的行为大概也会是这样。这样的思维推理方式，在当时是前无古人的，如今已经被广泛接受。遗传学家告诉我们，人类与黑猩猩的遗传物质，也就是dna，只有略高于1%的差别。
路易斯非常希望能对这些黑猩猩展开科学研究。他特别指出，这项工作难度很大，因为没有任何前人的成果可以借鉴；对于这样的野外作业，也没有什么指导性的原则；此外，那又是一个人迹罕至的崎岖山区。那里会有危险的动物出没，而且人们认为黑猩猩至少要比人强壮4倍。我记得当时心里还在想，这样艰巨的任务不知道他将找什么样的科学家去完成。
从奥杜瓦伊峡谷回到内罗毕之后，我继续为路易斯在博物馆工作。对于整天处于没有生命的动物包围之中，对于为了扩大科学收藏的标本品种而进行杀戮，我并不很开心。对我来说，最糟糕的就是随采集探险队去卡卡梅加森林，因为有无数动物在那里被捕捉、猎杀、剥皮后制成标本。我喜欢那儿的森林，可是我讨厌那样的标本采集。我理解那些尽心尽责的工作人员，制作一个永久性的动物标本非常重要，因为说不定哪一天，有些动物就会绝种。可是，有必要制作这么多同样种类的鸟、啮齿动物，或者蝴蝶的标本吗？看看各个自然历史博物馆的非展览室吧：那里的一只只抽屉里装满了经过充填而制作的各种鸟类、小哺乳动物和成千上万种昆虫。这是对无辜生命的令人震惊的戮杀。
当时也是我第一次卷入了爱情旋涡的时候。它具有极大的讽刺意味。因为布赖恩是个猎手——白人职业猎手——他带领那些想打猎的客户外出狩猎。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他吸引我的部分原因是他面对困境时的勇敢精神。在此前不久，他遭到一次可怕的车祸，差点儿失去了双腿。我第一次遇见他的时候，他从脚趾到腰部都上了石膏，但表现得很勇敢。他吃了许多苦头，在我跟他来往的那一年当中，他走路还是一瘸一拐的。他也有可爱和温柔的一面。他能善待所有家养动物，对饲养的野生动物也很好。他带我去过一些非常偏僻、人迹罕至、野兽出没、但景致非常优美的地方。可是，他猎杀的正是我到非洲来准备与之共处并进行研究的对象。我当时还年轻，天真地以为我可以改变他。然而这只是一厢情愿，我们之间的事情是注定成不了的。不过那段恋爱的过程还是令人激动、充满激情的。它还使我对人的——尤其是我自己的——本性有了更多的了解。
路易斯时不时地谈到黑猩猩。我多么希望自己能做一些事情，去观察研究他们而不是去杀害他们。有一天我说走了嘴：“路易斯，但愿你不要因为我想做这件事情而总是提起它。”
“简，”他目光炯炯地说，“我一直在等着你这句话。你觉得我为什么总在你面前说黑猩猩？”
我知道自己当时一定是张口结舌地看着他。他怎么可能认为我是进行这项重要研究工作的合适人选呢？我既没有受过这方面的训练，也没有文凭。可是他并不看重文凭。他告诉我，实际上他要选择的研究者应当到实地去，脑子里不要有科学理论方面的偏见。他一直在寻找一个有开阔的思路、强烈的求知欲、热爱动物、极有耐心的人。尤其重要的是，这个人要工作勤奋，能够长期远离文明，因为他认为这样的研究要花几年的时间。经他这么一说，我当然认为自己是最适合的人选！
实际上，自从我们去奥杜瓦伊峡谷之后，他就一直在仔细考察我。后来，他认定我就是他长期以来要物色的人选。他想让我在同意接受这项工作之前，意识到它的艰巨性，甚至危险性。而在他选定我之后，我就急切地希望出发。我当时有一股年轻人的热情，可是我几乎没有意识到动身之前的准备工作会有多长。路易斯得想办法弄一笔资金，还要获得一些必要的许可。
在路易斯进行这些准备工作的时候，我回到英国，为未来的任务进行充分准备。有关黑猩猩的书，只要能找到的，我都看了。关于他们在自然生活状况下的行为，书上几乎没有。1923年，亨利·w.尼森博士去过法属几内亚，对野生状态下的黑猩猩进行观察。他在野外只呆了两个半月，而且在森林里行进的时候，有许多脚力替他搬运设备。他如此兴师动众，黑猩猩见状逃之夭夭也就不足为怪了。除此而外，还有人发表了两项对非人类灵长目动物进行野外观察的材料。在这两项考察中，观察对象分别是长臂猿和红尾猴，研究者首先尽其所能地收集了有关它们行为的资料，接着杀死了他们的研究对象，为的是确定它们的年龄、性别、生殖状况，甚至它们胃里吃的东西。这又是在杀害无辜的动物。有些非常重要的信息资料，我是通过阅读两份关于对被捕捉到的黑猩猩群体行为的研究材料中获得的。沃尔夫冈·克勒和罗伯特·耶基斯都是心理学家，他们通过观察得出了关于黑猩猩智力的资料，令人大开眼界。我在伦敦动物园也对黑猩猩进行了观察——在那个装了铁栅的小小水泥笼舍里，只有两只萎靡不振的黑猩猩。我在那儿了解不到什么，而且对他们所处的境况感到震惊。我暗暗发誓，有朝一日我一定要帮助他们。
与此同时，路易斯为战胜当时的种种偏见进行了不懈的努力。谁会对一项被大多数人认定会失败的研究提供经费呢？他们说，利基肯定是大脑有问题，不然怎么会想到让一个没有受过专门训练的年轻姑娘去进行这项具有潜在危险的研究呢？这是不道德的。所幸的是，路易斯并不在乎别人持什么看法。由于坚持不懈地努力，他终于找到了一位支持者。此人便是来自伊利诺伊州的莱顿·威尔基。他的公司所生产的是各种工具，他本人对利基收藏的史前物品很有兴趣。他以前曾经向路易斯的其他项目提供过资金，这一次他也出乎意料地答应提供一些种子基金——这笔资金足以购买一条小船和一顶帐篷，支付飞机票以及维持我在野外生活6个月的费用。这件事令人激动不已，可是还有一个大障碍没有克服。当时是1960年，坦噶尼喀（它与桑给巴尔合并之后称为坦桑尼亚）还是英国的保护国，政府当局听说让一个年轻的白人女子到森林里去，感到大为震惊。可是路易斯对他们所给的否定答复并没有善罢甘休，最后还是他们作出了让步。不过有一条他们坚持没有让步，那就是，我必须带一位欧洲同伴。那么带谁呢？路易斯担心的是，带错了人会使我的成功化为泡影。这个人必须能与我较易相处，不与我争高比低，让我去进行我认为最合适的研究。还有谁会比万妮更好呢？她答应跟我一起去的时候，我真是大喜过望。
于是，万妮和我乘坐一辆超载的兰德越野车，经过充满冒险的行程，终于到达了基戈马。给我们开车的是贝尔纳·韦尔库尔，他是科里登自然历史博物馆的生物学家。他后来承认，他以为今后再也见不到我们母女俩了。经过湖上一段短暂的航行，我们就将到达那片树木丛生的小山丘。那里很快就会变成我们的家。
白人高地（whitehighlands），是肯尼亚西部于1904—1959年留给欧洲人居住的一个地区。——译者
茅茅运动（maumau），指的是20世纪50年代肯尼亚吉库尤人兴起的民族主义运动，主张以暴力推翻英国殖民统治。——译者
奥杜瓦伊峡谷（olduvaigorge），是坦桑尼亚北部考古遗址。以其出土丰富的化石和旧石器时代的石器而著称。——译者